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Do Enterprise Risk Assessments Affect Tax Aggressiveness?Evidence from U.S. ORSA Regulation

中文标题：企业风险评估会影响税收激进性吗?来自美国ORSA 法规的证据

原文来源：TRENT J. KRUPA.2024. "Do Enterprise Risk Assessments Affect Tax Aggressiveness? Evidence from U.S. ORSA Regul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99 (2): 307–339. 

供稿：胡星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税收激进会导致一系列的非税收风险，通过美国保险行业实施的新政策，文章研究了强制性企业风险评估是否会改变管理人员对非税收风险的了解，文章的研究结果为确定影响企业避税的具体管理信息提供了新的证据。

一、研究背景

（一）制度背景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失败，全国保险专员协会(NAIC)启动了“偿付能力现代化倡议”，以审查治理和风险管理实践。这一举措促使NAIC在2011年发布了《ORSA指导手册》，随后在2012年发布了《风险管理和ORSA示范法》。ORSA要求保险公司实施并记录正式的企业风险管理计划（ERM），其中包含一套特定的最低标准，旨在弥补风险治理实践中的缺陷。ORSA规定，保险公司必须识别并优先考虑全公司范围内的风险和风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建立董事会批准的风险偏好，创建风险管理和实施控制的流程，并创建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传达风险的系统。ORSA要求对所有潜在来源的风险进行评估，包括信用、市场、承保和运营，要求保险公司放弃在各个部门或单位的独立孤岛中进行的成本较低的传统风险管理，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消除部门的人为界限。这为研究提供了双重好处，既避免了ERM活动的内生性质，又通过在组织内强加特定程度的嵌入性来缓解ERM解释的流动性。

由于实施ORSA的成本过高，行业出现了反弹，美国保险公司(NAIC)决定将5亿美元的保费门槛定为小型保险公司，以确保在美国签订的约80%的保险将受到ORSA的约束。每年，保险公司必须向其主要州监管机构提交一份ORSA总结报告，其中包含三个部分：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框架的描述、保险公司风险敞口评估的讨论以及风险情景下公司层面的偿付能力评估。

根据ORSA指导手册，ORSA和ORSA摘要报告将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监测、优先排序和报告流程与资本管理和战略规划联系起来。每个保险公司的ORSA和ORSA摘要报告都是独一无二的，反映了保险公司的业务、战略规划和ERM方法。ORSA总结报告将由保险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材料提供支持。

ORSA摘要报告严格保密，限制了风险信息可能传播给公众或其他机构(如税务机关)的担忧。此外，尽管ORSA要求通过设置不合规的惩罚结构来进行风险评估，但ORSA并不要求保险公司遵守特定的风险概况，限制了对由监管机构强调的特定风险或风险水平驱动的变化的担忧。

（二）文献背景

已有的研究表明非税收风险与管理层的有限关注相关。研究认为避税应被视为一种风险投资形式，如果税收节省超过了与头寸相关的潜在成本，那么避税是一项正的净现值投资。当企业采取更激进的策略时，它们增加了税务机关拒绝税收立场的可能性(即税收风险)，并使公司面临各种非税收风险，例如负面声誉、员工不满、公司透明度降低以及政治和监管成本。已有的研究证据表明，高管们担心非税务风险，特别是与声誉相关的风险，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管理人员是否准确地评估了非税务风险。详细的评估可能需要税务经理直接专业领域(如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和法律)之外的信息。识别和整合与税收激进性相关的风险的高处理成本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处理约束(Simon 1973)。管理者可以通过对非税收风险的假设来合理地适应这些约束，从而简化税务规划决策。这种“有限理性”可能导致高管们在没有充分考虑可能超过潜在收益的非税成本的总体影响的情况下，投资于激进的税收头寸。此外，来自税收决策的非税收风险的间接性会增加准确地将过去的负面结果归因于税收头寸的难度，这可能导致管理者对自己产生现金税收节约的能力过于自信，而不会准确地将负面后果归因于积极的避税决策(Gervais和Odean 2001)。

