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ublic Audit Oversight Boards: Descriptiv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Audit Quality
中文标题：国家公共审计监管机构的建立：描述性证据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原文来源：Carson, E., Lamoreaux, P., Simnett, R., Thürheimer, U., & Vanstraelen, A. 2025.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ublic Audit Oversight Boards: Descriptiv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3(3): 487–550.
供稿：蒋丛蔚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公共审计监管在全球的普及是审计领域的重要制度变迁。现有研究虽深入探讨了美国PCAOB的监管成效，其结论能否推广至其他国家，尚不明确。本研究首次基于50个国家2000–2020年的数据，系统描绘了各国公共审计监管机构（POBs）的建立路径与结构特征，并利用交错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POB设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POB建立速度与国家制度质量及媒体关注度正相关，但其具体设计特征（如检查方式、报告透明度与执法强度）却独立于这些国家因素。实证结果表明，POB设立与应计质量改善存在一定关联，且执法力度与结果公开等特征作用明显，但结论对不同模型设定与审计质量指标较为敏感。研究为跨国审计监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同时警示政策制定者应避免机械移植监管模式。
为提高审计质量，引入公共监管已成为一项关键改革。许多国家相继设立独立的国家公共审计监管机构，对本国审计行业进行监督，逐步取代了以往的非公共监管体系。这些机构独立于审计行业，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履行审计监管职能（IFIAR 2023; PCAOB 2023）。美国是这一改革的先行者，于2002年率先实施审计公共监管，随后多国效仿其做法，建立了各自的独立公共审计监管机构（Public Oversight Body，以下简称POB）。
现有大量文献考察了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在美国境内及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多数研究支持其公共监管对提升审计质量与财务报告可信度具有积极作用（如Lamoreaux，2016, DeFond and Lennox，2017等）。然而，对于美国以外国家推行审计监管制度的效果，目前知之甚少。这些国家的监管制度在许多方面与美国模式不同，且各国建立POB的时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能否将PCAOB的相关结论推广至其他监管机构，尚未可知。全球范围内的POBs是否能够像PCAOB那样对审计与报告质量产生同等影响，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文章研究目的有二。第一，通过提供描述性证据，呈现各国在构建审计监管制度时所作的不同选择，并探讨国家特征与POB建立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重点关注三类可能影响审计质量的核心监管活动：检查实施方式（直接检查或间接监督，及其检查频率）、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是否公开检查结果、按事务所层面或汇总层面报告），以及执法权力类型（直接执法、间接执法或无执法权）。这些方面与监管人员所认为的影响审计师行为的机制基本一致（Hanlon and Shroff，2022）。第二，分析美国经验中观察到的审计质量提升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设立的POBs。基于描述性分析，我们进一步考察POB的建立是否与审计质量改进相关，以及这些改进是否取决于POB的特征。
研究中，关于POB制度选择的描述性证据涉及截至2020年的50个国家（包括美国）。数据证实了全球范围内逐步转向公共审计监管的趋势：2000年仅有8%的国家设立POB，至202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82%。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更完善、属于民法法系传统，以及媒体对审计质量关注度更高的国家，建立POB的速度更快。而描述性证据表明，大多数POB在设立时具有以下特征：检查周期多为两年或以上（72%），采用直接监管模式（57%），公开披露检查结果（83%，通常为汇总报告），且多数拥有直接执法权（83%）。
进一步研究发现，POB的特征与其建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存在关联。虽然证据表明执法力度、检查结果披露和监管类型与审计质量相关，但这一结论在不同制度设计和审计质量指标中并不完全一致。
