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Compromise in Hard Times? The Impact of Deglobaliz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US–China Supply Chain
中文标题：艰难时期的妥协？去全球化对中美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原文来源：Cao Y, Chen J, Chen XC, et al. 2024. “Compromise in hard times? The impact of deglobaliz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US–China supply chain”.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31. DOI: 10.1111/jbfa.12803.
供稿：刘增娣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及去全球化趋势下，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企业社会责任（CSR）在供应链中的实践也受到冲击。文章聚焦于受2018年美国关税激增影响的中国供应商，探究贸易紧张局势对其CSR表现的影响，为理解全球供应链中CSR的变化及企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对企业决策和贸易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美贸易关系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2018年起，这一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两国陷入贸易争端，引发了一系列关税调整，进而导致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对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实施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关税措施，这些商品价值超过了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一半，使得关税大幅飙升超过20%。作为回应，中国也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一数额达到了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价值的85%。尽管在2020年1月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关税紧张局势，但加征的关税在2022年之后仍然持续生效。这种贸易政策的巨大变化背离了美国以往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的立场，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历史上最为重大且突然的转变之一，标志着全球经济发展中去全球化趋势的加剧。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直接成本显著提高，市场稳定性遭到破坏，投资和贸易规模萎缩，企业生产力下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如果这些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恶化，全球经济前景将变得更加黯淡。在此背景下，全球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其短期和长期的经营、投资、生存及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在当代全球商业环境里，企业社会责任（CSR）受到了来自消费者、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高度重视。他们越来越关注企业在道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这使得CSR成为企业运营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良好的CSR表现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客户忠诚度，还能在贸易冲突等特殊时期有效应对潜在的抵制风险，从而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然而，实施CSR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且回报具有不确定性，尤其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着资源分配的艰难抉择，这使得CSR实践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全球供应链中，CSR表现对于企业间关系的维护和发展至关重要。供应商的CSR实践被视为一种关系投资，有助于构建和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关系，进而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促进供应链的稳定和发展。但贸易紧张局势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改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例如，中国供应商在面对关税激增时，可能会优先保障核心业务的生存，减少对具有长期效益但回报周期较长的CSR活动的投入。
目前，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CSR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性以及贸易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但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和去全球化趋势下，对于全球供应链中CSR实践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中国供应商CSR表现受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结论。文章基于这样的背景，聚焦于受2018年美国关税激增影响的中国供应商，深入探究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其CSR表现的影响，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为企业决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1.2 研究意义
首先，研究表明了中美贸易冲突引发的去全球化浪潮对中国供应商CSR表现有不利影响，外部压力会使企业缩短时间视野，优先考虑短期结果而非长期价值，为理解去全球化现象及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提供新视角。
其次，文章探讨企业竞争战略在贸易紧张局势下对CSR活动的影响，发现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中国供应商更注重CSR参与以创造长期价值，而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则倾向于减少CSR投入，能够为供应商制定战略提供参考。