为了评估非税收风险信息对税收激进性的影响，过往研究用ERM计划的实施作为研究场景。ERM计划旨在整合公司内所有来源的风险管理，董事会层面的监督促进决策与风险管理的战略一致性(Baxter et al . 2013)。因此，采用ERM可以在概念上提供证据，证明将非税收风险信息整合到税收激进策略净收益评估中的效果。然而，与其他公司治理属性一样，ERM的采用也是与避税相关的其他重要特征的内生因素，自愿采用ERM变成了一种流动且定义不明确的工具。

两项相关研究考察了风险治理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关系。首先，Beasley等人(2021)发现，公司披露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与降低有效税率和降低税收不确定性有关。董事会风险监督可能更强调将高管的冒险激励与股东的激励相结合，从而更强调通过避税实现的税后价值。其次，Eastman等人(2023)研究了公司的自愿ERM，发现ERM实践的披露与有效税率的降低有关，并提出ERM与更强大的内部信息环境有关，该环境使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协调有效的避税机会。

与其他行业类似，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补偿安排、多司法管辖区收入转移等来避税。尽管一些税收规划工具有所不同，保险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来研究了解非税收风险信息如何影响税收激进性。因此，信息摩擦可能在ORSA之前持续存在，并随后被ORSA缓解(Camerer和Malmendier 2007)。

与一位参与客户实施ORSA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经理的讨论表明，保险公司通常会从ORSA后的税务策略中更详细地了解非税务风险。与负责美国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ERM职能的高管进一步讨论表明:(1)他们的部门和职位是为了响应ORSA而创建的，(2)与税收相关的风险被分析为运营风险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强调，作为保险公司在ORSA下实施的ERM流程的一部分，新的税收头寸包括在风险的持续分析中。

二、研究贡献

文章的研究结果有以下几点研究贡献。第一，文章确定了影响企业避税的具体管理信息。结果表明，并非所有信息质量的提高都有助于更大程度上的避税，特别是与税收激进性相关的非税收风险信息。第二，文章补充了从法规中学习以及这如何塑造企业行为的文献。文章发现与非税收风险相关的信息存在于整个公司的孤岛中，为评估与税收激进性相关的风险创造了障碍。第三，这项研究也加剧了监管机构之间关于是否应该强制执行ERM活动的更大争论。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与税收相关的风险时，管理人员在遵守强制性ERM法规时，即使在他们报告自愿采用ERM时，也会继续更多地了解风险的相互依赖性。

最后，研究揭示了关于税收激进性是否给企业带来重大非税收风险的混合文献。当管理人员了解到公司范围内的风险与激进的税收头寸相互依存时，他们就会减少对这些头寸的敞口。这在调查证据(表明管理者关心非税收风险)和档案研究(发现税收激进性与风险之间关联的证据有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三、假设提出

ORSA增加了公司内部对全公司风险相互依赖关系的识别和评估，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可能来自其他公司特征，这些特征在检查内部信息或治理属性与税收结果之间的关系时充当混杂因素。基于信息障碍理论，管理层会低估风险并采取激进的税收策略，但其风险超过了现金节税带来的好处。如果ORSA消除了跨越各种孤岛的风险信息的障碍，文章预计随着管理人员进一步了解风险与回报的权衡，ORSA的颁布将导致税收激进性的降低。

然而，这一结果并不一定成立。已有证据表明，管理者普遍意识到非税收风险(Graham et al . 2014)。这种意识可能会导致管理者减少信息孤立的障碍，从而识别和整合非税收风险信息。此外，最近的几项研究未能从企业税收激进性中找到非税收成本的证据或者只找到给定独特特征或环境的证据。这些研究为非税收风险本来就低的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企业风险评估将确认与税收激进性相关的有限非税收风险，并且不太可能改变税收规划行为。因此，文章假设如下:

H1：强制性的企业风险评估不会影响企业的税收激进性。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各州对ORSA的采用，再加上5亿美元的保费门槛，导致三组比较:(1)处理组(接受ORSA)与对照组(豁免ORSA)，(2)早期处理组与晚期处理组(处理前)作为对照，(3)晚期处理组与早期处理组(处理后)作为对照。最近的研究强调了第三种处理效应的负权重偏差的可能性，如果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可能会翻转系数(Baker, Larcker, and Wang 2022)。

为了减轻多时点DID分析中较晚处理与较早处理的公司的比较所带来的偏差，文章遵循Baker等人(2022)的建议，并实施如下多时点DID设计:

