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Financial Inclu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中文标题：金融包容性、经济发展和不平等：来自巴西的证据

原文来源：Fonseca, J, Matray A. 2024. “Financial inclu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56: 103854.

供稿：陈馨词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使用2000-2014年巴西全体员工的数据，研究了一项针对巴西银行分行覆盖率低的城市的金融包容性政策。该政策导致了银行的进入以及存款和贷款的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创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特别是最初处于“银行服务荒漠”中的城市。以上作用并非平均分配，而是随着工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表明工资不平等程度大幅增加。不平等的变化集中在技能工人初始供给较低的城市，表明人才稀缺可以驱动金融发展对不平等的影响。

引言

长期以来，银行分行在细微地理层面的存在被视为金融包容的关键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银行分行邻近性减轻了从许多代理人动员储蓄的交易成本，这可以增加企业家可利用的资本。分行邻近也降低了银行甄别和监督企业家的成本，以及提供获得流动性服务的成本。然而，设立银行分行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因为存款和贷款的需求只有在分行成立后才能观察到，这可能导致金融服务供应不足。为此，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寻求通过实施大规模改革以扩大银行分行的物理网络来促进金融包容性。这些金融包容性政策的普及引发更多问题：它们是否成功地促进了金融和经济发展？如何实现？这种政策的分配后果又是什么？

对此，文章追踪了一项改善主流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政府计划对经济发展和工资不平等的动态影响，使用巴西联邦政府2004年引进的“全民银行”计划，通过引入国有银行分行明确将目标瞄准银行不足的城市，作为独特的自然实验进行研究探讨。文章的实证分析结合巴西行政雇主雇员数据，涵盖了巴西正式雇员的范围以及2000 - 2014年详细的银行分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双重差分的研究设计比较了受益于该政策的城市相对于未受影响城市的结果，利用简约匹配程序为每个处理组城市选择对照组城市，其中匹配了改革前的人口五分位数和基尼系数增长，并估计了金融发展对就业、创业、企业增长、平均工资和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贡献

第一，文章揭示了金融包容性对金融中介成本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为金融包容性促进经济增长及这种政策的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见解。迄今为止，关于银行分行存在效应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且研究信贷或财富积累等金融结果。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在本地化市场中引入特定的银行分行，并使用短期横截面调查数据来研究真实结果，表现为短暂微小的积极影响甚至负面影响。但是，文章的行政面板数据能够追踪该政策对金融包容性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全因果链的长期影响（信贷供给、获得流动性服务）；实际结果（就业、部门增长、平均工资、企业进入和退出率、企业规模分布）以及这种金融包容性驱动经济增长的分配后果。

第二，文章对使用自然实验的实证文献做出了贡献，以表明广义上的金融摩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证据研究城市外部的短期资本注入，并侧重信贷的变化，持有固定的银行网络。但是，文章强调的机制为通过扩大银行分行网络来促进金融包容性。随着储户、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距离减少，这种分行的扩张促进了当地储蓄的动员和汇集，从而在增加的存款、更高的信贷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文章对研究金融发展对工资不平等影响的文献做出贡献。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财富不平等或总收入不平等（包括资本收入），预测结果模棱两可。金融发展的效果取决于这种发展是集中于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以及如何改变工人的总需求和投资收益，以及个人是否能够积累人力资本。以上模型普遍认为，资本收入推动了不平等的上升，因为主要惠及富人和企业家，而工资的上升推动了不平等的下降。但是，文章提供了关于金融包容性对工资不平等影响的罕见证据，表明了由于技能差异，金融包容性导致了环境中更高的工资不平等。因此，在宏观发展模型中考虑劳动力异质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限制，对于更好地理解和预测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将如何影响不平等至关重要。       

第四，文章有助于理清金融摩擦如何影响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错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基于研究金融摩擦如何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结果的文献，文章为研究金融摩擦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需求和技能溢价的文献分支做出贡献。       

最后，由于文章所探讨的改革依赖于国有银行的扩张，从而拓展到研究政府持股银行经济效应的广泛文献。已有文献着重强调政治俘获的风险和政治动机的信贷周期的创造，但是文章证明当私营部门无法或不愿意为贫困地区服务时，即使在腐败程度很高的国家，这种所有制形式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制度背景和数据

