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When the local newspaper leaves town: The effects of local newspaper closures on corporate misconduct

中文标题：本地报社何时离开：本地报社关闭对企业不端行为的影响

原文来源：Jonas Heese, Gerardo Pérez-Cavazos, Caspar David Peter. 2022.“When the local newspaper leaves town: The effects of local newspaper closures on corporate misconduct”. Journal of Economics 145(2022)445-463.

供稿：何熳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本地报社关闭这一事件对企业不端行为的影响。文章全面整理了企业各类不端行为，从报纸停刊后企业办事处层面违规行为数量变化和处罚金额变化两个角度验证报社是否是企业的外部有效监督者。如果报社关闭不会对企业产生影响，那么在报纸关闭前后，企业的违规行为数量和处罚金额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一、研究背景

近二十年来，美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下降了近50%（Pew Research Center, 2019）。引发人们担忧的是地方新闻报道的减少会导致地方问责类和调查类报道的减少，从而放任了地方腐败和犯罪行为的增加（Waldman, 2011）。虽然已有的研究表明，在本地报纸数量较少的地区，知情选民的数量较少（Gentzkow et al. 2011），地方政客的腐败程度和政府当局的借贷成本会增加（Gao et al., 2020），但对于本地报纸停刊是否会影响企业的不端行为，如果有影响，该影响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人们知之甚少。

二、理论分析

既有研究尚未得出关于本地报社监督角色的一致结论。一方面，已有文献指出本地报社可以有效发挥对企业的监督作用，通过信息调查和信息传播两个渠道影响企业不端行为(e.g., Miller 2006, Dyck et al. 2008, 2010)。

首先，本地报社可以通过调查取证来发现企业的不端行为，因为本地报社更能有效接触到原始信息的提供者（Engelberg and Parsons, 2011 and Peress, 2014)，比如通过采访企业员工和供应商以发现企业不端行为。

其次，本地报社可以借助其广泛的信息传播能力监督企业的不端行为(e.g., Dyck and Zingales, 2002 and Dyck et al. 2008)。比如Miller (2006)研究发现本地报社可以转载来自审计师、分析师披露的有关企业的信息，有效监督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以Miller (2006)的研究为基础，一系列的文献通过使用特定的研究情境，如内幕交易(e.g., Dai et al. 2015)、俄国企业治理违规(e.g., Dyck et al. 2008)、环境破坏(Dyck and Zingales, 2002)、过高的管理层薪酬(e.g., Core et al., 2008 and Kuhnen and Niessen, 2012)，来研究本地报社是否能够发现并报告企业治理方面的问题，以及企业是否会因为相关报道而改变它们的行为。

另一方面，已有文献认为本地报社无法有效监督企业的行为，原因在于本地报社会考虑收入方面存在的利益冲突(Gurun and Butler ,2012)以及本地报社存在迎合读者的动机(Shapira and Zingales ,2017)，如当地企业投放的广告收入约占报社收入的60%(Pew Research Center, 2019)，关于企业报道的消极信息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不安(Shapira and Zingales, 2017)，因而可能导致订阅收入的下降等。这些潜在的利益冲突会使当地报社的天平向有益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倾斜，损害其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使其无法有效监督企业的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本地报社是否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是一个亟待检验的实证问题。文章认为本地报社能够有效发挥监督作用，通过综合整理企业多方面的违法行为，验证了本地报社的监督作用。

三、样本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1. 办事处的违规及所在地样本数据

首先，文章从Violation Tracker中获得企业违规行为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源自40多个联邦监管机构，囊括了从2000年起发生的310000起企业涉及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因此，样本期间是以2000年为起点。Violation Tracker剔除了违规行为中罚款结算低于5000美元的违规行为。但出于完整性的考虑，Violation Tracker用机构执法记录与新闻稿中公布的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文章在该数据库中，保留了母公司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案例，剔除了金融公司的所有案例。对于违规行为发生地不可得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文章将违规行为与公司总部所在地进行匹配。文章最终的样本构成为1383家公司实施的26450起违规行为。在主回归分析中，文章使用了10647个办事处的样本，其中至少有一个办事处属于这1383家公司。其次，文章从Dun & Bradstreet Historical Duns Marketing Information( DMI )中获取年度信息，包括办事处的员工和销售数据。

2. 本地报纸停刊数据

文章从另外三个数据库中获取2000年至2017年美国日报的停刊数据：(1)文章从Gentzkow et al. (2011)构建的美国报纸面板中收集了2000年和2004年的日报数据；(2)文章使用联合国军司令部“地方媒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报纸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2004年、2014年、2016年和2019年美国所有日报和周报的名称和地理位置；(3)文章从美国报纸编年史中抓取内容来补充数据。

文章遵循Gentzkow et al. (2011)的做法，使用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县定义，根据报社所在的城市将报纸与县进行匹配。合并后的数据集包含了2000年至2017年每一年、每一份日报的名称、所在城市和所在州。文章将位于两县交界处的报纸匹配到两个县。文章的样本数据包括服务于1270个县的1637份报纸，数据覆盖年份为2000年至2017年。但在文章的分析中排除了2003年之前和2015年之后的报纸停刊数据。

