论文标题：Does Corporate Tax Planning Affect Firm Productivity?
中文标题：企业税收筹划会影响企业生产力吗?
原文来源：Spyridon Gkikopoulos, Edward Lee, Konstantinos Stathopoulos. 2025. “Does Corporate Tax Planning Affect Firm Productivity?”. Management Science.
供稿：马雪融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文章考察了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层面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1993年至2017年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税收筹划与生产率呈正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税收筹划有助于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文章还对潜在机制进行了测试，证明在财务受限和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中，生产率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关联更为明显。文章利用新银行关系的启动和复选框法规的引入作为税收筹划变化的来源，以促进差异中的差异分析。在一系列广泛的稳健性测试中，经验证据始终保持一致。综上所述，这些结果增强了对税收筹划的经济影响的理解，并为明智的税收政策辩论提供了见解。
一、引言
文章聚焦企业税收筹划对企业层面生产率的影响。在学术领域，这一议题始终存在理论分歧：近期不同理论框架对税收筹划与生产效率的关系给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苏亚雷斯·塞拉托，2019；格洛弗、莱文，2021；雅各布，2022）。与此同时，探究税收筹划对资本、劳动力等生产投入要素影响的实证研究也结论矛盾——部分研究认为税收筹划能促进投资，另一些则指出其会抑制资源配置（苏亚雷斯·塞拉托，2019；冈瑟等，2020；德·西蒙内等，2022；格林、克尔，2022）。
值得注意的是，仅研究投资规模无法真正解答“税收筹划是否能提升生产率”这一核心问题。因为企业要实现生产率增长，绝非单纯增加投入就能达成，关键在于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力的高效配置，以及体现技术进步的投资（如知识资本积累；西弗森，2011）。因此，将研究视角从“投资规模”转向“生产率”，不仅能为理论争议提供直接实证支撑，也响应了雅各布（2022）关于深入探究企业税收筹划微观经济影响的学术呼吁。
生产率衡量的是企业将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是反映企业真实经济价值的核心指标（西弗森，2011）。长期以来，企业间持续存在的生产率差异一直备受关注，微观经济学文献指出，融资摩擦（莱文、瓦鲁萨维萨哈拉纳，2021）、信息摩擦（汉恩等，2020）和企业税收（哈珀林、斯里尼迪，1987；刘、毛，2019；格洛弗、莱文，2021；德·西蒙内等，2022）是导致企业生产率损失的三大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会造成企业内或企业间的资源错配，阻碍能提升生产率的投资活动。
其中，融资摩擦对企业的制约尤为显著。受融资摩擦影响的企业通常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外部融资成本高昂（如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莱文、瓦鲁萨维萨哈拉纳，2021）；二是外部融资规模受限（如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无形资产缺乏抵押价值，难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王，2017）。由于外部融资渠道受阻，企业不得不削减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创新支出（法扎里等，1988；王，2017；本梅莱赫等，2019），最终陷入“资金不足—投资受限—生产率下滑”的恶性循环（杜瓦尔等，2020；莱文、瓦鲁萨维萨哈拉纳，2021）。
文章提出核心观点：税收筹划能够缓解融资摩擦对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税收筹划通过增加税后现金流，为企业开辟了重要的内部融资渠道。例如，格林和克尔（2022）的研究发现，企业每增加1美元的现金节税，约有20%会投入到研发等实际经营活动中；爱德华兹等（2016）也证实，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从税收筹划中获得的实际投资收益最为显著；李等（2021）的实证结果则表明，税收筹划机会的减少会直接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
另一方面，税收筹划还能改善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吴俊伟等（2016）的研究显示，税收筹划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且这种关联在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突出；李等（2023）进一步发现，税收筹划带来的节税收益会降低权益融资成本，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权益融资。鉴于外部融资成本降低能够有效缓解融资摩擦（坎佩洛、格雷厄姆，2013；古斯塔夫森、伊利耶夫，2017），这些研究结论意味着税收筹划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本，为生产率提升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哈桑和哈比卜（2024）的研究也证实，税收筹划能增加企业的商业信用规模，且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逻辑，企业有效税率（ETR）的降低具有双重意义：其一，税收筹划能增强企业的内外部融资能力，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投资于能提升生产率的项目；其二，知识资本的抵押价值有限、收益不确定性高，受融资摩擦的影响尤为显著，其资金融通高度依赖企业税后内部资金（霍尔、勒纳，2010；王，2017）。因此，税收筹划可成为企业知识资本形成的重要内部资本市场，进而推动生产率提升。文章认为，平均而言，所有企业都会依赖内部融资开展能提升生产率的投资，但融资摩擦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对税收筹划的依赖程度。综上，文章提出核心研究假设：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
