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欧盟国家样本进行调查研究，试图了解发挥外部审计人员对银行的监管作用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从银行的贷款、盈利能力和成本方面得出结论。

理论分析

对于强制审计机构向银行监管机构报告对于银行风险管控和健康发展的影响尚不清楚。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一举措可能会从：（1）基于监管的监测；（2）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督和审查工作；（3）市场纪律。这三个渠道降低银行风险，从而产生效益。首先，审计师可以更密切更频繁地观测银行的财务指标，并为这些数据的准确真实提供保证；其次，来自审计机构的信息能够帮助监管机构主动监督银行；最后，审计师可以与监管机构合作，确保银行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信息，从而实现市场纪律的改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增加审计师投入和要求向银行监管机构报告也有可能带来问题。首先，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目标不同，审计机构更关注银行的财务状况和业绩情况，而监管机构更在乎银行的健康状况，因此审计过程产生的信息可能对银行监管机构没用。另外，外部聘用的审计师事务所需要支付报酬，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会接触到敏感信息，因而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而监管机构过度依赖审计人员的投入，也有可能会降低监管的效力。

总的来说，委托外部审计人员向银行监管机构报告对于银行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一个开放的实证问题，有待进一步验证。

研究设计

1.关键变量衡量

首先，文章需要衡量强制性审计报告。通过调查28个欧盟成员国和欧洲央行的监管机构，询问以下问题：审计师是否向监管机构提供具体详细的私有信息（如长篇审计报告）；审计人员是否就资本比率、偿付能力比率或其他特定项目向监管机构提供明确保证；审计师和监管机构定期开会讨论银行业绩的程度。这些开放式的问题帮助文章建立一个专有数据库，用以观测进行强制性审计报告的国家年度样本。

对于银行风险这一关键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文章选取交易对手风险、CDS价差作为代理变量。交易对手风险用于捕捉银行活动的潜在风险，是由银行计算的经济损失，包括信用风险、衍生品交易、回购承诺、股票和大宗商品贷款等，这些风险构成了银行资产的大部分。CDS价差是指银行五年期CDS合约的年终百分比价差，这一指标的缺陷在于样本量较少。

2.数据来源与样本

文章选择2009年至2018作为样本观测期，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和风险变量来自于SNL,CDS价差来自于Markit，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变量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和《营商环境调查》。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61%的银行年度观测值实行了强制性审计报告。样本观测期的平均交易对手风险为7.42亿美元，CDS价差为163个基点。在对样本进行国家和年份分类后发现，德国占比较大，因此文章通过剔除德国的样本以及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来缓解样本不平衡的问题。

3.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来观测强制性审计报告对银行业的影响，如下所示：

该模型通过对2009年至2018年的样本期间欧洲银行共16927个观测值来进行估计，控制了银行和年份固定效应。为了简化模型，文章用“强制审计报告”变量代替标准的交乘项，表示改革后一年的13个国家所属银行作为处理组。

实证分析

1. 主回归分析

对于银行风险方面的影响，在控制了年度和银行固定效应的前提下，回归结果表明在要求向银行监管机构提交强制性审计报告后，两个银行风险的代理变量都显著降低了。其中交易对手风险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回归系数为-0.066。与此同时，规模、资本和贷款强度与交易对手风险显著相关，说明资本状况良好的大型银行更可能从事高风险活动。

-表1- 强制性审计报告和银行风险主回归结果

2.识别问题和稳健性

（1）样本选择

引入法规容易受到国家层面的影响，并可能导致文章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显著差异。为消除差异，文章选择在政策实施前一年进行PSM倾向得分匹配，匹配后的样本与匹配之前的完整样本相比，银行的规模更大，资本状况更好，盈利能力更强，国家间的分布更加均匀。对比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匹配程序的可信度较高。

匹配后样本的主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银行风险和强制性审计报告之间依然保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主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2-  PSM匹配后主回归结果

另外，PSM分析提供的主效应的年度趋势，图1所示的结果表明关键被解释变量交易对手风险的预处理趋势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是相同的，而在监管后持续下降，强制审计报告对银行风险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图1 平行趋势图