表1 样本构成

表2 年度层面的样本构成

表3 违规行为种类层面的样本构成

表4 办事处、企业和郡违规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二）变量

l Y_ijlt：在第t年时，位于郡l，与办事处j违规相关的公司i的总处罚金额或违规行为的总数。

l Treatment_lt：在l县一份报纸停刊后三年取值为1，在一份报纸停刊前三年取值为0。

l 控制变量：

文章的控制变量包括办事处、企业和县级的控制。在办事处层级上，文章对办事处的规模进行控制，用“1 +办事处收入”（Sales_Facility）和“1 +从业人员数量”（Employees_Facility）的自然对数衡量。在企业层面，文章对企业规模（Size）进行控制，用“1+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对企业盈利能力进行控制，用资产收益率（ROA）衡量；对企业杠杆率（Leverage）也进行了控制。在县级层面，文章通过控制劳动力规模（Labor_Force）和失业率（Unemployment_Rate）来控制办事处所在地的宏观经济条件。所有控制变量均在第1百分位数和第99百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处理。

l 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

在文章的主要分析中，使用办事处和州—年份固定效应来控制遗漏变量的影响。办事处固定效应控制了办事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纳入州—年固定效应意味着，与位于相同州和在相同年份内没有经历过报纸停刊的其他县相比，处置组捕获了该县报纸停刊的影响。虽然文章的识别策略控制了本地和公司层面的冲击，但办事处固定效应捕捉了每个办事处不端行为的基准线水平，州—年固定效应控制了州层面的不端行为随时间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报纸停刊无关。标准误差按国家和年份双向聚类。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

文章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2003年至2015年期间本地报社的关闭情况。第一重差分是不端行为的变化，即在本地报纸停刊前后，每个办事处的处罚金额变化或违规行为数量变化。时间t的隐含控制组是由所在地没有本地报社的企业办事处组成。第二重差分是该控制组内办事处不端行为的变化，即每个办事处的处罚金额变化或违规行为数量变化。本地报纸停刊对企业办事处层面违规行为的影响被估计为这两重差分之间的差异。

四、实证研究

（一）主回归分析

主回归估计的基本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文章的假设，文章进行了两次分析，并在表6中报告了结果。第一，文章检验本地报纸停刊后，办事处不端行为的惩罚金额是否有变化。为了做到这一点，文章使用上述等式来检查“每一办事处、每一年份的罚款总额+1”的自然对数。第二，文章研究了本地报纸停刊后，办事处的违规次数是否发生变化。为了做到这一点，文章使用上述等式来检查“每一个机构、每一年份的违规次数+1”的自然对数。如果一家地方报纸停刊影响了办事处层面的不端行为，文章预期每家办事处的罚款金额和违规次数在报纸停刊后会发生变化。

表6报告了估计方程的结果，第1~3列以罚款金额为因变量，第4~6列以违规次数为因变量。表6中不同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纳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具体而言，第1列和第4列不包含任何控制变量；第2列和第5列纳入了办事处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第3列和第6列控制了办事处所在地的外部宏观经济条件。所有模型均包含办事处固定效应和州—年份固定效应。在所有模型中，与处置效应相关的系数为正，并且在p < 0.05时显著。

在经济规模方面，研究结果表明，报纸停刊使处置组办事处的美元惩罚金额和违规次数分别增加了约15.2 %（根据表6,第3列）和1.1 %（根据表6 ,第6列）。这些数据表明，报纸停刊会导致办事处层面的不当行为数量增加，进而证明地方报社是企业的有效外部监督者。此外，通过比较因变量是违规行为数量和因变量是处罚金额的模型中处置效应的大小，文章发现当地报纸停刊会导致办事处层面招致平均处罚更高的违法行为。

从美元惩罚金额来看，办事处的罚款平均增加额约为办事处层面销售额的0.95 %。在文章的样本中，一个地方报纸停刊平均影响了41.1个办事处，导致其三年内增加了约1235839美元的罚款。

表6 报社关闭对办事处层面不端行为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文章首先进行了动态效应检验，以检验报纸停刊前后的动态影响，具体而言，文章以报纸停刊前一年为基准，估计了从报纸停刊前一至三年到报纸停刊后一至两年的单年处理窗口中的主效应。实证结果发现，Treatment_t-3和Treatment_t-2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证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7 动态效应

其次，文章替换了处置变量Treatment，与主回归相比，文章把报社合并以及报社频率的改变（即从日报转为周报）、报社从线下转为线上也定义为事件发生，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Treatment的系数依然显著，证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8 替换处置变量定义

最后，文章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的范围，以排除是某一种具体的犯罪类型驱动文章的实验结论。文章剔除了了数量占比最多和加总起来处罚金额占比最多的几种类型违规行为，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Treatment的系数依然显著，证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9 替换被解释变量范围

五、研究结论

文章研究了本地报纸停刊对企业办事处层面不端行为的影响。文章发现，在本地报纸停刊后，企业办事处层面的处罚金额增加了15.2%，违规行为数量增加了1.1%。实验结果具有稳健性，为本地报社作为企业不端行为的重要监督者提供了证据。

原文地址：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4405X210037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