与对PCAOB的研究相比，我们关于POB对审计质量影响的发现要细致得多。我们的发现警示了将先前关于某一监管机构（美国PCAOB）的研究推广到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因此对关注审计监管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具有参考价值。
文章在以下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贡献：首先，尽管POB的建立是近二十年来审计监管领域的重大转变，但针对美国以外这些监管机构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研究首次基于大样本国际数据，对各国POBs的建立情况进行全面描述性分析，并探究了国家特征与其建立速度的关系。其次，文章首次在国际范围内将实证检验转向公共审计监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与针对PCAOB的研究相比，结论更为细致和审慎，提醒学界与政策制定者不宜将先前关于某一监管机构（美国PCAOB）的研究推广到其他司法管辖区，因此对关注审计监管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具有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研究补充了Hanlon and Shroff [2022]的调查证据，丰富了有关公共审计监管效果的文献（例如，Lamoreaux [2016], Aobdia and Shroff [2017], Gipper, Leuz, and Maffett [2020]）。
二、研究背景
过去二十年来，审计监管因公共监督的引入而经历重大转变。在许多国家，公共审计监管机构（POBs） 被新建立起来，或现有机构被赋予更多职责，以替代审计行业的自律或其他原有监管形式。这些POBs的共同特征在于：（1）独立于审计行业；（2）为公共利益实施审计监管（IFIAR，2023）。POBs主要通过检查审计公司来评估审计质量，并以此推动审计流程的改进。
从理论角度来看，通过诸如POBs进行审计师检查等机制进行的监管监督，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信心，使他们相信审计达到了最低限度的质量和独立性要求（Landes and Posner，1975；Polinsky，1980；Coates，2007；Aobdia and Shroff，2017），从而缓解审计中固有的代理冲突（Watts and Zimmerman，1983）。对POBs（尤其是PCAOB）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公共审计监督在独立性、客观性与资源可获得性方面，通常优于同业互查机制（如Carcello等，2011；Gunny and Zhang，2013）。此外，更严格的标准与更严厉的处罚，也能为提升审计质量提供更强激励（DeFond，2010）。然而，如果公共监管机构能力不足、激励不当、受到监管俘获（Stigler，1971；Mahoney，2001），或执法缺乏一致性（Agarwal等，2014），则难以有效确保审计质量。尽管有关PCAOB监督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加，且多数表明其公共监督具有积极效果，但这些结论主要基于美国及国际经验。
由于不同司法管辖区POBs在设计特征与建立时机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难以预先判断PCAOB的经验能否推广至全球范围内的POBs。目前，尽管各国为国家公共监督制度投入大量资源，但关于公共审计监督制度跨国影响的认知仍很有限。少数例外包括Florou and Yuan（2024）对欧盟内POB审计公司检查后的定价效应的研究，其发现唯有严格细致、独立且严谨的POB检查才会导致审计定价上升。不过，该研究仅覆盖欧盟国家，且未涉及POB建立或其设计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最近，Blann等人（2024）基于本文的描述性证据进一步发现，公司治理或法律环境较强的国家在建立POB后，能够吸引更多外国资本。
三、审计监管制度的跨国差异描述性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我们提供了截至2020年50个国家中POBs 的存在情况、结构与权限的描述性证据。为收集相关信息，我们参考了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独立审计监管机构国际论坛（IFIAR）、世界银行及各POB官方网站所公布的国家概况文件。在50个样本国家中，有9个国家无法从公开来源确认其已设立POB。针对其余41个国家，我们基于上述网站的公开数据，收集了POB的成立时间、检查启动时间以及其他针对公共利益实体审计的POB特征信息。此外，我们也通过问卷调查核实了从公开渠道获取的监管制度初始设计特征，并成功获得了所有联系国家的回复。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整理出各国POB的成立年份、检查制度类型（直接检查或间接监督）、检查频率，以及检查结果报告与执法权限等具体情况，汇总于表1中，以此呈现各国针对公共利益实体的审计监管制度概览。
截至2020年底，样本中82%的国家（41个）已设立POB。拥有POB的国家比例持续增长：从2000年的8%（4个国家）逐步上升至2020年的82%（41个国家），表明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向公共审计监管转变的趋势。为考察POB的建立速度，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在控制司法管辖区前一年尚未建立POB的条件下，估计各国决定建立POB的时间长度。具体模型如下：
（1）