最后，研究结果证实美国企业客户对CSR的关注能减轻去全球化对中国供应商CSR表现的负面影响，凸显客户-供应商关系在促进CSR参与方面的重要性，补充了相关文献。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组织层面研究中，企业时间导向分为长期导向和短期主义。长期导向关注长期业务可持续性与未来竞争优势（T. Wang & Bansal, 2012），短期主义则使企业过度关注短期收益，忽视长期不良后果（Laverty, 1996）。Souder和Shaver（2010）指出，企业评估新项目收益时，会考虑项目对现有运营的影响和企业优先事项，生存需求在优先事项中占首要地位。当企业生存前景受组织条件影响时，对未来导向项目的投资意愿会改变。研究显示，资源匮乏或经营绩效差时，企业常采取短期主义行为（A. Kim et al., 2019; Slawinski & Bansal, 2012），经营绩效不佳的企业更不愿投资长期回报项目（Souder和Shaver, 2010），而资源充足的企业更有能力进行未来导向投资（A. Kim et al., 2019; Souder & Bromiley, 2012）。
2018年关税上调消息公布后，依赖中美贸易的中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下降。贸易紧张局势通过恶化金融市场情绪、增加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估值（Huang et al., 2023）。Benguria等人（2022）发现，面临关税上调的中国企业投资与利润发生下滑；He等人（2021）指出受影响的中国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需求。
企业参与CSR活动是为建立和强化客户-供应商关系（Liu et al., 2023; Villena, 2019），但其收益具有滞后性，需持续投入建立声誉才能实现。投资未来导向的CSR活动会分散日常运营资源，虽能创造长期价值，但短期难见收益。当企业经营绩效不佳、资源减少时，会聚焦当下，采取短期导向决策，这有助于企业生存并获得即时收益（Levinthal & March, 1993; Slawinski & Bansal, 2012）。中国供应商在关税上升时，可能难以等到客户-供应商关系带来收益，所以更倾向短期投资。基于此，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面临关税激增的中国供应商，其CSR表现会下降。
供应商维持与客户的供应关系，取决于产品的价格和性能（Cannon et al., 2010; Doney & Cannon, 1997）。为满足客户需求，供应商会采用成本领先或差异化等竞争战略（Porter, 1980）。企业的竞争战略会影响其CSR活动参与方式（Duanmu et al., 2018; Yuan et al., 2020）。在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供应商在CSR参与上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参与CSR活动不会立即带来财务回报，还会产生大量支出（Fieseler, 2011）。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靠降低成本、提供低价获取竞争优势，利润空间窄，用于CSR实践的资源有限（Ioannou & Serafeim, 2012）。产品关税上升时，这些供应商为维持价格竞争力，可能会削减成本。所以，我们预期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中国供应商，应对美国关税激增时，可能会减少CSR活动参与，以维持微薄利润和生存。
追求差异化战略的供应商注重产品性能以吸引客户，更可能投资CSR活动。他们明白可通过CSR活动开发创新产品或融入CSR属性创造长期价值（Yuan et al., 2020）。虽然产品开发和流程创新前期需投入成本，但长期收益可观。因此，注重差异化的企业倾向为未来项目保留资源，通过CSR活动建立声誉，加强与客户关系。文章认为，注重差异化的中国供应商在CSR活动参与上受关税上升的影响较小。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相较于注重差异化的中国供应商，优先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在CSR表现上受美国关税激增的负面影响更大。
客户-供应商关系受CSR实践影响。供应商参与CSR活动对企业客户意义重大（R. Dai et al., 2021; Darendeli et al., 2022; She, 2022）。R. Dai等人（2021）指出，企业客户的CSR标准对供应商的CSR实践产生了正向影响，其原因是客户既重视自身CSR努力，也关注供应商的CSR活动，因为供应商的CSR丑闻会给客户带来声誉损害、监管压力和公众不满。
Pizzetti等人（2021）通过实验证明，当企业客户被认为秉持高CSR标准，而供应商却行为不负责时，人们会认为客户应承担责任。此外，R. Dai等人（2021）的实证证据表明，供应商的CSR丑闻会增加其与企业客户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因此，CSR相关问题的影响会从供应商传递到企业客户，促使企业客户对供应商的CSR实践施加更大影响。基于此，文章假设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下，高CSR标准的美国企业客户会对中国供应商施压，促使其维持CSR表现。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当中国供应商的美国企业客户具有更高的CSR意识时，关税激增对中国供应商CSR表现的影响会减小。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为了评估企业的CSR表现，文章使用和讯的CSR评级数据，该评级从投资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关系、环境贡献和社区视角五个维度评估企业CSR表现。为获得中美贸易紧张期间征收关税的数据，文章参考了美国贸易代表发布的被征收新关税进口商品临时清单和M. Li（2018）提供的贸易冲突关税数据集。通过Harmonized System（HS）六位数代码确定受关税影响的产品，再利用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ISIC）Revision 4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行业分类确定受2018年美国关税上调影响行业，最后从FactSet提取企业层面的客户-供应商关系数据，确定中国上市公司中受关税影响以及是否有直接美国企业客户的供应商。最终样本为2017年至 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剔除2288个不受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影响的行业以及主回归中缺少变量的255个观察结果，最终共获得478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涉及2548家不同公司。
3.2 研究模型
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比较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的关税激增影响的中国供应商与未受关税激增影响的中国供应商的CSR绩效的变化，构建回归方程：
其中，CSR为中国供应商的CSR表现评级得分；TREAT为虚拟变量，若中国供应商所在行业受2018年美国关税激增影响且有直接美国客户则取值为1，否则为0；POST为虚拟变量，中美贸易冲突后取值为1，之前为0；TREAT×POST为文章所关注的交互项，反映关税激增对中国供应商CSR表现的处理效应；还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资产回报率(ROA)等多个变量，并进行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和标准误差聚类处理。