（2）其他并行法规

为了探究文章研究的监管政策是否是一揽子政策中的一部分，文章采用系统的方法检索了监管机构引用的具体改革措施，对“审计师”、“监管机构”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同阶段实施的与审计相关的银行改革并没有系统性的趋势。其次，通过搜索处理组国家监管机构的网站，查找样本期同时进行的银行改革信息，并未发现审计相关的改革。最后，审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巴塞尔监管框架对相关法规的采用情况，发现文章政策实施的当年处理组国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从实证检验的角度，文章引入了相关的指标变量捕捉巴塞尔协定实施时间，进一步控制监管严格程度、国家经济形势等指标，主回归的结果依然稳健。另外，通过单独对英国国内的样本进行研究，依赖于单个国家的回归结果，对主回归结果提供了支持。

（3）其他识别策略和稳健性检验

首先，根据银行规模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对于监管机构处于信息劣势的银行样本，政策效应更加显著。其次，在控制了银行部门健康状况、业绩和资本化相关的额外国家层面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最后，为了评估回归结果是否由特定国家样本驱动，文章忽略了9个处理组国家进行敏感性分析，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进一步分析

（一）审计人员角色的额外证据

为了提供额外的证据证明强制审计报告降低了银行风险，文章首先研究了强制审计报告是否提高了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及时性，来反映审计工作与质量的改善。如表3所示，随着审计师向监管机构报告的加强，未来不良贷款拨付的预测能力会提高。

-表3- 强制审计报告与贷款损失准备金

接着文章检测了银行对尚未造成损失但需要密切监控的贷款（问题贷款）的自我报告。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随着审计师加大努力和审查力度，问题贷款少报的问题得以缓解。

-表4- 强制性审计报告与问题贷款

（二）强制审计报告降低银行风险的作用路径

（1）基于制度的监督

文章选择RWAs来评估资本充足率的关键输入，因为资本监管是审慎监管的主要支柱。在实际操作中，当监管机构要求对这一指标进行保证时，审计机构很可能会对资产分配到特定风险类别和相关风险权重进行额外审查。这可能改变监管的整体风险评估，使风险贷款减少。回归结果表明在实施强制审计报告后，银行资产负债率下降约2.3个百分点，验证了文章的假设。

（2）市场纪律

接着，文章考察了市场约束渠道。强制要求审计报告可能提高审计结果的质量，改善信息环境，改善市场纪律。文章以短期和长期CDS利差的比率来衡量，结果表明向监管机构报告的审计师对银行整体风险进行了约束，并以承担背书风险使得债务投资者更好的评估银行的风险状况。

（3）监督和审查过程

由于审计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沟通的软信息传递无法观察到，文章首先选择可以观测到的样本国家监管机构进行现场检查的年度数量信息，发现强制审计报告使现场检查次数减少。其次，文章研究了所观测到的风险降低是否在要求审计师和银行监管机构之间举行强制性会议的司法管辖区更为明显，实证结论证实了这一假定。最后，文章研究了当监管机构资源紧张时，审计师向监管机构报告是否能更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结果发现强制性审计报告可以显著降低监管机构资源受限的银行风险。

（三）银行贷款和盈利能力

强制性审计报告可能会产生经济成本，比如银行的贷款活动减少或者转向更安全的贷款，从而阻碍银行的盈利能力。基于此，文章首先以贷款类型、贷款期限、未来不良贷款衡量资产构成向安全贷款转移的情况，发现银行确实向更安全的贷款和未来不良贷款减少的方向转变。

接着文章检查了贷款增长和盈利能力情况，发现银行风险驱动了部分贷款的减少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下降，即银行风险的降低是以股东价值为代价的。最后，文章研究了直接成本，即由于审计强制性要求导致审计公司必须花费额外的资源和精力，而银行至少承担了部分强制性审计报告的成本。

研究结论文章研究了银行审计在审计监管中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在要求强制性审计报告之后，银行风险显著下降，问题贷款和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下降，贷款损失拨付及时性得以改善，这是审计监管的有利方面。同时文章对作用路径进行探究，发现基于制度的监管作用、市场纪律加强以及监管审查程序改善是可能的影响机制。但是，降低银行风险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因此这项政策有利于银行股东还是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尚不明确。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