其中，因变量 h(t)为在 t 年建立POB的风险率，用于衡量建立POB的可能性。按照预期，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以及媒体对审计问题的关注是影响一国设立POB意愿的关键因素，模型中以法治水平（RuleLaw）、市值占GDP比值的自然对数（lnMCtoGDP）、GDP增长率（GDPGrowth），以及基于NexisUni数据库构建的标准化新闻关注度指标（News）进行度量。该指标通过汇总各国每年涉及“审计失败”“舞弊”“误报”或“审计质量”的报道数量，并进行对数化与标准化处理得到。
表1 各国POB建立年份及POB特征
表1的面板A报告了截至POB建立及之后的国家-年度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已建立POB的国家在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审计质量新闻关注度上显著更高，而GDP增长率则相对较低。面板B的Cox模型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更好、属于民法法系传统、媒体对审计质量关注度更高的国家，建立POB的速度更快。在包含32个在样本期间建立POB且数据完整的国家子样本中，除GDP增长率变量变得不显著外，其余结论保持一致。
（二）POB设计选择
各国在设计公共审计监管机制上存在差异。文章聚焦于三类最可能影响审计质量的核心POB活动：审计公司的检查实施、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以及执法。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与POB检查人员认为影响审计师对检查回应的因素高度吻合（Hanlon and Shroff，2022）。
1.监督类型
POBs可选择不同的检查方式：自行执行检查（直接检查）、监督专业机构的检查职能，或采用两者结合的方式。至2020年，多数国家转向直接监管（86%，建立初期为58%）。因此，到2020年仅少数国家仍由会计行业执行检查并由POB监督，或采用直接与间接监督的混合模式。
理论上，当检查工作外包给其他机构时，因POB与承包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代理冲突。现有文献认为，不外包工作通常更有效（如Sclar，2000； Hefetz and Warner，2004）。因此研究假定，直接检查可能形成更严格的监管体系，从而对审计质量产生更强影响，这也构成了近二十年来审计汉沽额从自行约束转向独立公共监管的重要逻辑基础。
2.检查频率
POBs的检查频率通常随审计公司规模或客户类型而异。数据显示，至2020年末，仅有12国（33%）对大型事务所实施短于两年的检查周期，多数国家在POB成立后保持两年或更长的固定检查周期。更高的检查频率可能通过强化POB对审计公司的持续监督与反馈，更有效地提升审计质量（Tanyi and Litt，2017）。此预期与Lee等（2020）的发现一致，即更频繁的PCAOB检查能提高营运资本应计项目的可靠性。因此，检查频率可能影响公共监管制度转变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3.检查结果报告
POBs在向利益相关方传达监管结果方面存在差异。具体而言，部分POB公开报告检查结果，部分则不公开。公开报告的POB可选择在审计公司层面发布个别检查报告，提供每家公司的独特信息；或发布汇总报告，概括一个检查周期内所有被查公司的结果。虽然多数国家选择公开报告检查结果（2020年为86%），但主要以汇总形式呈现，仅有少数国家（2020年为14%）在事务所层面公开个别报告。因此，若国家公开检查结果，通常以汇总形式而非公司层面呈现。
理论上，对监管活动及检查结果的公开承诺应促使审计师和监管者更加勤勉，以避免潜在声誉风险。公开监管活动还能促进市场纪律，从而补充POB的执法机制（Jin and Leslie, 2003; Duro等, 2019）。POB检查结果的公布对审计公司声誉的冲击可能直接影响其吸引和留住客户的能力（Skinner and Srinivasan, 2012）。此外，监管者行为的可观察性会影响其自身努力程度，因为信息披露会影响监管者的声誉（Holmström, 1999; Kleymenova and Tomy, 2022）。
根据Hanlon and Shroff（2022）的调查证据，80%的检查人员认为“审计师回应检查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检查报告中包含对其审计程序的批评”，并总结“检查报告的披露被视为促使审计师行为改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同样，我们预期审计公司层面检查结果的公开披露会给POBs施加更大压力以促使其努力履职，因为报告行为影响监管者行动的可信度。即，事务所层面的公开报告能传递最清晰的质量信号，对审计行为产生更强影响。
4.执法能力
各国POBs的执法权存在显著差异。目前绝大多数POBs拥有直接执法权（2020年为97%）。文献表明，执法对资本市场和财务报告监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执法能力是影响POB监管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如Djankov, 2003; Shleifer, 2005等）。因此文章预期，设立具有执法权的POB将为审计师提供更强激励以执行高质量审计，从而提升审计质量。
5.POB设计特征的组合
部分国家选择了相同的POB设计特征组合。在表2中，我们根据监管类型、检查频率、报告形式和执法强度将国家分为10个不同且具代表性的组别，并进一步基于制度特征进行聚类分析。
表2 POB设计特征的组合