（一）巴西银行业格局

1.改革前的情况

巴西有三类银行：联邦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巴西银行、联邦经济银行、北欧银行和亚马逊银行）、州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BNDES）。联邦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和州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属于“国有商业银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国有银行不同，其业绩与外国和国内私营银行相当。而国家开发银行（BNDES）更接近于先前研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银行，该银行向目标部门提供补贴贷款，甚至是无需偿还的“补助”。

首先，国家开发银行（BNDES）是以往文献研究的唯一银行，证明了巴西银行行为中存在政治影响。其次，国家开发银行（BNDES）以及州政府控制的银行不是政策的一部分，未参与文章研究的分行扩张，其贷款也未专门针对处理组或对照组城市。因此，文章使用“国有银行”一词来指代联邦政府控制的银行（不包括BNDES）。

在某些方面，国有银行不同于私营银行。例如，在法律授权下提供专款专用信贷。然而在实践中，国有银行在贷款实践和贷款部门方面与私营银行类似。例如，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在信贷产品和借款人之间具有相似的投资组合结构，收取相似的利率，面临相似的拖欠率，在标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指标上也类似。如图1所示，在包括贷款、盈利能力、贷款业绩和规模等的协变量范围内，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分行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图1- 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的协变量平衡检验

2.“全民银行计划”

“全民银行计划”是2004年宣布的一项联邦政府计划，为政府2004 - 2007年多年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由财政部（Ministério da Fazenda）负责，旨在通过联邦政府银行，特别是联邦经济银行和巴西银行的行动，为巴西非银行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

为了实现覆盖服务不足社区的目标，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国有银行的实际存在，重点关注没有国有银行的城市。图2描绘了2000年以来没有设立国有银行分行的市镇的演变情况。与改革的效果一致，这一份额在2004年之前稳定在60%，然后在2005年急剧下跌，之后持续下降，在2014年只有44%的城市没有国有银行。除此之外，图1报告了没有任何银行分行的城市的份额，并表明国有银行的扩张导致没有任何银行分行的城市的份额下降。

-图2- 未有银行分行的城市比重

为了覆盖无银行业务的家庭，该计划实施还依靠代理行网点，因此银行雇佣商业实体作为金融服务的分销点，例如彩票零售商、邮局、药店和其他零售商。自2003年以来，银行业务代理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和取款、支付和贷款申请，代理行网点数量从2000年的约2万增加到2010年的超过15万。截至2007年，国有银行在100 %的城市都存在代理行网点。但是，在2003年之前，代理行网点大多提供票据支付服务，并不是金融机构的替代品，不适合公司的需求。即使在2003年之后，绝大多数巴西家庭和更多的巴西企业都没有使用相应的银行网点进行存款、取款、开户或借款。

综上结果表明，银行代理在改革之前存在于许多非银行城市，但主要提供票据支付服务。虽然有一定的金融服务可及性，但服务水平有限，因此文章所研究的银行分支网络扩张通过提高家庭和企业可获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范围实现了金融包容性。

（二）数据

文章使用四个不同来源的数据：

第一，匹配的雇主-雇员数据来自Relação Anual de Informações（RAIS），该项强制性的年度调查包含了巴西税务注册企业的信息。对于信息不完整或迟交的情况，相关处罚十分严厉，因此在合规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基本上覆盖了所有正式部门的员工。RAIS包含了工人和企业的时不变标识符，以及企业所在地的信息。除此之外，文章还收集了工人的平均月总收入、职业、教育、种族、年龄和性别等一些社会人口特征的数据。

第二，利用企业的地理位置信息，文章构建了2000年至2014年的城市层面的面板，包括平均工资、工资不平等、就业和技能工资等信息。由于市镇边界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文章将最小可比区域（Área Mínima Comparável, or AMC）作为聚合层级，保持整个样本期内范围一致，这使得城市数量从5000多个减少到4260个，文章后续采用“城市”来指称AMC。

第三，银行分行数量、贷款活动和存款数据来自巴西中央银行维护的ESTBAN数据库。该数据提供了汇总到城市层面的分行资产负债表信息，以便于在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之间的分行、信贷和存款数量进行分解。以上数据不包括相应的银行网点（如邮政银行的网点），意味着未能观察到该计划对金融包容性的全面影响。