不过，学术界也存在支持二者负相关关系的理论观点。其一，信息摩擦会导致资源错配，而税收筹划会增加企业的财务和组织复杂性（巴拉吉里什南等，2019），推高市场参与者的信息获取成本，进而加剧信息摩擦，最终降低企业生产率。汉恩等（2020）和刘、张（2024）的研究已证实，财务报告质量的提升能够缓解信息摩擦，分别降低行业层面的生产率离散度和提升企业层面的生产率。
其二，格洛弗和莱文（2021）从理论上提出，税收筹划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更具备开展税收筹划的能力，这会导致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产品价格上涨；在位企业为了从价格上涨中获利，会低效地扩大生产规模，最终造成企业和整体层面的生产率下降。
其三，企业在制定优化税务的决策和提升生产效率的决策时，可能面临权衡取舍。例如，跨国企业为了税收筹划会采取集中化决策模式（毕马威，2018），但这会牺牲各子公司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哈珀林、斯里尼迪，1987）；同时，这类企业还会在低税辖区配置资本和劳动力，以此减少税务机关的审查，即便这些资源配置与最优生产效率目标并不匹配（德·西蒙内等，2022；德·西蒙内、奥尔伯特，2022）。因此，文章提出竞争性研究假设：企业税收筹划与生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为验证上述竞争性假设，文章采用1993-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在指标衡量方面，参考会计和税收领域的经典方法，采用未调整的有效税率、经行业-规模调整的有效税率并乘以-1来衡量税收筹划水平（迪伦等，2008；巴拉吉里什南等，2019；迪伦等，2022）；同时遵循生产率领域的研究规范，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企业生产过程的效率（西弗森，2011；雅各布，2021）。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采用经伊姆罗霍罗格卢和图泽尔（2014）调整后的奥利-佩克斯（1996）半参数算法，适配标准普尔数据库的相关数据。
二、研究假设
企业通过实物资本与劳动力创造产出，而生产率衡量的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效率，反映企业利用既定投入实现产出的能力。长期以来，企业间及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差异显著，例如西弗森（2011）指出，生产率处于前5%的企业，其产出是同行业后5%企业的2.55倍，即便二者投入要素相近。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技术创新是生产率的核心决定因素（霍尔等，2010；西弗森，2011）。然而，不完全资本市场中的各类摩擦会导致资源错配，扭曲企业投资决策，进而造成企业间生产效率差异，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三类摩擦：融资摩擦（莱文、瓦鲁萨维萨哈拉纳，2021）、信息摩擦（汉恩等，2020）及企业税收（哈珀林、斯里尼迪，1987；刘、毛，2019等）。之后将围绕税收筹划对这些摩擦的缓解或加剧作用，提出核心假设。
当外部融资成本高昂或规模受限时，企业会削减能提升生产率的投资，最终导致生产率下降³。因此，缓解融资摩擦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王（2017）发现，专利抵押能帮助融资约束企业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与知识资本积累；克里希南等（2015）指出，州际银行放松管制后，企业获得低成本银行融资，生产率平均提升0.6%，其中融资约束企业的提升幅度达1%。文章认为，税收筹划能为企业缓解融资摩擦、促进生产性投资提供重要契机。在税前利润既定的前提下，税负降低一方面可通过增加税后现金流强化内部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能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敞口改善融资可得性，因此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异质性，可为税收筹划影响生产效率的机制提供解释。
税收领域研究表明，税收筹划是企业内部融资的重要来源。格林和克尔（2022）发现，企业每增加1美元节税收益，约0.18美元会投入实物资本与无形资产投资；李等（2021）指出，限制专利利润转移等反避税政策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专利质量与创新生产率；爱德华兹等（2016）证实，融资约束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节省382万-515万美元，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实物资本与营运资本投资。此外，法扎里等（1988）的研究表明，外部融资渠道畅通的企业，投资决策受资本使用者成本影响；而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多受税负波动影响，因此现金节税收益可成为企业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内部资金来源。