3.3 变量定义与研究方法
除上述变量外，后文中还定义了成本领导力竞争力、差异化竞争力、运营松弛、客户多样化等变量。研究方法上，通过比较受关税影响和未受影响的中国供应商CSR表现变化，分析贸易紧张局势对CSR的影响，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
3.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如表 1所示，样本中CSR得分平均（中位数）为19.37（20.84），标准差为8.76，表明整个样本的CSR表现存在较大差异。TREAT×POST均值为0.11，说明11%的观测值为受关税影响的中国供应商。
表 1 描述性统计
处理组由受美国关税上升影响的中国供应商组成，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处理组的资产回报率、现金持有量低于控制组，但在回归中已控制这些特征。主要回归变量间相关性分析显示，TREAT×POST与CSR的相关性显著为负，为H1提供了初步证据。主要回归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表明多重共线性不太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表 2 实验组控制组的描述性统计
表3 相关性分析
4. 实证分析
4.1 初步考察
文章初步考察了中美贸易紧张是否对中国供应商的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这可能对供应商的CSR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受到贸易紧张局势影响，中国供应商可能会面临美国客户需求减少的情况，从而会给其经营业绩带来消极影响，同时由于缺乏销售渠道与分销网络、不同的产品标准以及美国市场以外有限的品牌认知度等挑战，中国供应商在快速扩展市场上也会面临困境。文章将式（1）中的因变量CSR分别替换为ROA、ROE以及销售增长（SG），将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企业年龄（AGE）、多元化程度（CONGLO）、国有所有权（SOE）和销售增长（SG）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受关税上调影响的中国供应商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后的经营绩效大幅度下降，与文章预测一致，即受关税增加影响的供应商的经营绩效下降可能对其CSR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表 4 中美贸易紧张对中国供应商经营绩效的影响
4.2 基准回归结果
在对H1进行检验时，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受2018年美国关税冲击且有直接美国客户的中国供应商，与没有直接美国客户的同一行业的中国供应商相比，CSR表现显著下降，支持H1，也就是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给中国供应商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其CSR投资削减。从经济意义来看，-0.879表示处理组供应商的CSR绩效显著下降，相当于标准差的十分之一，即在四分位数范围内观察的变化解释了处理组供应商的CSR绩效下降约8.7%，与先前研究的结论一致。
在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如第二列所示，结果与第一列一致。此外，文章使用Refinitiv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数据库中的CSR绩效得分作为CSR绩效的替代衡量指标。尽管公司年度观测数量大大减少，但TREAT×POS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未列表），并印证了文章的主要发现。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资产回报率等对CSR表现有显著影响。
表 5 中美贸易紧张对中国供应商CSR绩效的影响
为了解决结果可能受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企业特征差异影响的问题，文章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熵平衡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首先根据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前一年（即2017年）的几个公司特征，使用从logit回归中获得的预测概率计算每个处理组供应商的倾向得分。然后，使用基于倾向得分的最近邻匹配将每个处理组供应商与控制组供应商进行匹配，最大距离为1%，并且不进行更换。在实施PSM程序后，共得到了969个唯一的处理-控制组。表6回归结果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供应商的匹配企业特征的平均值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6 倾向得分匹配样本
接下来文章使用熵平衡匹配生成不同的控制样本，通过对控制观测值重新加权来平衡式(1)中指定的所有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方差，从而实现协变量平衡，并使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加权后分布特征相同。表7结果显示，重新加权后，匹配变量的均值和方差的差异最小。表8第1列和第2列中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与主要结果一致，说明结果不受处理组和控制组供应商的可观察特征的影响。
表 7 熵平衡匹配样本
表 8 倾向得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样本回归结果
4.2 截面回归结果
在检验H2时，根据成本竞争力和差异化竞争力将中国供应商分组。为了评估一家公司在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方面的能力，文章利用销售和管理费用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成本领先能力，使用研发费用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差异化能力。然后将这些指标与行业中位数进行比较，为了使这些指标标准化，文章计算与行业中位数的偏差，并将其除以每个行业-年份的可能值范围，如式(2)和(3)所示，所得值介于-1和1之间。
成本领先能力得分低表明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更有效，表现出较强的成本领先能力，而差异化能力得分高则反映出较强的差异化。文章根据中国供应商的成本领导能力是否低于或高于样本中位数，将其分为强或弱成本领先组别。同样，根据高于或低于样本中位数的差异化能力创建强弱差异化组别。由此形成了四个子组：强成本领先和弱差异化，强差异化和弱成本领先，强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和弱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文章从样本中排除了表现出强大的成本领先和强大的差异化能力的子组，因为它表明公司正在追求不一致的战略。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强成本领导力组中TREAT×POST系数显著为负，而强差异化组和弱成本领导力组该系数不显著，表明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CSR表现受关税冲击影响更大，支持H2。差异检验表明第1列系数的经济影响远大于第2和第3列的系数，这不仅突出了具有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降低CSR绩效的统计意义，也突出了其经济意义。