第四，文章从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中获得时变结果，并从人口普查中获得2000年的横截面人口和经济特征，例如不同受教育年限的人口分布和非正规工作者的比例。

实证设计

（一）识别假设挑战

文章关键的识别假设为，若没有该项政策，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将平行发展。该假设的第一个挑战为：即使从每个城市的角度来看，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准外生”，也没有理由认为一家国有银行在符合条件的特定城市设立分行的决定以及决定时间是随机的。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假设所有没有国有银行分行的城市在2004年后立即被处理，无论它们在改革后是否最终设立了分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基于2004年之前没有国有银行的事前特征假设政策是外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关注处理组的赋值来测算设立银行分行潜在机会的真实效应的无偏估计，即关键的识别假设为所有有资格获得银行分行的城市是否具有平行趋势。

文章研究设计的有效性取决于2004年之前没有设立国有银行分行的城市与2004年之前设立国有银行分行的城市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这引出该假设的第二个挑战：2004年之前银行的位置并不是随机的，导致巴西平均处理的城市与平均未处理的城市并不类似。图3绘制了协变量平衡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和未处理组城市之间的水平的无条件差异很大，对大多数城市特征来说是显著的。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文章使用简约匹配方法来构建与处理组城市在一系列特征上显著相似的对照组城市。

-图3- 协变量平衡检验

（二）匹配

文章首先以城市规模为目标并计算人口的五分位数，将每个处理组城市与同一人口五分位中的所有对照组城市进行替换匹配。图3中的红点显示，在改革前构建的一系列未在匹配过程中针对的城市特征中，处理组和对照组均相似。这些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GDP、就业、技术就业、非正规部门规模）；接受社会转移支付的倾向（地方政府支出、市长的政治派别）；经济一体化（到州首府的距离、外地出生人口比例、当地企业的进出口）；对总体冲击和大宗商品部门的暴露程度（当地GDP与整体GDP的同步性、大宗商品的总就业人数、改革后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敏感性）；以及私营银行部门的发展（私人贷款和私人存款）。两组之间的标准化差异远低于Imbens和Rubin（2015）建议的0.20的门槛值。在对人口分位数进行匹配后，处理组城市与对照组城市之间唯一较大且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为基尼系数在前期的变化。文章通过选择与改革前基尼系数增长最接近的同一人口五分位中的三个控制城市来实现。图3的蓝色圆点显示了进一步将匹配限制在这一标准之后，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之间的差异。

经过基准匹配后，最终样本包括1415个处理组城市和3918个对照组城市，表1报告了最终样本的汇总统计数据。图4中显示了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的空间分布，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城市遍布巴西各地，没有表现出地理上的聚集性。

-表1- 描述性统计

-图4- 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的地理分布

（三）计量经济学指标：城市层面

文章通过估计一系列匹配的双重差分形式的指标来分析银行覆盖率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影响：

其中，Yc,g,t是属于匹配的处理-对照组g的城市c在t年的各种城市结果，Treatedc为虚拟变量，若城市c在2004年之前没有国有银行，则取值为1；θc是城市固定效应，消除城市间的时不变异质性；δg,t是匹配组-年的固定效应，控制了组间的时变不可观测异质性。由于文章采取改革前的人口规模和不平等增长来进行分组，因此使用匹配组-年固定效应来吸收这些特征与改革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冲击。Xc,t是稳健性检验中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的集合。文章将标准误差在匹配对水平上聚类，以考虑序列相关性，并在期初按人口规模加权回归，以估计改革对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

（四）识别假设和潜在威胁

文章识别策略面临两个主要威胁：（1）即使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在事前完全类似，未被观测到的事后冲击可能会具体影响到处理组城市。（2）尽管使用了匹配程序，文章将城市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量（是否存在政府控制的银行）仍然可能与其他城市层面的特征相关，使得处理组城市在2004年之后对政策冲击更加敏感。

1.处理组特定的事后冲击。第一个问题是，即使在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之间存在完美的事前协变量平衡，如果这项政策与其他未观察到的冲击相关联，特别是影响处理组城市，那么促进金融包容性对城市水平结果的估计效果可能是有偏的。根据文章设计，国有银行在改革之前已经存在于所有的对照组城市。因此，2004年之后的任何银行特定的冲击都会对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产生影响。第一，如果国有银行经历2004年后影响其信贷供给的特质性冲击，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都将从信贷扩张中获益，且文章的利息系数不会有偏。第二，由于巴西制度背景的特殊性，2004年后金融包容性政策与其他社会福利项目扩张之间的潜在关联问题也得到解决。由于大多数大规模的福利项目均通过国有银行进行分配（特别是Bolsa Família），因此，所有城市（包括对照组城市）都将从这些项目的创建或扩展中受益。