根据分组，文章检验具有相同POB设计特征的国家是否在其他维度上也相似。参照Leuz等（2003）的方法，基于POB建立年份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方程（1））中使用的标准化国家变量，通过k均值聚类对国家进行分组。如表3面板A所示，产生了6个国家聚类。结果显示，POB设计特征的选择与影响其建立速度的国家特征之间缺乏系统性关联。
此外，表2面板B呈现了POB建立年份不同设计选择间的两两相关性。总体而言，除Direct_Oversight与Public_Reporting之间的相关性（0.345; p < 0.1）及Enforcement与Direct_Enforcement之间结构性的相关性（0.667; p < 0.01）外，设计特征间的相关性普遍不高，即各设计特征间的相关性较弱。
综上所述，描述性分析表明，尽管部分国家选择了相似的POB设计特征组合，但各国在设计POB时可能将其特征视为相对独立于本土制度环境的选择。
四、审计监管制度与审计质量
（一）研究设计
1.实证模型
为检验POB建立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采用以下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并将标准误在国家层面进行聚类：
（2）
其中，i和 t分别代表公司和年份。Establishmenti,t为虚拟变量，若观测值所属的国家-年份已建立POB则取值为1，否则为0。若POB的建立与审计质量提升相关，则系数β1应为负值。Establishment 本质上是一个交互变量，代表建立了POB的国家以及建立之后的“后处理”时期。实证设计为多处理时点的交错双重差分，公司固定效应吸收处理组个体效应，年度固定效应吸收时间趋势，因此系数β1直接反映POB建立对审计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
识别POB建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依赖于DID方法的基本假设。首先是POB建立的外生性。尽管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特征与POB建立速度相关，但具体的建立时点不太可能由制度因素决定。此外，虽然相关事件（如审计失败）可能同时触发POB的建立和审计公司自发的质量改进，但这种可能性似乎与美国经验相悖——美国PCAOB的建立本身是政府对审计失败的反应。实证证据表明，审计质量和感知的报告质量提升源于PCAOB的监管和检查，而非审计公司对触发PCAOB创建的审计失败的自发响应（例如，DeFond and Lennox [2017], Gipper, Leuz, and Maffett [2020]）。美国以外的大多数POB是在PCAOB之后建立的，其建立时点相对于各国当期审计质量可能更具外生性。此外，POB建立时间和司法管辖区的交错性，应能进一步降低各国内生性事件导致其与审计质量相关联的可能性。
第二个关键假设是：在未建立POB的情况下，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审计质量应遵循平行趋势。为评估该假设的合理性，绘制了事件研究图，描绘了模型中当期处理指示变量、处理变量滞后项和超前项的系数（Autor [2003], Atanasov and Black [2016], Barrios [2022]）。
计量经济学和会计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当处理时点各异且处理效应存在异质性时，传统OLS估计可能存在偏误，因为主处理效应是作为所有不同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来估计的（例如，Goodman-Bacon [2021], Athey and Imbens [2022], Baker, Larcker, and Wang [2022], Barrios [2022]）。为此，文章采用堆叠回归与 Callaway–Sant’Anna估计量作为稳健性检验。
2.审计质量衡量
在跨国研究中，研究通常选择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主要代理变量，因其计算一致且数据可得。应计利润能反映公司基本面，但也包含管理层主观判断与估计误差，易成为盈余管理的工具。高质量审计应能约束对应计利润的机会主义操纵。考虑到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能够体现公共监督的引入是否同时约束了增加利润和减少利润的应计项目，因而能反映整体审计质量，文章在主要分析中将用其捕捉盈余管理的整体倾向。
为控制经济基本面对应计利润的影响，以此推断审计质量，研究在模型中引入Jones（1991）模型变量及一系列公司特征控制变量，并纳入公司与年度双向固定效应。交错DID设计有助于缓解关于应计利润指标噪音的担忧，因为这类噪声可能同时存在于处理组与对照组，且不随各国POB交错建立而呈现可预测的变化。因此，POB建立后应计利润的变化更可能源于监管介入，而非公司运营的经济波动；即使存在局限性，应计利润对于研究的问题和大样本国际背景而言，仍是一个合理的审计质量衡量指标。
3.POB特征
为考察POB特征是否影响其建立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设定如下交互模型：
