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Corporate tax behavior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national e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中文标题：企业税收行为与政治不确定性：来自世界各国大选的证据

原文来源：Li Q, Maydew E L, Willis R H, et al. 2022. “Corporate tax behavior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national e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49(9-10): 1605-1641.

供稿：毛靖琦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通过对36个国家的158次选举的企业样本进行研究，文章发现企业在面对政治不确定性时会增加避税行为。政治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政治领导权可能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对政府政策或监管转变的不可测量性和不可预测性，包括税率、税收执行和总体经济状况等方面。当企业缺乏足够信息以形成合理的税收预期时，管理者倾向于持更悲观的态度，并假设最坏情况。因此，文章发现企业在选举年会增加避税行为，以应对选举后的税收和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具体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选举年度增加了避税行为，这与管理者当前的税收筹划策略相一致。而即使在选举后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仍被视为最佳策略。此外，文章还发现，与选举相关的政治不确定性增加时，这种影响变得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还显示，选举后企业之间进行的税负重组增加，进一步说明选举是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增加时期的一个反映，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一、研究背景

文章研究了1993年至2018年期间36个国家的158次全国大选，针对全球企业样本进行分析，以了解企业在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时的税收行为。利用国家选举作为划分政治不确定时期的依据（Bialkowski et al., 2008; Boutchkova et al., 2012; Julio & Yook, 2012; Li et al., 2020; Wellman, 2017），这样的实验设计有助于消除混杂因素，并解决反向因果关系。根据经济学理论（Knight ,1921），文章将政治不确定性定义为由政治领导权的可能变动引起的政府政策或监管变化的不可预测性。政治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总体不确定性、最终胜利者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税收政策和监管变化的不确定性等。先前的研究表明，在选举前，企业和市场对政治不确定性有所反应。Julio和Yook (2012)的研究发现，在选举前资本投资行为受到限制。其他研究还发现，在选举期间相对于非选举时期，股市波动率会增加（Bialkowski et al., 2008；Boutchkova et al.，2012）。然而，关于税收制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源于政治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在文献中很少被关注（Hanlon & Heitzman, 2010；Shackelford & Shevlin, 2001）。这方面的研究仍相对缺乏，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在政治不确定性环境下对税收政策的影响。

商业新闻报道中经常提到的政治不确定性与全国大选有关。例如，智利和德国的大选结果引发了市场反应和担忧。报道指出，智利比索贬值、股市暴跌等现象是对总统当选的回应。类似地，德国的新任总理面临税收和移民等问题上的反对意见。此外，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的税收计划也引起了商业圈的关注和讨论。这些报道表明，政治不确定性对市场和经济复苏步伐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文章的研究发现两个主要结果。首先，在全国大选前后，企业的避税行为存在系统性差异，特别是在大选年，避税程度最大。这一发现与文章的预期相符，并且文章的样本涵盖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代表了广泛的国家范围。

其次，在文章的跨国横断面研究中，文章进一步发现，当政治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的避税行为会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在竞争激烈、制衡较少的国家，避税行为在选举年增幅更大。这说明选举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变化，从而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政治不确定性时期，企业的避税行为会增加，并且这种变化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可预测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结论仍然基于研究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并且实际结果可能因特定情况而有所不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以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行为的影响。

二、先前文献与假设提出

文章的贡献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部分是关于避税行为的总体考察，这是会计学领域中税收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文献关注企业层面的避税因素，例如Shackelford和Shevlin (2001)以及Hanlon和Heitzman (2010)的研究。其他研究如Atwood et al.(2012)则探讨了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这些研究聚焦于作为主要行为体的企业或其高管，而政治经济周期假说认为政府作为另一个主要行动者，可以通过调整转移支付、减少税收或将政府支出集中于短期项目( Rogoff , 1990)来争取选民支持。最近的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游说和建立政治联系来影响政策和决策者，以减轻政治不确定性。

第二部分研究了政治与企业税收之间的关系，通常从政治成本的角度来看待。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在避税中的作用，特别关注来自审查的声誉成本或对税收利益估值的影响。一些研究检验了企业是否因为激进的税收行为而承担声誉成本（Graham et al.，2014；Lisowsky et al.，2013； Gallemore et al.，2014）。Brown et al.(2017)研究了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和较低的时期，投资者如何看待避税。其他研究关注于政治家对税收立法的影响和动机。这些研究拓展了文章对政治与企业税收关系的理解。