表 9 中国供应商竞争策略对中美贸易紧张与CSR绩效关系的影响
在检验假设3时，根据美国企业客户的CSR意识对中国供应商分组。具体而言，文章根据中国供应商的美国企业客户的CSR绩效评级得分高于或低于样本中位数，形成了两个子组，然后对每个子组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10显示，低CSR意识客户组中TREAT×POST系数显著为负，高CSR意识客户组该系数不显著，表明高CSR意识的美国企业客户能减轻关税对供应商CSR表现的负面影响，支持H3。此外，差异检验表明，第1列和第2列的系数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第1列系数的经济影响是第2列系数的5倍，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低的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下降的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这些结果突出了企业客户作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在促进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作用。
表 10具有CSR意识的美国企业客户对中美贸易紧张与其中国供应商CSR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4.3 其他分析
4.3.1 中国供应商个体CSR维度
根据对外部或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CSR活动可以大致分为外部和内部举措两个方面（Hawn & Ioannou, 2016）。外部CSR活动解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如政府、社区、客户、供应商和投资者。内部CSR计划的目标是内部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员工（Farooq et al., 2017）。 这些举措促进了员工权利、自我宣传和技能发展。基于此，文章研究了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如何影响中国供应商对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注。
和讯认为，企业的CSR表现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评估：投资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关系、环境承诺和社区参与。员工维度属于内部CSR，其他维度属于外部CSR。文章预计，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之后，受关税飙升影响的中国供应商可能会降低其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但不会降低他们的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因为如果没有有效地与关键利益相关者沟通，内部CSR举措就不太可能为公司增加价值，而且由于资源限制，此类内部CSR问题可能被排除在公司议程之外。
文章将等式(1)中的CSR替换为五个维度中的每个维度的评级分数，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中国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在五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供应商在员工、环境承诺和客户-供应商关系方面的CSR表现有所下降，而对投资者和社区参与的CSR承诺保持稳定。此外，处理组供应商从事更多的CSR活动有关的环境承诺和客户-供应商关系。贸易紧张局势对处理组供应商在这些方面的CSR表现的净影响往往相互抵消，使员工群体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由此表明，贸易紧张局势对CSR表现的负面影响最强烈的是中国供应商的员工。
表11 中国供应商CSR的个体维度
4.3.2 运营资源和客户多元化的调节作用
文章还探讨了运营资源和客户多元化如何调节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与中国供应商CSR绩效之间的关系。文章预计，拥有更多运营资源的中国供应商将有能力承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的资源减少和利润率降低，从而使他们能够保持其CSR实践。相比之下，运营资源有限的中国供应商更有可能在CSR计划上做出妥协。因此，高度运营松弛将减轻关税加剧对CSR绩效的负面影响。文章参考有关文献使用财产、厂房和设备（PPE）与销售额的比率（生产资源效率的反比）衡量运营松弛。根据公司的PPE与销售的比率是高于还是低于行业中值将样本分成两组，并对这两组分别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第1列表明，尽管中美贸易紧张，但运营松弛度高的中国供应商能够保持其CSR实践，第2列中TREAT×POST的显著负系数说明运营松弛度低的供应商相对于对照组的CSR绩效大幅下降。从经济意义的角度来看，第2列中的TREAT×POST的系数是第1列中系数的两倍，突出了低运营松弛度的中国供应商CSR绩效下降的实质性经济影响。这些结果与先前的预期一致。
表 12 运营资源对中美贸易紧张与中国供应商CSR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接下来，文章研究了客户群如何缓和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与中国供应商的CSR表现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度集中的客户群可能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供应商失去一个主要客户，它可能会失去未来的收入。事实上，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之后，中国出口公司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但这些公司无法快速扩展到新市场以减轻不利影响，部分原因是缺乏销售渠道和分销网络，不同的产品标准以及在其他外国市场缺乏品牌知名度。因此，增加客户多元化可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造成的中断。文章利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捕捉客户多元化，同时考虑了供应商确定的主要客户数量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存在，如式（4）所示。
HHI的较低值表明供应商在不同国家拥有更多样化的客户群。文章根据公司的HHI是否高于或低于样本中值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尽管关税不断上涨，但拥有多元化客户群的中国供应商可以维持其CSR实践，而第2列中TREAT×POST的显著负系数说明，客户群不太多样化的供应商的CSR绩效显著下降。考虑其经济意义，第2列中的TREAT×POST系数是第1列中系数的三倍多，突显出客户群不太多样化的中国供应商的CSR绩效下降在经济上是巨大的。这些结果支持了拥有广泛客户、跨越不同国家的供应商能够有效减轻贸易紧张对其CSR绩效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
