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Media Reporting of 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Risks: Contextual and Moderating Factors

中文标题：媒体报道环境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背景与调节因素

原文来源：Ivana Mateska1, Stephan M. Wagner1, Laura Stienen. 2025. “Media Reporting of 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Risks: Contextual and Moderating Facto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 285-308.

供稿：余佳玥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在全球供应链中，伦理和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已成为企业关注的重要议题。媒体利益相关方会要求企业对其供应商的环境不道德行为承担责任。文章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各类内部和外部因素如何解释媒体对供应链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报道，同时还探讨了企业风险规避措施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对来自541家采购企业的二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采购企业的规模、品牌知名度及其所属高风险行业的属性，会增加媒体对其供应商环境违规行为的报道频次；而采购企业若隶属于高风险国家，则会降低媒体对相关违规行为的报道频次。此外，企业通过实施积极主动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措施，能够减少媒体报道，但被动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措施在减少媒体报道方面并无效果。

一、引言

媒体与公众对企业可持续性及道德议题的关注，已从企业内部运营及周边环境，延伸至企业上游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违规行为与道德失范行为（Busse，2016；Comyns等，2022；Quarshie等，2016）。因供应商行为受到批评的采购企业，往往是规模较大、品牌知名度较高的组织。因为利益相关方认为这类企业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能够推动其供应链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并增强供应链韧性（Maleki等，2023；Touboulic等，2014）。由此可见，采购企业是否需要为其供应商的可持续性违规行为及道德失范行为承担责任，可能取决于企业规模、运营所在国家等因素。

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SCSR）是指供应商端发生环境违规行为的可能性，与媒体利益相关方发现该违规行为并要求采购企业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两者的结合。供应商可持续性违规行为及道德失范行为引发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被媒体报道后，会给采购企业带来不利后果。为应对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带来的此类后果，企业会投入时间与资源，制定并整合各类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措施，以预防此类风险的发生，或防止风险再次出现。文章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采购企业的风险规避措施在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文章结合议程设置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逻辑，以及可持续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相关文献，探讨了企业规模、品牌知名度、所属行业及运营国家如何使企业面临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同时分析了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措施的选择如何调节上述因素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负二项随机效应面板回归估计方法，以541家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实证模型进行了检验。

文章的贡献如下：第一，文章首次将议程设置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文献相结合，为“为何部分企业因供应链环境违规行为更易成为媒体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对象”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第二，理解主动型与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措施对“媒体针对供应商环境违规行为的批评”的影响如何随企业内外部情境因素变化，不仅能为可持续性风险管理者的决策过程提供支持，也能为公关从业者制定防御策略提供参考；最后，文章引发了“利益相关方通过将责任归咎于部分采购企业实施惩罚性回应是否能全面解决问题的根源”这一讨论。

二、研究背景

（一）企业可持续性

当前采购企业对供应商绩效的评估不再局限于成本、质量、交付能力和技术水平，还纳入了各类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指标（Hsu等，2022）。同时，供应商潜在或实际的道德失范行为，可能涉及各类ESG违规问题（Tamayo-Torres等，2019）。现有文献表明，在各类ESG违规行为中，供应链中的环境问题对采购企业股东价值的影响显著（Mateska等，2023）。因此，文章聚焦于会给采购企业带来供应链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供应商道德失范行为。

（二）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

供应链风险有多个来源，主要包括供应商的运营能力与资源、供应商所处的运营环境、供应商在环境、社会或治理方面的不可持续行为等。前两类风险会直接影响采购企业的绩效，而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产生，源于利益相关方的一种认知：采购企业拥有推动供应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权力与资源（Touboulic等，2014）。因此，只有当其他利益相关方获取到上游供应链中违规事件的信息、将责任归咎于采购企业并对其实施相应惩罚时，供应商的可持续性违规行为或道德失范行为才会转化为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特别地，对于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一旦采购企业被认定需为其供应商的环境失范行为负责，就会引发从供应商到采购企业的负面合法性转移（Busse等，2016a；Foerstl等，2015），进而导致不同利益相关群体产生各类负面反应。