第三部分文献基于Knight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入的不确定性理论。Knight被认为是现代不确定性解释的奠基人，他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区分开来，将风险定义为可以估计前景发生概率的状态，将不确定性定义为无法根据可获得的信息评估概率的状态。Ellsberg (1961)从Knight的角度考察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有风险的赌注。最近的研究提出了对奈特不确定性的经验度量方法，例如Iselin和Dibiasi (2021)利用瑞士企业数据测度了Knight不确定性。本文的假设是选举会导致企业Knight不确定性的增加，进而表现为避税程度的提高。

H1：相对于非选举年，企业在选举年会增加避税。

三、样本和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

文章使用了两个数据库：Polity IV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政治机构数据库。Polity IV数据库提供了有关选举和政权更迭的信息，而世界银行政治机构数据库则提供了选举法规和候选人政治平台的数据。在缺乏相关信息时，还使用其他来源进行了补充。

文章使用了Dyreng et al.（2008）修正的现金有效税率（CASH ETR）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TAXAVOID）。现金有效税率反映了企业母国法定税率与实际纳税税率之间的差异，以百分比表示。正值表示企业以低于法定税率的税率纳税，负值表示企业以高于法定税率的税率纳税。

为了构建样本，文章将范围限定在举行全国性大选的国家以及可获得企业法定税率数据的国家。最终，文章的样本包括了36个国家、158次全国大选和135,535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二）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1，文章可以得出以下观察结果：大约45%的观察值来自美国公司。文章稍后会评估这一结果对问题的敏感性。按国家划分，税率的中位数最高为39.30%，最低为12.5%（在爱尔兰）。表1中TAXAVOID的中位数对所有国家（除了芬兰、爱尔兰、意大利、秘鲁和俄罗斯）都是正值，这表明典型公司的税率低于法定税率。例如，在美国，TAXAVOID的中位数为14.95%。样本期间美国的法定税率中位数为39.30%。因此，美国公司的现金有效税率约为24.35%（39.3% - 14.95%）。这个中位数值接近Dyreng et al.（2008年）所报道的美国公司中位数值25.6%。

表1中的其他列包含了从之前的研究中得出的捕捉政治不确定程度的横断面变量的中位数值。MARGIN代表了最大执政党和反对党获得的选票份额之差，反映了国家选举的激烈程度。MARGIN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变化（Durnev，2011）。较大的MARGIN表示选举不确定性较低，例如俄罗斯（MARGIN = 53.2%）、新加坡（MARGIN = 50.8%）和南非（MARGIN = 49.24%），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与主要反对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选举争议更大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芬兰（MARGIN分别为0.71%和1.30%），两个主要党派的选票份额几乎相等。

CHECKS衡量了能够有效阻止政策改变的决策者人数。CHECKS较低（较高）的值表示需要较少（更多）的选区达成共识来实施政策变革（Julio and Yook，2012）。在样本中，丹麦、爱尔兰和荷兰的CHECKS值最大。MARGIN和CHECKS是根据世界银行政治机构数据库每年测量的。

在表1的面板B中，文章展示了按年度划分的各国法定税率以显示其趋势。在表底部，文章计算了加权平均法定税率，其中权重是每个国家每年的样本量。根据图示，在样本期间，加权平均法定税率逐渐下降。因此，文章控制了法定税率。

表1 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结果

1.主回归

文章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究选举年和非选举年之间税收避免的关系。文章进行了单变量和多变量比较。表2呈现了选举年和非选举年的税收避免平均值和中位数。在非选举年，无条件平均税收避免率为8.9%。而在选举年，这一数字平均升至9.8%。因此，相较于非选举年，企业在选举年更倾向于进行税收避免（均值差异的p值< 0.01）。中位数比较显示出类似的趋势。图1展示了样本中每年选举年和非选举年之间税收避免的差异。根据表2单变量结果，文章预计调整后的税收避免在选举年会更高（非选举年则更低）。图1显示，调整后的税收避免普遍在选举年较高，在非选举年较低。

表2 单变量结果

图1 跨选举年与非选举年的平均避税

为了控制公司特征和全国经济状况，文章在多变量设置中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文章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方程式（1）。根据Atwood et al.（2012）的方法，文章对标准误进行了国家层面的聚类。

根据Li et al.（2020）的方法，文章定义了ELECTIONj,t作为解释变量，表示在t年度财年结束后的第1天到财年结束后的12个月内是否举行选举。文章使用Xi,j,t作为公司级和国家级的控制变量。根据之前的研究，文章还包括了其他公司级的控制变量，如盈利能力（ROA）、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销售增长率（SALESGR）、研发支出（R&D）、固定资产（PPE）和无形资产（INTANG）。另外，文章还考虑了FOREIGN作为一个指示变量，用于捕捉在外国司法管辖区域中开展业务的情况。对于国家级的控制变量，文章使用了公司所在国家的账税一致性水平（BTAXC）。同时，为了避免相关遗漏变量的影响，文章还包括了盈利波动（EARNVOL）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总体而言，文章的研究旨在探讨税收避免与这些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3 多变量结果