这为实施ORSA的每个队列创建了一个单独的分析，为每个队列创建了额外的观察结果，并从中删除了与先前处理的公司相关的观察结果，消除了负权重偏差。通过叠加产生的观察结果的额外效果被吸收，分别使用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与每个堆叠队列相互作用(Gormley和Matsa 2011;Baker et al, 2022)。

Y_i,t代表了税收激进性的两个关键指标。首先，Blouin(2014)认为，对于一个被认为是激进的税收立场，它应该包含不确定性。Blouin(2014)讨论了使用根据FASB解释第1号报告的财务报表UTBs（FIN 48）代表激进税收头寸的优势。因此，文章研究了当年对UTB的增加(UTBADD)，它与年度投资在税收激进性方面密切相关(Hanlon和Heitzman 2010;Dyreng等人2019)，并被证明具有很高的识别避税能力。但是，UTB代表的应计收益可以随着公司的信息环境而变化(Gallemore和Labro 2015)。尽管UTB提供了一种更激进的避税形式，但企业也可能面临来自避税决策的非税收风险，这些决策并非天生不确定是否会得到税务机关的支持。因此，文章也研究了对企业现金有效税率(CETR)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激进头寸。

（二）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Compustat来确定2008年至2018年期间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期从2008年开始，因为这是2007年过渡到FIN 48后的第一年，在2018年结束，为每个处理期提供至少一次额外的期后观察。样本要求公司必须在美国境内注册成立，并具备相关控制变量。

接下来，文章确定了每个保险公司实施ORSA的时间。ORSA由保险公司的主要居住州(领导州)管理，通常在公司总部所在地。当保险公司的主要居住州颁布了该规定，并且公司的保费超过5亿美元时，POST_ORSA作为公司层面的处理存在。

（三）描述性统计

表1面板A显示了样本选择过程，面板B列出了主要州的位置以及每个州采用ORSA的年份。对于H1的检验，保留了105个不同公司的885个公司年的样本，对应于2866个交错的公司-年队列的观测值。

-表1-样本选择

表2面板A给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包括保险公司的完整样本和最终接受ORSA的公司与未接受ORSA的公司的细分。结果显示，接受ORSA的公司规模越大，现金有效税率越低，平均UTBADD越高，这与大公司有更多机会避税是一致的(Rego 2003)。

表2面板B给出了ORSA前后的描述性检验。由于这是在没有控制变量和年度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作者在三年的窗口中研究了主要国家对接受处理和未接受处理的公司的差异。对于经过处理的观测值，发现UTBADD和CETR的变化与ORSA实施后税收激进性的降低是一致的。此外，为了提供证据证明ERM策略可能有意义地实施，检验了ORSA前后对公司风险的影响(SD_RET)，发现公司风险显著降低与公司在实施ORSA之后更好地识别风险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能力一致。

最后，表2面板C报告了相关性。在样本中，内部控制缺陷(IC_WEAK)与UTBADD和CETR呈正相关，这表明信息质量对于确定美国保险业内有效的避税策略也很重要。

-表2-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

（一）DID分析

表3给出了式(1)的堆叠队列回归对H1进行初步检验的结果。第1列至第4列报告了ORSA对UTBADD (CETR)的影响。结果显示，POST_ORSA与UTBADD (CETR)之间的关系在p值<0.05或更好的情况下显著为负(正)。

这一证据表明，当管理者从全公司的风险评估中学习时，税收激进性会降低。就经济意义而言，ORSA的实施导致UTBADD作为期末UTB的百分比减少了6.25%，CETR增加了3.30个百分点，或者比样本平均CETR增加了14.84%。CETR的增加表明，管理层放弃了大约3149万美元的现金税收节省或0.40%的股权市场价值。这些结果为拒绝H1的零假设提供了证据，DID分析中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在ORSA颁布之前，处理公司与控制公司相比，在因变量中表现出平行的趋势，只有在监管要求识别和评估企业风险信息后才会发生变化。此外，ORSA对税收状况影响的确切时间仍然是一个实证问题。尽管保险公司可能意识到并采取措施遵守即将出台的法规，但新评估的激进税务活动的风险可能需要时间才能完全渗透到公司的税务规划过程中。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文章在图1中报告了ORSA颁布前后的事件时间分析，绘制了式(1)中相对于ORSA颁布前一年的UTBADD(图A)和CETR(图B)随时间的系数。在ORSA之前，趋势是一致的，这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支持。公司在ORSA颁布的年份(2010年)减少了当前年度对UTB的增加，但CETR直到2010年才开始显著增加。