据此分别考察监管类型、检查频率、结果披露方式与执法权力四类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根据各国POB建立时的初始设计选择进行分组，构造对应的虚拟变量，从而估计具备不同特征的POB所带来的平均处理效应。具体而言，对于检查实施方式，我们将POB采用间接监督的国家与采用直接检查或混合方式的国家分别归类。对于检查频率，我们区分低频和高频检查组。对于报告制度，我们将不公开报告、提供汇总报告以及按事务所披露个别报告的国家分别归类。对于执法权限，我们将无执法权、间接执法和直接执法的国家分别归类。对于每种特征，我们为那些在公司注册所在国-年份已建立POB且该POB在建立年份具有相应特征的公司，将指示变量编码为1，否则为0。因此，我们估计了具备这些特征的POB在建立时对审计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这在我们主要分析中是通过绝对应计利润来推断的。模型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设定与方程（2）一致。
（二）审计质量分析的样本选择和描述
1.样本选择
研究使用 Compustat Global 与 Compustat North America 数据库，选取 2000-2019年期间 49个样本国家（不含美国） 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数据排除了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因为研究目的是检验美国以外的公共审计监管效果，并探究PCAOB的相关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司法管辖区。
研究中以公司注册地匹配所属国家。选择2000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份早于引发PCAOB成立的一系列审计丑闻，也早于全球对公共审计监管成本效益产生广泛关注的时期。
表3 审计质量分析的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过程如表3。在对数据施加必要的筛选标准后，最终得到包含 27,615家公司的 239,56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该样本包含三类国家的公司-年度观测值：在样本期前已建立POB的国家（“早期建立者”），在样本期内（2001-2018年）建立POB的国家（“建立者”），以及在样本期末仍未建立POB的国家（“从未建立者”）。除全样本外，研究还单独使用建立者子样本进行分析——包含22,732家公司的198,35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2.检验样本设置
在使用全样本时，将处理组公司（即所在国建立了POB的公司）与三组对照组公司进行比较：来自从未建立POB的国家的公司、来自在样本期内尚未但最终建立了POB的国家的公司，以及来自早期建立者国家的公司。早期建立者与从未建立者不受其他国家POB建立的影响，可作为稳定的对照组，有助于控制应计利润的总体趋势，且不受处理组公司可能经历的任何预期效应的影响。为缓解潜在平行趋势假设问题，研究使用建立者样本进行检验，该样本仅包含2001–2018年间建立POB、且至少有一年建立前后观测数据的国家，其中尚未接受处理的公司作为对照组。
为缓解交错DID可能产生的潜在偏误，研究同时使用堆叠回归分析，创建多个“干净的2×2”数据集进行叠加分析。处理窗口内的“干净”对照组包括尚未处理或从未处理的国家，但排除了即早期建立者。最后，采用了CS估计量时，考虑了两种替代样本：（1）仅使用从未处理的观测值作为对照组；（2）使用从未处理和尚未处理的观测值作为对照组。
五、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
表4 审计质量模型的描述性统计
表4面板A展示了应计分析全样本中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经滞后总资产平减的总应计利润绝对值（|TA|） 的均值（中位数）为0.086（0.056）。面板B报告了关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为虚拟变量。其中，75.8%的观测值属于处理组（Establishment = 1）。面板C分别展示了处理组（所在国-年份已建立POB的审计公司的客户公司）与对照组（所在国-年份未建立POB的审计公司的客户公司）的描述性统计。处理组公司的|TA|均值显著更低，表明在已建立POB的国家，审计公司的客户-年度观测值的总应计利润绝对值更低。此外，几乎所有控制变量在两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凸显了多元回归分析的重要性。
2.回归分析
（1）POB建立与应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表5 POB建立与以|TA|衡量的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POB建立与应计质量关联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与列2分别为全样本与“建立者”样本的交错双重差分回归结果。两个模型整体均显著（p < 0.01），R²分别为50.7%和52%，表明模型具有合理的解释力。Establishment的系数在全样本（列1）和建立者样本（列2）中均为显著负值（p < 0.05）。列3和列4展示了为堆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当以“尚未处理”观测值为对照组时，Establishment的系数才显著为负（p < 0.05）。列5和列6为采用CS估计量的结果。分析显示，当以“从未处理”和“尚未处理”观测值为对照组时，Establishment的系数显著为负（p < 0.05），而仅以“从未处理”观测值为对照组时则不显著。尽管列3和列5的系数未达到常规显著性水平，但符号与预期一致，且幅度与列4和列6的对应系数相当。
图1 审计质量回归系数估计值的事件研究图