2.协变量平衡和事前差异。第二个问题是，事前的差异导致处理组城市对总冲击做出不同的反应。文章采取了四种解决办法，首先，如图3所示，文章使用简约匹配估计量可以在一系列对商品驱动的总体增长、城市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左倾政府推动的福利项目的暴露度的代理变量之间获得协变量平衡。其次，在第4、5和6节的一系列结果中，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改革之前具有平行趋势。再次，文章直接控制了一系列额外的城市层面的特征，诸如人均 GDP、商品部门就业、技能型就业、市长的政治派别、贸易、到州首府的距离以及当地 GDP 与整体波动的共同运动等变量的点估计值非常稳定。最后，文章利用数据的颗粒度，将方程（1）改造成城市按行业的双重差分估计量，放宽识别政策效应假设。因为方程（2）包括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从而以非参数方式控制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行业冲击，即使处理城市和控制城市在特定行业冲击的暴露程度上不平衡，最终估计量仍然保持无偏。回归方程如下：

与城市层面的双重差分相比，方程（2）的区别在于����,��,��，即匹配组按行业按年份的固定效应。这些固定效应意味着��的估计是通过比较同一匹配组内的处理城市和控制城市中的相同行业来完成的，即在2004年之后，特定行业的冲击（如商品繁荣或特定行业的生产力冲击）不会对��的估计产生偏差。

对金融包容性的影响

（一）提高银行分行准入

改革增加了银行分行的准入，因为国有银行的进入并没有挤出私营银行。为此，文章在方程（1）中使用哑变量LHS，如果该城市有任何银行分行（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则取值为1，用以估计处理城市设立银行分行的可能性变化。文章进一步将该哑变量分解为两个：若该城市有国有银行分行，第一个哑变量等于1；若改城市有私营银行分行，第二个哑变量等于1。图5报告了双重差分估计的事件研究系数，面板（a）显示城市是否有银行分行（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的哑变量时的结果。面板（b）则将设立银行分行（灰色菱形）的可能性变化分解为来自国有银行（蓝色圆形）的变化和来自私营银行（绿色三角形）的变化。

结果表明：第一，在改革之前，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拥有私营银行分行的概率几乎平行变化，即使在改革之后，也保持平行趋势。第二，国有银行的扩张仅适度挤出私人银行，导致处理城市的整体金融发展大幅提升。与图1中报告的总体趋势一致，拥有国有银行分行或任何银行分行的概率在2004年后急剧增加。

-图5- “全民银行计划”对银行分行的影响

（二）增加存款和信贷

接着，文章研究银行分行增加如何影响存款和信贷供应。为了测量剔除任何机械性财富效应的金融发展，文章计算由城市GDP缩放的总信贷和总存款。由于在改革之前，处理组城市通常没有信贷和存款（因为许多城市没有银行分行），同时国有银行信贷和存款为零，文章使用对数函数的反双曲正弦变换来估计政策的效果。

文章在图A1中展示了对总存款和总信贷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的事件研究系数。事件研究表明，在改革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信贷和存款变化趋势几乎平行，而信贷和存款的增加完全由国有银行推动，对私营银行的挤出效应很小。图A1的面板（a）显示了改革后信贷的最初增长在整个时期持续，并且完全由公共信贷推动。2010 年之后私人信贷略有下降，但改革后信贷总量仍大幅增加，表明总体上处理组城市从信贷增长中受益。图A1的面板（b）报告了存款的类似结果，显示存款在2005年急剧上升，并在改革后期间持续增长。

-图A1- “全民银行计划”对总信贷和总存款的影响

表2报告了汇总估计结果，表明对于所有变量，改革对金融包容性均产生显著影响，且主要由国有银行推动。拥有银行分行的概率增加了18.6个百分点（第1列），促进了城市层面上总存款和总信贷的积累（第4列和第7列）。