-表3 -DID分析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二）自愿与强制实施ERM

许多保险公司在ORSA授权之前披露了ERM计划的存在。这为探索自愿与强制性ERM对税收激进性影响的潜在差异提供了机会。继BerryStolzle和Xu(2018)之后，文章使用Factiva和LexisNexis搜索有关ERM计划宣布的业务信息。使用Execucomp来识别具有“首席风险官”、“企业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或“ERM”(以下简称CRO)头衔的高管的存在。在披露的最初一年和2012年之前的每一年，通过商业资讯来源或高管头衔将ERM的存在使VOL_ERM赋值为1。在文章的样本公司中，大约有48%的公司在2012年之前报告了自愿ERM。

在表4面板A中，使用混合OLS回归检验了2008年至2011年间自愿实施ERM（VOL_ERM）与税收激进性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VOL_ERM与UTBADD (CETR)呈正(负)相关。这与ERM的采用是一致的，表明由于高风险活动，股东需要更好的治理(Beasley et al . 2008;Lundqvist 2015)或作为减轻过去错误的承诺来实现(Power 2009)，这也说明避税和自愿采用ERM在保险业和更广泛的公司样本之间是相似的。

自愿采用ERM并不明确地指一套连贯的实践，许多公司无法接受实施企业范围的风险管理流程所需的高成本。因此，无论在前期是否采用ERM, ORSA监管的影响都可能发生。在表4面板B中，将POST_ORSA与2012年以前采用ERM (PRE_ERM)的公司级指标进行交互。在两组之间，没有发现ORSA对税收激进性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这也为ORSA的外生效应适用于样本中的大多数公司提供了支持。

为了重新检验这种互动效应，PRE_CRO代表PRE_ERM公司年的一个子集，更能代表对ERM活动的真正承诺(Baxter et al . 2013)，若一家公司报告2012年之前负责ERM的高管，则PRE_CRO=1，预计这些公司更有可能在ORSA监管之前整合全公司范围的风险评估活动。表4面板C汇报了将PRE_CRO与POST_ORSA交互的结果，与预期一致，ORSA对税收激进性的影响集中在PRE_CRO =0的公司中。

-表4 -自愿实施ERM回归结果

（三）风险信息机制的横截面分析

首先，文章预计管理者在实施ORSA之前，在IIQ(内部信息质量)较弱的情况下，能够从整合全公司的风险信息中学到更多。较低的IIQ增加了管理人员识别和整合全公司信息的能力障碍(McGuire, Rane, and Weaver 2018)。由于ORSA减少了获取全公司风险信息的障碍，因此管理者能够更多地了解公司的非税收风险。在国家采用ORSA之前的一年，使用盈余公告速度来衡量公司的IIQ，对于在财政年度结束和ORSA之前的收益公告之间的天数低于中位数的公司，将High_IIQ赋值为1，否则为0，并将此度量与POST_ORSA交互。表5，面板A给出了结果。结果表明，在ORSA前，UTBADD (CETR)的降低(增加)集中在低IIQ企业中，ORSA后UTBADD (CETR)为负(正)且显著。POST_ORSA和High_IIQ上的系数符号在两个模型中是相反的，这表明在ORSA之后，高IIQ公司并没有实现相同的税收激进性减少。这也补充了Gallemore和Labro(2015)的发现，即内部信息质量较低的公司表现出更高的税收风险。作者提出，这可能是管理者无法完全支持税务职位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由更激进的税收头寸组合所驱动的，这些头寸给公司带来了被低估的风险。

其次，文章预计管理人员能够从整合全公司风险中学到更多，否则他们在ORSA之前就没有能力将税务考虑纳入广泛的商业决策中。为了衡量这一点，文章使用了Schwab et al.(2022a)等人对有效税收筹划的度量的数据(TAX_EFFECTIVE)。对于在ORSA之前TAX_EFFECTIVE测量值高于中位数的公司，将High_TAX_EFFECTIVE赋值为1，否则为0，并与POST_ORSA交互。表5面板B组报告了该分析的结果。结果表明，ORSA对税收激进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税收有效性较低的企业。