为降低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发生概率、改善供应商的可持续性状况并减少该风险带来的后果，采购企业制定并实施了各类SSCM策略与措施。文章将风险规避策略分为两类：一是在供应商出现道德失范行为之前，主动规避风险源（主动型风险规避）；二是在供应商出现道德失范行为之后，消除风险源（被动型风险规避）。

（三）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媒体利益相关方角色

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旨在理解媒体报道与公众对议题关注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媒体将社会关注点集中于特定议题和组织，而忽略其他议题和组织的现象，被称为“议程设置”（McCombs & Shaw，1972）。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可从各类事件中进行选择，对部分事件重点报道、对部分事件不予关注（Larcinese等，2011），并促使其他利益相关群体针对特定议题和企业采取行动（Tang & Tang，2016）。

除了传统媒体的推动，部分利益相关群体可利用主流媒体平台推动自身议程（Uscinski，2009）。所以某一议题或组织在更广泛群体中的受关注程度，由多个媒体主体共同决定，这些主体拥有收集、塑造和传播信息与观点的能力。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媒体利益相关方角色

Freeman将利益相关方定义为“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组织目标实现影响的任何群体或个人”。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媒体对企业行为的期望出发，解释了这类以信息传播为核心职能的利益相关方的反应（Donaldson & Preston，1995；Freeman，1984）。

Bridoux和Stoelhorst（2014）将利益相关方分为自利型利益相关方和互惠型利益相关方两类。在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形成过程中，前者仅会在行为有助于保护或增加自身利益时，才会改变其行为；而后者会努力为其他受影响群体争取权益，并对采购企业实施惩罚（Busse等，2016a）。另外，媒体利益相关方在选择、构建和传播有关供应商可持续性违规或道德失范行为的信息时，可同时采用互惠原则和自利原则（Davis，2006）；并且可以通过监督组织行为、引导公众关注特定议题以推动行为变革，履行其监督者职能（Berry，2009）。

三、假设提出

文章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逻辑，并基于现有SSCM研究成果，探讨了采购企业各类内部（组织层面）和外部（宏观层面）情境因素对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影响，同时分析了采购企业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措施在这些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一）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规模与品牌知名度

现有文献表明，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其整体绩效与行为（Rao等，2000b；Waddock & Graves，1997），尤其是在环境议题上的投入（Aerts等，2008；Wickert等，2016），会吸引更多媒体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因此，媒体通常掌握更多关于大型企业活动（包括其供应商名称）的信息，但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媒体对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评估存在偏差。另外，随着供应链复杂程度的提升，企业对各类生产设施和分销渠道的整体控制力会下降，这使得将环境可持续性合规要求传导至所有上游供应商以及在供应链中推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措施变得更加困难，进而可能增加供应商道德失范与不可持续行为的发生概率，推高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Bode & Wagner，2015）。基于上述讨论，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1：采购企业的规模与其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呈正相关。

品牌是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也是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主要媒介（Wood，2000）。品牌知名度高的企业更容易拥有忠实客户群体（Delgado-Ballester & Munuera-Alemán，2001）。由于媒体读者群体往往与产品消费者群体高度重合，品牌知名度高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常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Arvidsson，2005）。对于终端消费者可见的企业，其在环境议题上的表现或所采取的环保行动更易受到媒体关注（Haddock-Fraser & Fraser，2008）。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2：采购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与其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呈正相关。

（二）外部情境因素：行业与国家可持续性风险

在买卖双方关系中，行业归属与国家归属是最常被提及的两类可持续性风险类别，并且被认定为可持续性风险的来源。监管机构会更关注对高风险类别企业的内部及外部运营的追踪与监管（Cordeiro & Tewari，2015），因此高风险类别企业更易面临处罚与诉讼，进而增加被媒体关注的概率。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3：采购企业所属行业的可持续性风险与其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呈正相关。

对于国家归属可持续性风险，一方面，利益相关方在评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可持续性时，会采用不同视角并抱有不同期望（Chen等，2009）；另一方面，在制度环境具有挑战性的国家（Huq & Stevenson，2020），企业对道德实践与可持续性的投入存在差异，且提升难度可能更大。这种差异部分源于对可持续性的文化认知差异，部分源于可持续性政策执行能力的差异（Narula，2019；Yu，2008）。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4：采购企业所在国家的可持续性风险与其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呈负相关。