-表2- “全民银行计划”对银行分行、信贷和存款的影响

以上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性政策可能促进了储蓄和信贷之间的良性循环，因为城市中信贷的平均扩张与流入同一城市银行分行的存款的平均增长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处理组城市的银行分行可以增加其信贷供应，而不必依赖来自其他城市的资本，进行自我维持的信贷和存款扩张。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平均效应

首先，文章估计改革对城市层面总体经济结果的影响，通过以公司总数、总就业人数、小型企业（少于 20 名员工）的就业增长、大型企业、平均工资和行业数量作为结果变量来估计方程 （1），以测试金融包容性政策如何影响该因果链的不同元素。表3报告了不同回归的结果。第1列中显示公司数量增加了9.8%，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0%，增长集中在小型企业（少于 20 名员工），其扩展速度是大型企业的两倍（第3列与第4列），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解释了平均工资增长4.1%的原因。

接着，文章估计了改革如何影响行业动态。与强调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多样化其工业基础并探索其比较优势的模型一致，文章发现金融发展增加了行业数量，并使用不同四位数行业的数量作为衡量（第6列）。与之对应，文章在图6中估计方程（1）的事件研究结果。结果显示，在所有情况下，处理组城市相对于对照组城市没有显示出任何预先趋势，且在改革后，各个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并在五年后稳定在一个新的高点，这与改革缓解金融限制并使当地经济达到新的更高发展水平的平稳状态的观点相符。

-表3- 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图6- “全民银行计划”对企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由于无法观测到改革的全部效果，文章结果的估计低估了改革对金融发展的真实影响。考虑上述因素，文章直接将表3中的点估计解释为经济发展结果相对于正规金融服务引入的弹性。在此背景下，与文章研究最接近的实验是研究银行分行进入印度村庄的影响，以及研究一家专注于服务欠佳和低收入客户的大型消费品零售商店内银行分行的开设。Barboni等（2023）发现，新银行分行的建立导致贫困率下降8%，平均收入增加6%，与文章估计的平均工资增长4.1%相当。Bruhn和Love（2014）发现收入增长7%，就业增加1.4%，非正式企业增加7.6%，但正式企业没有受到影响。文章的研究设计改善了城市层面的金融发展，因此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局部一般均衡效应”，通过追踪改革效果的较长时间段也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差异，因为资源重新配置缓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二）机制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有两个：首先，银行扩张可以促进当地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它放宽了个人的借贷限制，减少了他们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银行分行的开设起到了财政刺激的作用。其次，银行扩张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摩擦来促进供应，从而推动现有企业的投资，并促进新企业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差异不应产生影响，但可贸易行业和不可贸易行业都将从改革中受益。

1.消费和企业发展机制

为了测试结果是否来自银行扩张引起的需求增加，文章通过可贸易行业与不可贸易行业的企业将城市层面总就业增长进行分解。文章使用三种方法来识别生产可贸易商品的行业（不依赖于当地需求）。首先，如果一个行业在制造业中，则将其分类为可贸易的，否则为不可贸易的。第二，如果进口加出口至少等于每名工人1万美元，或者工业四位数行业的总出口加进口超过5亿美元，则将工业定义为可贸易的。第三，计算行业层面的就业地理分散度（HHI），并将可贸易行业归类为HHI分布的前四分位数。由于不可贸易行业比可贸易行业对本地需求的依赖性更强，改革所推动的本地需求增长应该使不可贸易行业受益相对更多。对此，文章利用方程（2）进行估计，并对可贸易行业和不可贸易行业之间的回归进行拆分。表4报告了改革对可贸易行业和不可贸易行业影响的结果。根据上述定义，可贸易行业的就业增长几乎是不可贸易行业的两倍（第1列）。这意味着，虽然城市银行分行的进入可能对需求产生了直接影响，但金融包容性政策推动的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增长是由于企业家的融资限制得到缓解。

-表4- 可贸易行业与不可贸易行业的就业

综上，可贸易行业的企业比不可贸易行业的企业更受益于改革，这与金融包容性政策通过提供交易所需的流动性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相一致。企业和家庭需要一个安全存储流动资金和与他人交易的场所，尤其对于需要支付供应商和接收远方公司客户付款的可贸易行业的企业而言，银行提供的此类服务促进了贸易和商业交易。