在外部资本市场层面，税收筹划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企业以合理价格获取资金（霍尔、勒纳，2010等）。吴俊伟等（2016）实证显示，税收筹划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且这一关系在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李等（2023）进一步发现，现金有效税率每下降10个百分点，债务与权益融资成本差会缩小3.7个基点，使企业更倾向于权益融资。哈桑和哈比卜（2024）还发现，供应商更愿意为开展税收筹划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企业受益最明显，有效税率每下降14.2个百分点，企业应付账款平均增加330万-1156万美元。由此可见，有效税率降低能改善企业外部融资可得性，为生产性投资提供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下预测：第一，税收筹划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第二，融资约束企业从每1美元节税收益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更高，其生产率对税收筹划的反应更显著（即“融资约束机制”）；第三，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外部融资受限，对内部资本市场依赖度更高，税收筹划带来的税后收益能更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即“知识资本机制”）。
上述预测成立需满足两个前提假设：一是新增投资需体现技术进步以提升生产率；二是资本与劳动力总体为互补性投入要素。现实中的实证证据已验证这两点：埃尔萨欣（2020）发现，融资约束缓解能通过新增资本与信息技术投资，使企业生产率提升2.6%；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已明确假设资本与劳动力为互补要素，且已有研究均支持这一观点（埃尔萨欣，2020；格洛弗、莱文，2021等）。综上，核心假设如下：
假设1a（H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
然而，税收筹划也可能对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税收筹划可能加剧信息摩擦。市场参与者无法直接观测企业生产过程，只能通过有噪音的信息推断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低效投资与缔约决策，引发资源错配。现有研究证实，信息环境质量提升能通过缓解信息摩擦促进生产率：汉恩等（2020）发现，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能使行业生产率离散度降低8.9%；刘、张（2024）指出，SEC电子数据收集系统（EDGAR）的实施通过改善信息传播，使企业生产率提升3.5%。但巴拉吉里什南等（2019）强调，税收筹划会带来透明度下降问题——企业降低税负需构建复杂的财务与组织架构，这会增加投资者与分析师的信息获取成本，导致分析师预测误差扩大、投资者买卖价差增加，进而加剧信息摩擦，降低生产率。
其次，格洛弗和莱文（2021）的理论模型表明，税收筹划会影响企业与行业层面的产出。在该框架下，大企业更能承担税收筹划成本，相比小企业从税负降低中获得更多收益，这种竞争优势会抑制小企业进入市场，导致行业集中度提升、产品价格上涨；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企业为从高价格中获利，会低效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导致企业与整体层面的生产率分别下降4.2%和7.2%。
最后，企业在资源配置时，可能需要在税收筹划与生产效率间权衡。这一问题在跨国企业中尤为突出：跨国企业通常集中控制税务职能以优化税收筹划（毕马威，2018），但哈珀林和斯里尼迪（1987）的分析表明，集中化的转让定价决策会导致美国母公司与外国子公司间的生产要素错配；此外，跨国企业为减少税务机关审查，会在低税辖区配置资本与劳动力，即便这些配置与生产率最大化目标不一致。德·西蒙内和奥尔伯特（2022）发现，需向税务机关披露私人税务信息的跨国企业，其在低税辖区的投资对投资机会不敏感，进一步证实优化税收筹划的组织结构可能降低生产效率。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假设1b（H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在基准模型设定中，文章将企业生产率对企业税收筹划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控制企业-年度层面的混杂因素，并纳入一系列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企业指标，t代表年度指标，k代表三位标准产业分类（SIC）行业指标；TFP为企业i在第t+1年的生产率衡量指标，ETR为第t年的税收筹划衡量指标向量，X为第t年的时变因素向量。
模型（1）中的系数β1捕捉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ETR与TFP之间的关联。文章聚焦于下一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部分缓解税收筹划与生产率之间的内生性关系（高等，2016；格洛弗、莱文，2021；迪伦等，2022）。固定效应向量包含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及行业-年度固定效应，不同模型设定中固定效应的组合有所差异⁵。文章通过交替使用不同的固定效应组合，以吸收对应层面的潜在异质性。例如，在模型中纳入企业固定效应，可减少ETR捕捉同时驱动TFP的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担忧；类似地，纳入年度固定效应可排除ETR捕捉特定年度影响所有企业的宏观经济因素的顾虑。文章在企业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以生成稳健的置信区间，原因在于：（1）时间效应的纳入可吸收残差的横截面相关性；（2）核心解释变量同样在企业层面定义。因此，系数β1利用企业内跨期变异，捕捉税收筹划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联。鉴于假设H1（H1a与H1b）未预测ETR点估计值的符号，β1>0（β1<0）将为税收筹划与生产过程效率更高（更低）相关提供实证支持。
（一）因变量