（三）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措施的调节作用

推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需要大量资源（Zhu & Sarkis，2004）。大型企业拥有更充足的财务、人力与运营资源，因此其制定并成功实施可持续性政策的能力更强（Gallo & Christensen，2011；Haddock-Fraser，2012），媒体对其关注度可能少于未采取主动或被动措施规避供应商环境道德失范行为的资源充裕型企业。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5a：与未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大型采购企业相比，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大型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H5b：与未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大型采购企业相比，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大型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知名度高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维护客户对品牌的信任，而这一信任的构建，除其他因素外，还与企业内部及外部运营的可持续性绩效相关（Roberts，2003）。由于媒体的目的不仅是传播信息，还包括促使互惠性利益相关方做出回应并推动行为变革，因此媒体可能会战略性地关注品牌知名度高但未采取环境风险规避措施的企业。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6a：与未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品牌知名度采购企业相比，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品牌知名度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H6b：与未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品牌知名度采购企业相比，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品牌知名度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环境可持续性举措或绿色举措也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储备，即这类举措有望降低媒体监督力度，尤其是当风险暴露源于外部因素时（Babiak & Trendafilova，2011）。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7a：与未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采购企业相比，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H7b：与未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采购企业相比，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运营于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的企业，其所处环境的制度体系较薄弱、法规较宽松、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性意识较低，这类企业可能需要采取风险规避措施以抵消高可持续性风险的影响。媒体压力可能会促使企业采取主动与被动措施，以应对薄弱的制度、监管或利益相关方可持续性影响力（Li等，2023）。若企业不采取此类措施，媒体更可能报道其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8a：与未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采购企业相比，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H8b：与未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采购企业相比，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措施的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采购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频次更低。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文章数据来源于多个二手数据库。RepRisk数据库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其中覆盖的信息中介来源广泛，文章从中获取因变量（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媒体报道）信息和部分自变量（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性风险）的数据。Asset4数据库包含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实践与绩效的相关信息，该数据库提供了企业为提升或保障供应商可持续性绩效所采用的实践信息，以及可以用于评估企业的品牌价值。文章还利用世界scope数据库中与企业绩效相关的补充信息构建分析所需的控制变量。

文章先构建了2008年至2013年期间的面板数据集，初步筛选后得到572家企业的1609个观测值。由于部分企业缺乏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相关数据，样本规模缩减至567家企业的1580个观测值。加入世界scope数据库中与企业绩效相关的控制变量后，样本最终确定为541家企业，形成包含1537个企业-年度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相关变量

1. 因变量

文章将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作为因变量，即媒体报道中提及采购企业且涉及环境类供应链议题的情况。参考Kölbel等（2017）的做法，该变量通过RepRisk数据库操作化为计数变量，代表每年媒体利益相关方报道的各企业环境类供应链风险事件数量。环境类议题的选取范围包括对生态系统或景观的影响、污染、资源过度使用与浪费、废弃物问题及动物虐待。

2.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

文章选取的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以员工人数衡量）、品牌知名度（以品牌价值衡量）、行业与国家可持续性风险、主动型风险规避和被动型风险规避。

3. 控制变量

为排除对因变量的潜在干扰效应，本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绩效（ROA）、组织风险（资产负债率）、股东分散度与年份。以流通股数量作为外部股东数量的代理变量，用于控制股东数量的影响；为捕捉总体趋势的影响，将年份作为面板固定效应虚拟变量纳入分析。

（三）数据分析方法

为修正过度离散问题，文章使用负二项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纵向属性，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经豪斯曼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文章研究设计（X²=38.95，p<0.01）。但固定效应模型会排除仅拥有一年数据和多年观测值中因变量取值均为0的企业这两类观测值，因此文章的主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五、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

表1和表2展示了主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及相关性信息。在所有相关性中，超过6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股东分散度与国家可持续性风险的相关性最高，达0.366。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使用交互项时，文章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均值中心化处理。