2.为什么本地分行重要？——距离的作用

接着，文章研究为什么本地银行的存在似乎能缓解企业的财务约束。宏观发展和金融文献中的一个经典假设为地理上的接近性可以降低银行的监管和筛选成本，尤其是在存在软信息的情况下，上述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

文章预测政策效果随到最邻近银行的事前距离增加而增强，通过两种方式来检验：首先，文章将改革前拥有本地（私营）银行的城市与没有民营银行的城市进行比较，通过将Treated×Post变量与虚拟变量No Private Bankc交乘，其中No Private Bankc在改革前没有民营银行的城市取值为1。其次，在改革前没有银行分行的处理组城市中，计算到最邻近城市的银行（国有或私营）的距离，通过将Treated×Post变量与虚拟变量交乘，其中该虚拟变量在距离为零时取值为1。随后，与连续变量Distance to the nearest bank（以距离的对数表示）交乘，来估计完整面板中距离的条件效应。除此之外，文章将Treated×Post变量与到最邻近的国有银行和到最邻近的私营银行的距离分别交乘，以测试结果是否特定局限于国有银行（例如，提供补贴贷款）。若结果依赖于获得补贴贷款，那么改革对远离国有银行的城市的影响应该比对远离私营银行的城市更强。

表5中报告了回归结果。面板A显示，在改革前没有银行的城市中结果更为显著，改革前没有本地私营银行的城市在企业数量（增加10.4%，第1列）、就业（增加13.9%，第2列）和平均工资（增加7%，第5列）方面的增幅更大。面板B显示，在改革前没有本地私营银行的前提下，金融包容性的实际效果随着到最邻近银行的距离增加而增强，小型企业（少于 20名员工）比大型企业更能从距离缩短中受益（第3列与第4列）。面板C和面板D分别显示到最邻近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距离的结果，距离的条件效应与上述结果均一致。

-表5- 金融摩擦——距离的作用

综上，文章的结果并不局限于国有银行提供的服务，例如获得补贴贷款。如果国有银行本身重要，那么到国有银行的距离相对于到私营银行的距离具有更大的影响。

（三）改革的讨论

1.替代性解释（1）改革是一次来自城市外部的资本注入，可能导致过度借贷；（2）该政策是一项通用的政府支出政策。第一，金融发展的稳态永久性变化，以及十年来持续的经济发展没有均值回归的迹象，排除了该政策由不良贷款推动的担忧，否则应该会引发一个繁荣-萧条周期。第二，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也与短期刺激不一致。此外，贸易部门的就业增长超过非贸易部门（表 4），以及政策效果与到最邻近银行的距离成比例增加的事实，也与上述解释不符。

2.改革净效益：虽然改革在促进显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效，但是在未设银行的城市运营银行分行的成本相当可观。由于有关设立和运营本地银行分行的总成本的数据不可获得，无法对该计划进行明确的成本效益分析。但是，ESTBAN数据库包含有关分行层面的支出和盈利能力的信息。因此，文章收集了改革后在处理组城市设立的国有银行分行的年度平均支出与收入比率和资产收益率（ROA），并将其与对照组城市所有私营银行分行的平均水平以及新的私营银行分行进行比较。图7描绘了2005年至2014年之间的变化，表明在处理组城市开设分行比在对照组城市开设分行的利润更低或运营成本更高。面板（a）显示，处理组城市中新分行的平均ROA高于对照组城市中新分行的平均ROA，并与对照组城市中所有新分行和现有分行的平均ROA相当。面板（b）显示，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的新分行的平均费用收入比相似，但高于对照组城市所有分行的平均费用收入比。

-图7- 平均ROA和费用收入比

3.“银行荒漠”：存款和信贷的永久性转变，加上金融包容性政策引发的经济活动的持续效应，以及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银行分行资产收益率的相似性，表明那些设立银行分行的处理组城市为盈利市场。但是，银行在改革之前并未服务这些市场，对此可以用银行处于垄断竞争状态并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解释，即银行可以通过限制数量（即限制其分行扩张）来最大化其加价和利润。在成本方面，银行可能扩展其网络到一定限度，从而将其分行网络的成本降到最低。此外，设立分行存在沉没成本，意味着虽然分行一旦运营就能盈利，但总成本（设立的可变成本加上固定成本）可能仍然太高，尤其是在更偏远的城市设立成本更高的情况下。因此，在改革之前处理组城市没有银行分行，而分行的进入对经济发展呈现显著影响的可能原因是，利用国有银行在未设银行的城市开设分行相当于政府对银行分行的设立成本进行补贴。