为验证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全样本OLS回归（列1）绘制了事件研究图，描绘了处理发生前后年份的指示变量系数。如图1所示，处理前的系数不显著异于零，表明在POB建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审计质量似乎遵循平行趋势。而处理后的系数在POB建立后数年内趋于显著，进一步佐证了处理效应。
（2）POB建立时的特征与应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表6 POB建立时的特征与以|TA|衡量的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表6展示了POB建立时的特征与总应计利润绝对值关联的检验结果。列1-4为采用OLS的交错DID回归结果，列5-8为堆叠回归结果。根据表6结果，监管类型、结果报告和执法情况与POB建立对应计质量的影响有关：间接与直接监管均与应计质量改善相关（OLS结果）；按事务所层面公开检查结果具有显著且更稳健的负向关联；执法权力（尤其是间接执法）也显示出显著影响。
表6的结果共同表明，监管制度类型、检查结果的报告以及执法情况，对于POB建立与总应计利润绝对值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些发现部分支持了Hanlon and Shroff（2022）的调查证据，即检查人员认为POB的检查结果报告和执法权是促使审计师回应公共监管的主要动力。此外，这些结果与表明公开监管活动会增加监管者和被监管公司声誉顾虑、从而促进市场纪律的实证证据一致。同时也与强调执法对监管有效性作用的文献相符。间接监管和间接执法与应计质量相关这一略显令人困惑的发现，表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不同司法管辖区下执法与监管效果的潜在机制。
3.敏感性检验
为排除某些国家的观测值主导POB建立与审计质量之间关联结果的可能性，从全样本（及建立者样本）逐一剔除每个国家后重新估计模型，检查Establishment系数的变化。在全部49个（全样本）及36个（建立者样本）单独回归中，Establishment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均保持稳定，均与表6中报告的结果一致，表明结论不受单一国家影响。
六、其他分析
（一）有符号应计利润
研究在主分析中采用总应计利润绝对值，以同时考察POB建立对调增和调减利润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鉴于Chen、Hribar和Melessa的研究指出绝对值指标在单步回归中可能存在局限，我们补充使用有符号的总应计利润（TA），以专门检验POB建立对向上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
表7 POB建立与以TA衡量的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表7结果显示，在交错DID与堆叠回归中，POB建立与有符号应计利润的关联均不显著。然而，当使用CS估计量时，列6发现POB建立与有符号总应计利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p < 0.01），列5中的系数也接近常规显著性水平（p = 0.112）。进一步分析中，未发现任何POB特征与有符号应计利润存在稳健关联。
总体而言，关于POB建立能够约束向上盈余管理的证据非常微弱，且结果对估计方法敏感。如Chen等学者所承认，这可能与向上、向下盈余管理相互抵消的测量噪声有关。
（二）修改后的审计意见
审计意见是审计质量的直接衡量指标。研究将修改后的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衡量指标进行考察，尽管该指标在国际背景下存在不同的局限性。出具修改后的审计意见意味着审计师无法确信公司的财务报表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且没有重大错误。此类意见也被视为审计师抵御客户压力、拒绝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能力的衡量指标。若应修改而未修改，则是审计质量低下和/或审计师缺乏独立性的明确标志。我们预测POB建立后，审计师出具修改意见（如保留、否定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倾向会上升。
研究中采用交错DID与堆叠回归，使用包含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的线性概率模型，并控制了意见粘性、事务所规模、财务风险与流动性等相关变量。
表8 修改后的审计意见
表8展示了在建立者样本中POB建立与修改审计意见之间关联的检验结果。列1展示了围绕POB建立前后短期窗口（建立年前3年至建立年后4年，含建立年）的交错DID结果。考虑到审计意见每年评估且调整速度可能快于应计利润指标，较短的窗口期更为合适。列2则使用了覆盖整个样本期的长期窗口，但仍基于建立者样本以保持一致性。列3和列4分别展示了短期和长期窗口下的堆叠回归结果。短期窗口（长期窗口）内平均有7.0%（6.1%）的公司年度收到了修改后的审计意见。总体而言，仅在围绕POB建立的短期窗口内，发现了POB建立与出具修改意见可能性之间存在微弱的正向关联。
进一步分析中，通过检验POB建立时的特征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联，发现在短期窗口中，直接监管、较低检查频率、汇总或不公开披露以及直接执法等POB特征与更高的修改意见可能性相关，长期窗口和堆叠回归分析则未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总体而言，尽管证据强度有限，但执法权力显示出与出具修改意见的一定关联，这与主分析结论一致，也符合审计师会考虑监管风险的预期。
七、研究结论