表1 描述性统计

表2 相关系数表

表3展示了负二项随机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包含控制变量，包括盈利能力、组织风险、股东分散度等时变变量，以及观测年份的时变固定效应。模型2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即企业规模、品牌知名度、行业可持续性风险与国家可持续性风险。模型3进一步纳入了主动型和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变量。模型4通过添加交互项拓展，以检验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自变量的调节效应。

表3 媒体报道SCSRs的负二项随机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文章以图表展示了在自变量高低水平下，有无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影响。为评估每一步添加变量是否提升模型拟合度，文章计算了对数似然值。从模型1到模型4，对数似然值逐步降低，表明模型拟合度逐步提升；同时，对数似然比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由表3结果可知，主模型分析结果支持假设1和假设2，表明企业规模与品牌价值均与 供应商向采购商传递可持续性相关负面信息的频次呈正相关。另外，结果证实了假设3和假设4，即行业可持续性风险与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呈正相关，而国家可持续性风险与该因变量呈负相关。

假设5a、6a、7a、8a预测，主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会调节内部特征与外部因素对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影响。表3结果表明，品牌知名度与主动型风险规避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图2显示，品牌知名度从低水平提升至高水平的企业，其被媒体报道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更多；并且与未采取主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的企业相比，采取该实践的企业能够缓解高品牌知名度对媒体报道量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支持假设6a。

图2 主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品牌知名度与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H6a）

表3结果表明，国家可持续性风险与主动型风险规避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图3显示，运营于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的企业，其被媒体报道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更少；并且无论企业运营于风险暴露度较高的低可持续性风险国家，还是风险暴露度较低的高可持续性风险国家，采取主动型风险规避实践的企业，其供应商环境违规及道德失范行为被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均会进一步降低，这一结果支持假设8a。

图3 主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国家可持续性风险与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H8a）

从表3还可以得知，主动型风险规避对企业规模影响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调节效应，以及对行业可持续性风险影响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因此假设5a和假设7a未得到支持。

假设 5b、6b、7b、8b聚焦于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内外部情境因素和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4的结果及图4中的交互效应图证实，品牌知名度从低水平提升至高水平的企业，其被媒体报道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更多，验证了假设2。并且与未采取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的企业相比，采取该实践的企业，其供应商可持续性违规行为的媒体报道量反而更多，这与假设6b的预期相反。

图4 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品牌知名度与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H6b）

表3结果显示，行业可持续性风险与被动型风险规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图5显示，运营于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的企业，其被媒体报道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更多；并且无论企业运营于低可持续性风险行业还是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采取被动型风险规避实践的企业，其被媒体报道的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均多于未采取该实践的企业。因此，被动型风险规避实践的作用机制与假设7b的预期相反。

图5 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行业可持续性风险与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H7b）

另外，表3结果显示被动型风险规避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以及被动型风险规避与国家可持续性风险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因此假设5b和假设8b未得到支持。

（二）稳健性检验

文章通过三项额外分析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

第一，企业创新能力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从事创新与技术开发的企业往往拥有复杂的供应链；另一方面，为获取创新收益，创新型企业与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的速度可能快于非创新型企业，这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增加，进而提升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Ambulkar等，2022）。文章以研发支出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在稳健性检验的模型R1中加入该变量。

第二，文章在模型R2中进行了泊松随机效应面板回归估计。

第三，文章在模型R3中进行了负二项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分析。

三种替代实证模型的结果与主模型基本一致，但存在一处例外：模型R1和模型R3未证实假设3，即未发现行业可持续性风险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直接的负相关关系。但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对行业可持续性风险与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仍保持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文章通过全新视角，解释了媒体对企业供应商环境领域不可持续与道德失范行为的报道频率差异，识别并分析了影响采购企业环境类SCSR媒体报道量的各类情境因素，进而揭示部分企业获得更多媒体关注的原因。同时，文章还探讨了企业是否可通过实施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控制其供应链违规行为的媒体报道量。具体结论有有以下几点：