对不平等的影响

（一）汇总结果

为了研究金融包容性政策带来的整体经济收益在每个本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布情况，文章使用城市层面的工资基尼系数作为结果变量来估计方程（1），分析城市层面工资分布中每个区间的平均工资。图8报告了基尼系数的演变结果以及工资分布每个四分位的平均工资变化。其中面板（a）为改革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显示处理组城市在改革前没有表现出差异化的预趋势，改革之后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且幅度较大，意味着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改革十年后，处理组城市的基尼指数比对照组城市高出两个点，相对于改革前的平均水平而言增加了7%。       

接着，文章通过计算城市工资分布每四分位的平均工资来分解基尼系数的变化，以探究总体不平等变化。图8的面板（b）展示了各工资四分位数的变化情况。与经济发展“水涨船高”的观点一致，所有工人均从该项政策中获益。然而，收入分布中处于第一个四分位的工人（紫色线）获得的收益远低于最后一个四分位的工人（红色线），而且工资收益随着其在工资分布中初始位置的提高而单调增加。

-图8- “全民银行计划”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图8（b）表明收入不平等在改革后逐渐上升，而回归结果为整个改革后时期的平均水平，因此点估计往往低估改革对不平等的影响。表6报告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平均增加了1.2个百分点（第1列），主要是由于收入分布顶部的工资增长更大。工资分布中处于底部四分位的个人平均工资增加了1%（第2列），而处于顶部四分位的个人工资增加了5.5%（第5列）。

表-6- “全民银行计划”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二）机制

文章探讨了三种可能导致金融摩擦减少后不平等增加的机制：更好的匹配、熟练劳动力需求和受限的熟练劳动力供给。

首先，金融发展可能导致雇主和雇员之间更好的匹配，可能源自个人金融约束的放松使得有更多的时间寻找更合适的工作匹配，或者是因为金融摩擦的减轻可以使生产性公司提前支付工资以吸引更有生产力的工人，从而减少劳动力的错配，并提高收入分配顶部的工资水平。

其次，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对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劳动力支付与现金流之间存在不匹配，或者由于雇佣和解雇成本使劳动力具有固定成本特点，金融摩擦会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由于熟练工人需要更高的工资，并且招聘和培训成本相对更高，金融摩擦会不成比例地限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金融摩擦在改革中得以缓解时，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增加。如果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相对互补，较宽松的金融约束可以增加资本投资，从而提高熟练工人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与非熟练工人相比，也会导致对熟练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根据熟练劳动力需求假说，随着熟练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熟练工人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数量都应该上升，从而导致技术溢价的增加以及处理组城市中熟练工人比例的上升。

最后，劳动力需求可能会在整个技能分布中均匀增加，但非熟练工人的供给可能比熟练工人的供给更具弹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技能组成保持稳定，但熟练工人的价格会上涨，尤其是在熟练工人短缺严重的城市中。

1.更好的匹配

为了检验改革后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匹配是否得到改善，文章基于Eeckhou和Kircher（2011）以及Lopes de Melo（2018），对Abowd等（1999）回归中的企业固定效应进行了结构性解释，并表明更好的匹配应该减少企业内部工人能力的分散性。文章使用所有工作经历的平均对数工资来作为工人类型的衡量，计算每年公司层面的工人类型标准差，将该变量从公司固定效应中残差化，以考虑行业-城市组成随时间的变化，然后计算每年两位数行业-城市层面的残差化工人类型分布的均值，从而检验改革是否导致了平均分布的减少。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显示了公司内部工人类型的差异性有所增加（相对于改革前的平均值0.34，增加幅度较小），与雇主-员工匹配改善的预期相反。