表 13 客户多元化对中美贸易紧张与中国供应商CSR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4.3.3 管理短视主义
除了影响生存前景的组织条件之外，文献将短期主义倾向归因于管理短视，即过度关注短期利润，同时避免当前产生成本但未来产生收益的面向未来的投资。管理者在分配资源时往往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偏好，这导致当他们的利益与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产生代理成本。有学者发现，当面临短期绩效压力时，管理者不太可能做出最佳资源配置。因此，文章检验结论是否是由这种替代解释驱动的。
文章使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管理短期主义。第一个指标结合了根据行业平均水平调整后的首席执行官（CEO）的预期任期和年龄，用以衡量短期主义。这是基于即将退休或已经处于其职位的CEO长期可能会优先考虑短期收益而不是长期价值创造，因此更有可能表现出短期主义。文章为Horizon构建了如下度量：
其中CEOTenure是首席执行官在该职位上任职的年数。CEOAge是指首席执行官的年龄。Horizon越低，表明CEO倾向于短视。
根据Horizon值是否高于或低于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结果如表14所示，第1列的TREAT×POST的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对于决策范围较短的组则缺乏显著性。这些发现偏离了前文的初步预期。这表明，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影响的供应商CSR绩效的下降不能归因于管理短期主义。
表 14 CEO决策视野
接下来，文章通过考察经理人的股权激励来衡量管理短期主义的水平，采用了曹等人（2019）使用的方法，即高管持有的股票数量乘以给定年底的收盘价。基于行业中值，将样本分为两组：高股权激励和低股权激励，然后对每组进行单独的回归分析。
如表15第1列所示，高管股权激励高的供应商在受贸易紧张影响时CSR绩效显著下降。相比之下，受贸易紧张影响的供应商和高管股权激励低时未受影响的供应商之间的CSR变化没有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受中美贸易紧张影响的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下降不太可能归因于管理短期主义。
表 15 高管的股权激励
4.3.4 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验证文章所使用的DID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设，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样本。文章将样本周期延长到2015年，并将式(1)中的POST替换为三个虚拟变量：YEAR2015， YEAR2016和YEAR2017，这些虚拟变量分别代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前的3年、2年和1年。此外，文章还YEAR2019纳入贸易冲突后时期的衡量指标，表示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后的1年。
从表16的结果可以看出，TREAT与YEAR2015-YEAR2017之间的交互项系数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而TREAT与YEAR2019之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开始之前，处理组供应商和控制组供应商的CSR绩效没有显著差异。只有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后，研究结果才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供应商的CSR表现出现了显著下降。 因此，结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 16 验证平行趋势假设
5. 研究结论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和去全球化对中国供应商CSR表现产生负面影响，有直接美国客户的供应商CSR表现下降明显，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受影响更大，而美国企业客户的高CSR意识能减轻这种影响。贸易紧张局势对供应商CSR表现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员工方面，拥有高运营资源和客户多样化的供应商受影响较小。研究未发现中国供应商CSR表现下降是由管理短期主义导致的。总体而言，本篇文献强调了贸易政策和去全球化对企业CSR表现的影响，为成本领先战略的供应商提出了重新评估战略方向的建议，凸显了客户-供应商关系在促进CSR参与中的重要性。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US–China trade tensions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suppliers most affected by the 2018 US tariff surge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e find that Chinese suppliers with direct US corporate customers experience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CSR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eir peers without direct US corporate customers. We also show that the adverse effect of tariff surges on Chinese suppliers’ CSR performance is concentrated among those with a strong cost leadership strategy. However, the CSR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uppliers that have direct US corporate customers with high CSR awareness is not affected by the tariff surges.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trade tensions on CSR performance are felt most strongly by the employees of Chinese suppliers. Taken together, despit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deglobalization wave to the diffusion of CSR across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SR involvement from US corporate customers can exert significant pressure on Chinese suppliers’ CSR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