与现有研究一致，文章采用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收益的综合衡量指标（伊姆罗霍罗格卢、图泽尔，2014；克里希南等，2015；刘、毛，2019）。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对数线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残差，该生产函数将企业增加值对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回归得到。采用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企业层面的估计可避免生产率聚合至行业或国家层面可能产生的偏差（西弗森，2011）；二是能够考察在可观测特征上看似相似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横截面差异（西弗森，2011）。
然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必须考虑生产过程的内生性。奥利和佩克斯（1996）指出，当前生产率水平取决于企业下一期在行业中的生存能力（选择性偏差）；此外，由于企业基于自身或行业层面的生产率先验信息做出生产决策，生产率与投入要素之间存在同时性（同时性偏差）；最后，当前生产率水平可能受同期生产率冲击影响，而此类冲击无法观测（遗漏变量偏差）。
文章采用奥利和佩克斯（1996）提出的半参数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并经伊姆罗霍罗格卢和图泽尔（2014）调整以适配标准普尔数据库数据进行估计，以此解决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估计过程中，文章还纳入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以控制影响整体生产率水平的行业层面异质性及时变异质性。
（二）自变量
税收筹划是企业为减少显性税负而开展的特定活动的结果（汉隆、海茨曼，2010）。这些活动构成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其中税收豁免和扣除代表该范围的最低界限，而复杂的避税结构代表最高界限（布卢因，2014）。现有大量税收筹划衡量指标可捕捉该范围内的各类策略，因此指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汉隆、海茨曼，2010；亨利、桑辛，2018）。
文章遵循汉隆和海茨曼（2010）的定义，将税收筹划界定为任何能减少企业现金税费支出的活动。文章的核心税收筹划衡量指标为CETR_和TA.CETR，用于捕捉企业i在第t年的现金税收筹划水平。CETR的计算方式为第t年的现金税费（txpd）除以第t年的税前净收入（pi-spi）。文章要求样本观测值满足现金税费非负且税前净收入为正的条件。与现有研究一致，文章将CETR截断在0至1之间。TA.CETR的计算方式为企业i的CETR与同资产规模五分位、同行业（基于法玛-弗伦奇48行业分类）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之间的差值。文章将CETR和TA.CETR均乘以-1，使这两个指标的数值越大，代表对应的税收筹划水平越高。
文章明确聚焦于年度税收筹划指标，但并未忽视其潜在的方法学缺陷。迪伦等（2008）认为，由于年度间波动较大，年度现金有效税率难以有效预测长期税收筹划行为。布卢因（2014）也指出，分母中纳入税前净收入可能会因盈余管理向上调整而影响实证结果的解读。最后，亨利和桑辛（2018）认为，现金有效税率会因样本选择依赖于税前净收入分布而产生截断偏差。
（三）控制变量
文章参考生产率领域的现有研究，在模型（1）中加入了影响生产率的重要时变决定因素。第一组控制变量用于代理企业刚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克里希南等，2015；雅各布，2021）：企业规模和跨国经营状态。第二组控制变量用于考量投资机会和盈利能力对生产率的影响（如涂等，2018；刘、毛，2019；金等，2021）：托宾边际q值和净经营资产收益率。第三组控制变量捕捉流程和产品创新机会（如涂等，2018）：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第四组控制变量反映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影响（如克里希南等，2015）：现金流、资本结构和怀特-吴指数。最后两个变量用于捕捉净经营亏损结转对生产率的影响：净经营亏损结转存在与否和净经营亏损结转变化。
（四）样本选择
文章从标准普尔数据库（Compustat）收集了1993-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期间始于1993年（即《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09号》（SFAS109）实施后），以避免不同企业-年度间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不一致性；样本期间止于2017年，以确保样本企业面临的联邦税制具有较高同质性，避免2018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实施带来的税制变化干扰。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期间内，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保持稳定：1993年为34%，1994-2017年为35%。文章剔除了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私营企业以及无可用股价信息的上市公司；排除了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公共管理行业的企业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因为这些企业的财务报告不具可比性，且受特殊会计和税收法规约束。文章还要求样本观测值具备正净收入（sale）以估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总资产（at）至少为100万美元，且模型（1）所需变量数据齐全。经过上述筛选后，最终样本包含46,419个企业-年度观测值（6,378家独特企业），所有观测值的TFP、ETR及控制变量均无缺失值。最后，文章对所有连续变量按年度分布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