-表7- 工人类型分布

2.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

为了检验技能工人的需求变化是否能解释工资不平等的上升，文章利用巴西的匹配雇主-员工数据，根据教育水平将工人分类为有一定大学教育的技能工人以及没有大学教育的非技能工人。表8报告了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技能溢价增加了8.3%，主要是由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11.8%，第2列）而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2.8%，第3列）驱动。上述幅度实际上比收入分布的顶层四分之一（+5.5%，表6第5列）相对于底层四分之一（+1%，表6第2列）的工资增长要大，表明不平等的增加反映对技能回报的增加。在没有劳动供应约束或其他摩擦的情况下，由信贷推动的技能劳动需求相对上升会增加技能劳动的相对数量（Fonseca and Doornik, 2022）。尽管技能工人比例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但其幅度（+0.2%）与技能溢价的8%增长相比非常小，表明需要其他摩擦（例如劳动供应约束）才能解释结果。

-表8- 技术劳动力需求

3.熟练劳动力供给约束

为了证明城市自身的技术工人供给是工资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因素，文章将某个城市年度的工人人数分解为以下几类：“本地”工人，定义为改革前已经在城市中的工人；“迁入”工人，定义为改革前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工人；“新来”工人，定义为首次出现在劳动力市场数据中的工人且未从其他城市迁来。表9估计了改革对所有工人（第1-3列）和仅技术工人（第4-6列）中三个群体的工人构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对来自其他城市的工人比例总体上没有影响（第2列），对技术工有正向但较小的影响（+0.7%，第5列）。上述结果表明，改革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有限，并且从金融包容性政策中获益的城市并未出现技术工人大量涌入的现象。

-表9- 劳动力迁移

鉴于国内迁移率较低，劳动需求（包括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增加只能由本地工人来满足。为了衡量技能劳动供给潜力，文章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中具有11年或以上教育的本地人口比例作为指标。若处理组城市面临熟练工短缺，相较于同一行业中、相同公司规模类别的对照组城市，其技能溢价应当显著增加。同时，作为稳健性检验，文章通过计算城市层面的“技能差距”指标来补充这一衡量标准。指标构建如下：第一，根据城市-年份分布将企业按雇员规模划分为四分位数，并在改革前时期的每一年中计算受益城市和对照城市在每个城市-行业-公司规模单元中的技能溢价。第二，在行业-公司规模层面计算受益城市与对照城市的技能溢价比率，并将所有行业-公司规模比率的城市平均值定义为该城市的技能差距。

文章将上述两个指标按照样本中位数划分，并将每个虚拟变量与所有变量（包括固定效应）进行交互。表10 报告了回归结果，基尼系数的增加（第1列）完全由熟练工人比例较低的城市的不平等增加驱动（第2列）。Treated×Post与边际交互项的系数显示熟练劳动力供给高的城市的总效应，对于熟练工人供给较高的城市，政策对不平等的总体影响要小得多（第2列），尤其选取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来衡量熟练工人供给时，影响接近于零（第3列）。

-表10- 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及技能供给的异质性

研究结论

文章研究了巴西政府推动的金融准入扩张和资本深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永久性增长，这种增长既由现有企业的扩张驱动，也由新企业的增加推动，从而加速了现有企业的退出。上述政策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强调足够长时间段的研究以捕捉一次性改革对长期发展的真实影响。由于一些城市技能劳动力供应有限，引发了工资不平等的显著上升，从而提出问题：政府是否应同时实施劳动力导向的政策，以充分获得正规金融市场政策的全部利益。

金融包容性的关键性也对当前和未来的数字银行政策具有潜在的影响。这些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进行，包括巴西推出的即时支付平台（Pix）及其对所有由巴西中央银行许可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强制使用，目的是为了扩大金融准入。这一举措通过改善存款供应和降低流动性服务的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增长，尤其是在可贸易行业。但是，该政策是否能够单独实现其预期目标，或是否需要与银行分行扩张相辅相成仍然有待研究。如果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连接需要银行分行，那么预期Pix收益可能主要体现在已银行化的地区。文章结果表明，类似数字银行政策，如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力资本供给有限等其他摩擦相互作用，可能会成为未来不平等大幅增加的因素。

Abstract:

We study a financial inclusion policy targeting Brazilian cities with low bank branch coverage using data on the universe of employees from 2000–2014. The policy leads to bank entry and to similar increases in both deposits and lending. It also fosters entrepreneurship, employment, and wage growth, especially for cities initially in banking deserts. These gains are not shared equally and instead increase with workers’ education, implying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wage inequality. The changes in inequality are concentrated in cities where the initial supply of skilled workers is low, indicating that talent scarcity can drive how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fects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