表3总结了选举年度和企业税收避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选举年度中，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税收避免策略，这与研究者的预期一致。具体而言，ELECTION的系数估计值为正，统计上显著（p值<0.01），意味着选举年相对于非选举年，企业税收避免更多。在文章的样本中，这个估计结果表示企业在选举年度相对于非选举年度的现金有效税率减少了约0.3%。此外，通过分析其他控制变量，研究还发现税收避免与公司的盈利能力、负债率、销售增长、盈利波动以及离散财务准备金的金额呈正相关关系。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PERCAPITA的系数在大多数模型规格中是统计上显著负的。综上所述，这些结果支持了在选举年度中税收避免程度高于非选举年度的假设，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1.1避税行为的时机

表4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税收避免在选举年增加。研究中使用了BEFORE ELECTION（-1）和AFTER ELECTION（+1）两个指示变量来检查选举年相对于选举前后一年的税收避免是否有变化。结果显示，选举年的税收避免均值为9.8%，显著高于选举年前一年的均值（8.8%），而选举年后的税收避免均值为9.3%。这表示税收避免在选举年达到峰值，并在选举前后有所减弱。进一步的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此外，研究还对选举周期大于等于4年的子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些结果提供了支持税收避免在选举年达到峰值的主要结论的额外证据，因为在选举年，政治不确定性最大。

表4 单变量和多变量检验：避税与全国大选前后年份的政治不确定性

1.2避税行为类型

文章通过使用现金有效税率作为主要分析指标来研究公司的避税行为。在研究中，文章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度量方法来衡量合规避税和不合规避税行为。

首先，文章使用Hanlon和Heitzman（2010）的分类方法，将合规避税定义为既减少应纳税所得又减少税前财务会计利润的策略，将不合规避税定义为减少应纳税所得但不减少税前财务会计利润的策略。基于这个定义,文章通过现金有效税率来捕捉不合规避税行为。

其次，文章参考了Badertscher et al.（2019）和Cen et al.（2017）的研究，使用了符合税收避免度量方法和SPREAD_CF度量方法来衡量符合税收避免和不合规避税行为。符合税收避免度量方法使用了总账税差异（BTD）比率，并考虑了指示变量（NEG），BTD和NEG的交互项，以及净销售额与净营运资产比率（SALE），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SPREAD_CF度量方法则根据公司法定税率和现金纳税额与税前现金流之间的差异来衡量合规和不合规税收避免行为。

如表5所示，文章使用CONFORM_TAX和SPREAD_CF这两个度量方式替代了主要度量TAXAVOID，重新评估了文章的研究结果。文章发现，在选举年中，存在减少合规避税行为的证据。

表5 政治不确定性与合规/不合规避税

2. 政治不确定性程度的横截面变化

本部分旨在探讨政治不确定性对选举年税收避税行为的影响，并通过横截面测试来验证这一关联。文章使用了两个指标来衡量选举不确定性程度：选举是否“争夺激烈”和所需的选区否决数量。

通过计算差距指标（MARGIN）来判断选举是否争夺激烈，并创建了两个指示变量：CLOSE表示选举差距小于10％，WIDE表示选举差距等于或大于10％。另外，通过检查政府体制中否决者的数量来判断选举是否缺乏制衡，并创建了两个指示变量：FEWER_CHECKS表示否决者数量低于中位数，MORE_CHECKS表示否决者数量等于或高于中位数。

为了衡量公司对政治环境的敏感度，文章使用了两个指标：是否从事税收庇护活动和公司收入的国内业务比例。通过排名将公司年份分为高和低税收庇护组，并创建了两个指示变量：HIGH_SHELTERING表示属于最高五分位数的公司，LOW_SHELTERING表示不属于最高五分位数的公司。此外，通过将公司年份观察值分为高于和低于国内中位数的国内收入比例，创建了两个指示变量：HIGH_DOMESTIC表示国内收入占比高于中位数的公司，LOW_DOMESTIC表示国内收入占比低于中位数的公司。

文章估计了以下模型，将ELECTION与这些措施进行交互，并包括方程(1)的控制变量。

根据模型（3）和表6结果分析，研究发现选举年的政治不确定性与税收避税行为呈正相关。具体而言，当政治不确定性增加时，税收避税行为也会增加。

表6避税与政治不确定性：选举不确定性的程度

四、进一步研究

1. 政治关联

本部分讨论了企业在选举年中如何改变其行为以优化避税策略，并探讨了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政治关联可能对企业有益，但在选举年中，政治关联并未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分析政治关联与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排除了高度政治联系国家的影响，得出了这一结论。然而，由于政治关联很难衡量，研究结果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2. 政治经济周期