四、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呈现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随后汇报研究假设H1的检验结论，考察生产投入要素的互补性特征；接着区分企业主动税收筹划与税制特征的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探究税收筹划与生产率关联的内在经济机制；最后探讨替代解释并开展稳健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样本企业-年度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为-0.280，标准差为0.437，表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显著——生产率最高十分位的中位数企业，产出是最低十分位中位数企业的4倍以上。
表1 描述性统计
样本期间内，企业平均有效税率为25.5%，较同期美国35%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低9.5个百分点，且长期税收筹划水平保持稳定。税收筹划机会存在明显异质性：CETR和TA.CETR的标准差分别为0.213和0.200，分位数分布显示不同企业的节税空间差异较大，该结果与现有研究一致。
企业特征方面，样本中位数企业规模较大，增加值达1.3538亿美元；平均市场价值接近重置价值的2倍，每100美元净经营资产实现26.2美元税前利润；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7%和3.5%，平均资产负债率为21.1%，36.9%的样本年度存在净经营亏损结转。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税收筹划与生产效率关系的检验结果（假设H1a与H1b）。列（1）-（5）以CETR为税收筹划指标，列（6）-（10）以TA.CETR为指标，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构。
经济显著性方面，文章基于企业内固定效应标准差测算，TFP和ETR的企业内标准差分别为0.238和0.166。列（5）结果显示，CETR每增加一个企业内标准差（即有效税率从25.5%降至8.9%），下一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42%（以企业内标准差为单位），各列经济显著性介于2.58%-5.61%之间，与刘、毛（2019）等研究的影响幅度可比。
所有回归设定中，税收筹划指标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假设H1a（税收筹划与生产率正相关），而非H1b。控制变量系数与理论预期一致：规模大、盈利性强、资本投资多的企业生产率更高，融资约束低、现金流充裕的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优。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三）投入要素的互补性检验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设资本与劳动力为互补要素，文章通过两组回归验证该假设：
资本投入检验：将因变量替换为Capital，表3面板A显示，CETR和TA.CET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0.021-0.054），表明税收筹划与资本投入正相关。
劳动力投入检验：将因变量替换为∆Labor，并纳入∆Capital作为协变量，表3面板B显示，税收筹划与劳动力投入显著正相关，且∆Capita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资本与劳动力为互补关系。
表3 投入要素的互补性检验
（四）区分税收筹划与税制特征
为排除“税制特征而非主动税收筹划”的干扰，文章利用“企业与税收筹划中介银行建立新合作关系”这一场景，开展双重差分分析。核心逻辑是：银行可通过知识传递帮助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新合作关系带来的税收筹划变异具有外生性。
事件研究结果显示（图1面板A），合作建立前，处理组（与税收筹划中介银行合作的企业）与控制组（与非税收筹划中介银行合作的企业）生产率趋势高度一致；合作建立后，处理组生产率显著提升且长期持续。
图1 新型银行关系与企业生产力
表4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所有设定下，处理组在合作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比控制组高1.8%-3.3%，经济显著性相当于企业内生产率标准差的14.06%-21.71%。块置换检验（图1面板B）显示，非参数p值为0.035，排除了序列相关导致的标准误偏误问题，证实结果源于企业主动税收筹划，而非税制特征。
表4 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五）准自然实验：“勾选框”规则的出台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文章以1997年“勾选框”（CTB）规则出台作为税收筹划机会的外生冲击——该规则原本旨在降低税务行政复杂度，却意外扩大了美国跨国企业的跨境税收筹划空间。
识别策略为：对比跨国企业（处理组，报告非零外国税前收入）与本土企业（控制组，报告零外国税前收入）在规则出台前后的生产率变化。事件研究结果（图2面板A）显示，1997年前两组生产率趋势平行，符合平行趋势假设；规则实施后，处理组生产率显著高于控制组。
表5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处理组在post-1997期间的生产率比控制组提升2.2%-3.1%，经济显著性为12.57%-17.71%。置换检验（图2面板B）的p值为0.013，验证了识别策略的有效性，排除了不可观测趋势的干扰。
（六）机制检验
1. 融资约束机制
融资约束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更依赖资金可得性，税收筹划带来的现金流对其意义更为重大。文章采用“企业规模”和“怀特-吴指数”作为融资约束衡量指标，进行分组回归。