第一，规模更大的企业更易因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受到媒体监督。当供应商出现违规行为时，需遵守供应链尽职调查法的大型企业比豁免的中小型企业更易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并且，大型跨国企业的供应链更复杂，在全球分布的延伸供应链中，供应商数量越多，对其道德表现、可持续性绩效及潜在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监控难度就越大，媒体可报道的相关事件也更频繁。

第二，品牌知名度高的知名企业更易因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受到媒体监督。在大众消费市场传播中，媒体的互惠监督职能效果更强、影响力更大。

第三，采购企业所处的情境会影响其供应商不可持续供应链实践对媒体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行业可持续性风险越高，企业因违规行为被报道的概率就越高；反之，国家可持续性风险越高，企业因供应商违规及道德失范行为被报道的概率就越低。另外，文章通过区分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两个不同来源，发现在特定情境下，隶属于合法性负面类别可能对企业不利，也可能对企业有利。

第四，实施主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可减少品牌知名度高的企业或运营于高（低）可持续性风险国家的企业被媒体报道违规行为的概率。实施被动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规避实践，反而会增加品牌知名度高的企业或运营于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的企业被媒体报道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概率。

（二）实践启示

首先，对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标准制定机构、国际组织与媒体持续施压的动荡商业环境中，供应链风险管理者需努力推动供应商运营中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实践，并确保这些实践实现预期目标。信息中介机构对主动型策略持积极态度，而被动型策略可能增加企业因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被负面报道的概率，这一点对品牌知名度高的企业及运营于高可持续性风险行业的企业尤为关键。

其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者与公关管理者具有参考价值。了解企业因内部特征与外部归属产生的脆弱性，有助于企业通过改进供应链可持续性信息披露、构建优质可持续发展叙事及制定危机管理防御策略，实现更优的自身定位。

最后，在新闻可随时通过多渠道获取的时代，外部利益相关者在采取制裁行动前，需审视信息的可获得性及信息中介机构优先传播某类新闻的动机。另外，企业应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帮助利益相关者与消费者明确环境违规行为的真正源头。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文章具有上述贡献，但仍存在局限，同时也为供应链情境下企业可持续性与道德失范行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

第一，文章将数据集限定在2013年及之前，后续研究可利用更新的ESG风险与实践数据重复验证。

第二，由于未区分发布报道的信息中介机构类型，媒体报道的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这一因变量的测量可能不够全面。此外，该变量仅反映媒体如何设置议程，未考虑信息中介机构如何构建议题框架。未来研究可纳入新闻报道的基调，分析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报道的具体内容，以获取更丰富的研究发现。

第三，仍有其他未纳入的因素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另外，媒体对主动进行环境自我披露的企业的报道量，少于对不披露此类信息的企业的报道量。未来研究可拓展模型范围，探讨实施供应商环境监控、可持续供应商发展或供应商环境绩效自我披露等项目，是否能减少环境类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媒体报道量。

第四，文章仅探讨了采购企业特征对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报道的影响，未涉及供应商特定特征或买卖双方合作关系特定特征的作用。从基础层面看，买卖双方合作关系中可能存在权力与依赖关系的差异（Casciaro & Piskorski，2005）。买卖双方关系有文化、行政、地理、经济距离，未来可以分析这四种距离维度下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普遍性，为完善相关理论提供参考。同时，探究这些距离维度与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媒体报道的关系，既有助于构建 媒体报道如何产生、为何产生的新关系理论，也能明确理论适用的时间与场景。

第五，文章仅聚焦企业ESG实践的环境维度。未来研究可将范围拓展至社会或治理维度供应链可持续性风险的媒体报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Abstract: 

Ethical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have become a major concern for firms. Media stakeholders hold firms accountable for the environmentally unethical behavior of their suppliers. Based on agenda-setting theory and stakeholder theory, this study presents a model that shows how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explain media reporting of 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risks. It also examines the role of firms’ risk avoidance practices. The study use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condary data from 541 buying fi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and brand visibility of buying firms, and their affiliation to high-risk industries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media coverage of suppliers’ environmental misconduct, while their affiliation to high-risk countries decreases the frequency of media coverage. In addition, companies can reduce media coverage by implementing proactive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risk avoidance practices. However, reactive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risk avoidance practices are not effective in reducing media coverage.

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0551-024-05759-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