本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在选举年份中观察到的更高避税与政治商业周期假设不一致。无论是在具有灵活选举时间安排的国家还是在现任领导人不寻求连任的情况下，选举与避税之间的关联仍然存在。此外，对公司税率的调整并未发现明确的证据支持在选举前降低公司税负。因此，选举年份中观察到的更高避税可能归因于其他因素。这些研究结果提供了对选举年份和避税关联的新视角，并对过去关于政治商业周期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3. 政治不确定性与现金有效税率的变动

文章通过对企业税收负担的重组情况进行观察，来验证了一种假设：公司预期国家选举后某些现有税收策略将变得不太有效，从而增加了税收风险。研究使用了表7的方法进行测试。首先，计算了每个国家-行业-年度的现金企业所得税率（ETR）的中位数，并按照升序排列。然后将ETR分为10个子组，根据每个国家-年份的排名，从排名最小的零到排名最大的九。计算了“ETR排名差异”，即当前年度的排名减去前一年度的排名除以10，得到0到0.9之间的值。选举后的“年份”的ETR排名差异是选举年份之后的年份的排名减去选举年份的排名。最后，计算了每个国家-年度的ETR排名差异的标准差。研究发现，在选举年份之后的第一个年份（t+1），相对于选举年份（t）而言，ETR排名差异的标准差明显大于后续的年份（t+4与t+3、t+3与t+2、t+2与t+1）之间的标准差。这表明在选举后，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会发生较大的重组。

表7（1） 选举年后ETR排名差异的标准差

4. 税收环境

文章使用了两个变量来衡量现任政府是否比候选人更加市场友好和亲企业。第一个变量是MARKFR，直接衡量现任政府是否支持市场友好、亲企业的环境。如果现任政府在选举年被世界银行政治机构数据库分类为“右倾或中间派”，则将该选举标记为“市场友好”。如果一次选举被标记为“市场友好”，则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第二个变量是HOSTILE，基基于新上任政府是否比离任政府更不支持市场友好的亲企业环境。如果选举后的新政府被世界银行政治机构数据库分类为“左倾”，而选举前的政府被分类为“中间派或右倾”，则将该选举标记为“敌对”。用于表示此情况的指标变量为，如果一次选举被标记为“敌对”，则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研究发现，在选举年中，如果税收环境更加友好，税收避税增加的系数也更大，而在税收环境不太友好的情况下，税收避税增加的系数不显著。这些结果与研究的假设一致，表明选举年中税收避税增加的幅度与税收环境的友好程度相关。

表7（2） 税收环境

五、稳健性检验

通过多种方法的分析和评估，文章确认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文章进行了安慰剂测试，结果表明主要结果与实际选举年相关，与随机选择的伪选举日期不相关。其次，文章排除了金融危机期间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并重新估计结果，发现结论保持不变。此外，使用国家-行业-年度的中位数和排除跨国公司对结果进行验证，结果仍然一致。最后，文章使用了宏观经济条件的控制变量，并发现结论没有改变。综上所述，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验证，文章确信研究设计的有效性，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些结果为文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为进一步理解和应对选举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表8 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

文章通过使用国家选举作为政治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调查了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税收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选举年的避税行为比非选举年更为普遍。此外，选举年的避税增加程度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政府实施政策变化所需的制衡较少以及现任政府是否亲商有关。这些发现对于研究政治不确定性的实际效应和企业避税决策的决定因素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包括样本只包括上市公司、无法捕捉到特定公司或行业的其他形式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无法研究威权政权的政治不确定性等。尽管如此，该研究为文献中一个重要且未被探究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企业的税收行为如何受国家选举的影响。

Abstract:

We construct a sample of firms in 36 countries with 158 elections to examine corporate tax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We define political uncertainty as unmeasurable unpredictability regarding governmental policies or regulatory shifts, such as tax rates, tax enforcement and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emanating from a possible change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f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exists to develop plausible expectations about future tax-related outcomes, ambiguity-averse managers will attend to relatively more pessimistic priors and assume the worst-case scenario. We expect firms to increase tax avoidance in election years given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post-election tax and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is argument. Firms increase their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n election years, consistent with managers exercising current tax planning strategies while it is still most optimal to do so given post-election uncertainty. The effect is increasing in the political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the election.Specifically, for elections that are closely contested, representing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victor, or held in countries with fewer electoral checks and balances, representing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ease of effectuating potential post-election changes. We document increased reshuffling of tax burdens across firms after elections, further supporting that elections reflect periods of heightened tax uncertainty.

原文链接：https://libvpn.zuel.edu.cn/pi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bfa.1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