表6面板A结果显示，税收筹划与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企业中显著更强：CETR和TA.CETR的系数在约束组分别是无约束组的3.32倍和3.10倍（基于企业规模分组），经济意义上，约束企业现金有效税率每下降17.6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提升4.15%（以标准差为单位），支持“融资约束机制”。
2. 知识资本机制
知识资本缺乏抵押价值、收益不确定，其形成主要依赖内部资金，因此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易从税收筹划中获益。文章采用“实物资本-知识资本比率”和“知识资本增长率”作为分组指标。
表6面板B结果显示，税收筹划的生产率效应集中在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基于P/K分组时，知识资本依赖型企业的税收筹划系数是实物资本依赖型企业的3.16-3.80倍；基于知识资本增长率分组时，高增长率企业的系数是低增长率企业的7.36-7.50倍，且差异均统计显著，验证了“知识资本机制”。
（七）稳健性检验
文章通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验证结果可靠性：
主框架稳健性：针对未享受特定税制激励的子样本回归，控制企业治理、竞争程度等因素，纳入企业特征相关线性趋势，排除管理才能、未来利润预期等替代解释，并采用长期现金有效税率等替代指标，结果均保持一致。
双重差分框架稳健性：在新银行合作和“勾选框”场景中，验证处理组资本和劳动力增长高于控制组（支持要素互补假设），纳入可观测特征线性趋势、采用替代生产率指标，开展证伪检验，且证实处理组在政策/事件后税收筹划水平显著提升，结果稳健。
五、结论
文章考察了企业税收筹划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1993-2017年美国企业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有效税率更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具体而言，税收筹划水平从最低四分位跃升至最高四分位，会使生产效率提升3.23%（以标准差为单位）。文章进一步以新银行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勾选框”规则的出台作为税收筹划事件，开展双重差分分析：前者能将企业层面的税收筹划变异与税制导致的税负变异区分开；后者为税收筹划机会提供了外生变异，有助于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还发现，税收筹划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和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一系列旨在缓解函数形式误设偏误的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实证结果的一致性。
尽管如此，文章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税收筹划和生产率均由企业内生决定，尽管采用了准自然实验设定缓解内生性问题，但仍无法完全排除所有可能的或未识别的替代性解释；此外，文章的税收筹划指标未涵盖合规性避税（即不会导致账面税差异的税收筹划活动）或隐性税收，因此研究结论仅适用于显性和非合规性税收筹划活动；最后，只有当税收筹划和生产率变量能有效衡量其背后的经济构念时，文章的研究结论才具有普适性。
考虑到这些局限性，文章的研究结论仍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启示。与现有研究关注税收筹划与投资决策的关系不同，文章突破了对固定资本和劳动力反应的单一分析，为企业层面真实经济增长提供了实证证据，进而深化了对企业税收筹划微观经济影响的理解。此外，实证结果还拓展了关于遏制企业税收筹划潜在非预期后果的理论争议（参见格洛弗、莱文，2021；雅各布，2022），为政策制定者设计税收改革方案提供了新的参考，助力其在增加税收收入和促进企业增长之间实现平衡。。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tax planning and firm-level productivity. Using a sample of U.S. public firms from 1993 to 2017, we find that tax planning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vity. Our findings further indicate that tax planning contributes to growth in production input factors: capital and labor. We also tes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ocumenting that the observed associ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tax plann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and knowledge capital–intensive firms. We exploit the initiation of new bank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eck-the-Box regulations as sources of tax planning variation to facilitat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holds consistently across a wide array of robustness tests.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ax planning and provide insights for informed tax policy debates.
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287/mnsc.2022.03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