最后，根据监管前预期的非税收风险水平，检验了ORSA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差异效应。为此，作者构建了一个修改版的Neuman、Omer和Schmidt(2020)税收相关风险度量(MTAXRISK)。Neuman等人(2020)根据普华永道的税收风险框架构建了他们的税收相关风险衡量标准，该框架表明，税收相关风险可能来自六个关键领域:交易、运营、合规、财务会计、管理和声誉风险。作者通过添加与税收策略相关的风险的每个子组件的分数来修改这一措施，除了合规风险(例如，更直接的税收风险)，更高的分数代表更大的总体风险暴露于非税来源。当MTAXRISK的度量较高时，文章预计ORSA的决策偏差解决方案能够识别相对更多的非税收风险。与前述分组标准一致，将MTAXRISK与POST_ORSA交互，结果显示UTBADD (CETR)的减少(增加)集中在MTAXRISK高于中位数的公司。

总体而言，表5 的结果表明，了解风险信息可能会推动结果，这与更好地整合来自税务部门以外的非税务风险信息是一致的。为了检验了解直接税务风险是否会推动结果，作者根据Finley和Stekelberg(2022)概述的方法，在ORSA (TAXMONITOR)之前一年测量了处理过的公司的税收监测。接下来，测量了处理过的公司在ORSA实施前的CETR的五年标准差，以衡量避税结果的风险(Guenther, Matsunaga, and Williams 2017)。高于中位数的公司将High_TAXMONITOR赋值为1，否则为0。然后，分别与表5面板D和E中的POST_ORSA交互。如果直接税收风险的揭示是ORSA之后税收激进性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预计这种相互作用对UTBADD (CETR)来说是负的(正的)和显著的，然而，结果没有发现对交互有显著的影响。

-表5-横截面检验

（四）进一步分析

为了确保ORSA不是仅仅导致投资活动的减少，从而导致税收激进性的附带减少(例如，在不考虑潜在相关税收优惠的情况下改变投资)，作者通过使用避税措施、UTBADD和CETR以及保险公司的三个关键投资措施(PREMIUMS、CAPX和ACQ)执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来缓解替代解释，结果表明投资减少并不能完全解释税收激进性的减少。

除了投资活动之外，文章还研究了公司在ORSA之后使用避税天堂子公司的情况。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提供了通过收入转移来避税的机会，并且这种转移不太可能与其他一级投资决策直接相关(Dyreng和Lindsey 2009)。作者使用10-K表21中披露的独特避税天堂国家的数量来研究这一点，结果发现企业在ORSA之后并没有简单地减少在所有外国地点的投资。

（五）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作者对因变量作了一阶滞后和二阶滞后，发现结果依然保持一致。此外，由于样本期最后两年存在其他政策的影响可能干扰实证结果，作者删除了最后两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发现结果依然稳健。

六、研究结论

文章使用ORSA这一政策冲击来检验管理人员对全公司风险信息评估的增加，发现保险公司显著降低了税收激进性。这说明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存在有关非税风险的相关信息，而对这些信息的障碍可能导致决策偏差，因为管理者在考虑风险与回报的权衡时，没有充分考虑非税风险。文章为确定影响避税决策的管理信息提供了依据，税收激进性的降低表明管理者识别了税收激进性固有的重大非税收风险。

Abstract：

Tax aggressiveness presents nontax risks to firms’ cash flow. Evaluating these risks requires information beyond the accounting function’s expertise, resulting in high processing costs to acquire and integrate risk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ax strategies. Managers can rationally adapt by making assumptions about risk information, potentially resulting in decision biases when evaluating the risk-reward tradeoff of tax aggressiveness. Using a novel regulatory setting in the U.S. insurance industry, I examine whether the adoption of mandated enterprise risk assessments updates managers’ prior beliefs about the nontax risks of tax aggressiveness. I find that as regulation requires managers to accept processing costs to acquire and integrate risk information, managers learn about previously underestimated nontax risk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ax aggressiveness. Results suggest that absent firm-wide internal risk information, managers can use aggressive tax positions without fully considering nontax ri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