公共审计监管的广泛采用是审计职业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大量研究已考察了PCAOB在美国及国际上的影响（例如Lamoreaux [2016]、DeFond and Lennox [2017]、Fung, Raman, and Zhu [2017]、Gipper, Leuz, and Maffett [2020]、Lamoreaux, Newton, and Mauler [2020]、Shroff [2020]）。然而，尽管通过PCAOB的经验增进了对审计监管的理解，但由于各国在POB设计选择与制度环境上存在差异，将其结论推广至其他国家建立的POBs并非必然。本研究提供了对50个国家过去20年间建立的POBs的描述性证据，并首次广泛地跨国检验了POB建立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
根据描述性结果，全球范围内逐渐转向公共监管的趋势明显：2000年样本中仅8%的国家设有POB，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82%。研究发现，国家建立POB的速度与其制度质量及媒体对审计质量的关注度相关。但与此同时，研究结果并未表明POB建立时其具体特征的选择（检查结果的报告制度、执法权力及检查实施方式）与影响建立速度的因素相关。文章认为，POB的特征在其建立过程中似乎被视为相对独立的设计选择。
在对审计质量的评估中，文章得出了细致而复杂的结果，这表明未来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POB的建立及其特定监管特征——如执法、检查结果的报告以及监管类型——与审计质量相关，但这些结果对研究设计选择和审计质量衡量指标较为敏感。
文章中关于全球POB建立的描述性信息对未来研究者具有参考价值。本研究首次在美国PCAOB经验之外，综合检验了POB建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POB建立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表明，未来不仅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在推断监管机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必然产生相同效果时也需保持谨慎。同样，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具体的POB特征如何影响公共监管的有效性。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重要局限：首先，在大规模国际背景下衡量审计质量具有挑战性，该审计质量指标并不完美。其次，研究假设审计师事务所在POB建立的当年即受到制度转向公共监管的影响。再次，文章对POB特征的分析主要基于三类预期会影响审计师提升质量激励的核心活动（检查实施、报告和执法），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同样重要却未被纳入考察的POB特征，这有待未来研究探索。未来的研究亦可探究公共审计监管跨国影响的其他维度，例如感知的审计质量、POB建立的成本以及其效益是否超过成本。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audit oversight bodies (POBs) worldwide. We present descriptive evidence on POBs’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iming of their establishment, finding that countries with stronger institutions, civil law traditions, and higher media attention to audit quality adopt POBs faster. While countries may choose similar POB design features, these choices do not align with the factors driving adoption speed. We also explore whether the finding of a positive impact on audit quality of the U.S. PCAOB generalizes to other countrie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over 20 years provides some evidence that POB establishment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audit quality. However, the results appear sensitive to audit quality measures and research design. Our study offers the first broad-based investigation of POB adoption and provides important nuanc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OBs and audit quality.
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111/1475-679X.7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