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群体

关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利益相关群体主要有：选民群体、民选官员、官僚组织和政府雇员。其中，广义上的选民群体主要由中产阶级纳税人、穷人和政府雇员三类人组成。选民群体拥有投票权，可以通过投票选举民选官员，还可以通过有效监督来控制官僚机构垄断收益，其主要目标是从公共产品服务中获益。民选官员是由选民群体在充分政治竞争环境下依据自身偏好选举出来的，主要是指市长和市议会成员。民选官员是政治决策的核心，能决定税收政策及特定部门或项目的预算水平，其主要目标是在激烈的政治竞争环境中连任。官僚组织是由民选官员指定官员代表组成，为选民群体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主要目标是在与民选官员的不断博弈中将部门预算最大化。政府雇员是官僚组织雇佣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一类特殊的选民群体。其既能参与选举并享受公共产品服务，又能从政府开支中直接获利（如工资和福利费），因而被认为是信息需求动机最强的特定利益群体。

2.不同层面利益相关群体的信息披露需求

选民群体中的普通选民主要从全民共享的公共产品服务中获益，所以其通过获取必要信息再进行选举决策所取得的边际收益很小，因此普通选民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不是很强。而选民群体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政府雇员由于有双重利益需求，因此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很强烈，特别是关于雇员养老金和福利的信息。民选官员为达到连任的目的，需要获取充分的信息，来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和预算水平以满足选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也很强烈。官僚组织是政府会计信息的编制者，相比其他层面的政治群体更具信息优势，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他们会倾向于刻意隐瞒或编制虚假的披露信息。

因此，文章的研究中主要关注民选官员、官僚组织和政府雇员三大利益相关群体。民选官员服务于选民的喜好，政府雇员服务于官僚组织同时也是主要的选民群体，可以直接参与投票选举。官僚组织与政府雇员不同，属于高级管理人员。每个政治群体都有自身的信息披露需求动机。

3.影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因素

经济学理论指出，选民群体（特别是政府雇员）十分关注雇员养老金及福利信息的披露。文章假设影响此类信息披露水平的三个公共选择因素为：政治竞争、官僚组织权力和政治结构。其中，政治竞争与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官僚组织权力与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政治结构的不同（如市长议会制议会市经理制）也会对信息披露水平产生一定影响。民选官员是政府运作的核心，他们能设定税收水平，批准必要支出，实际上主导了政府业务的各个方面。文章假设民选官员对信息披露水平的诉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连任动机，而其连任动机也主要受政治竞争、官僚组织权力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当然，影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为保证研究模型的完整性，文章将它们都作为控制变量。官僚组织是政府会计信息的披露者，比其他政治群体更具信息优势。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它们会倾向于刻意隐瞒或编制虚假的信息。因此文章假设，官僚组织权力与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

4.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渠道

首先，政府年报是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渠道。文章的研究数据主要就是取自1983年美国各州的政府年报。当时，州及地方政府的政府年报采用基于全国政府会计委员会NCGA声明所制定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其中，有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准则主要依据NCGA声明1，该声明明确了年度综合财务报告和通用财务报表的准则。此外，NCGA声明1还建议(但不要求)使用一套统计表（共15个）。其次，有关年度经营预算的披露信息主要反应在市政当局每年年初编制的年度经营预算表中，但该预算表并没有相关的公认编制准则。因此预算信息披露的格式和水平由官僚组织和市议会成员（即民选官员）协商决定，只有当市议会成员（即民选官员）有强烈的需求动机，才能得到高质量的预算信息披露。

1.样本和数据

文章的研究数据主要取自1983年美国各州的政府年报和年度经营预算表。首先选取美国1983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共167个。然后，向这些大城市发送信函要求其提供1983年的政府年报和年度经营预算表资料，共收到133个有效答复。关于政治竞争的数据无法从公开资料中获取，所以通过电话联系各大城市，最终取得97个城市的完整数据资料。因此在样本回归中采用了97个样本城市的数据资料。

2.研究变量

（1）因变量——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指标

代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指标有:1)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及福利；2) 年度经营预算表的格式和披露；3)统计部分的披露。虽然这三个指标具有相关性，但是它们分别代表了财务报告的不同方面。

1）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及福利

1983年，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并没有明确要求披露有关政府雇员养老金及福利的信息。所以文章根据现有政府公认会计准则和1983年的典型披露指标制定了19个养老金的信息披露项目和8个雇员福利的信息披露项目，这27个项目还可合并为一个综合披露项目。研究最初将这些披露项目都视为0-1变量，但回归结果并不理想。在随后的研究中，除4个雇员福利项目量外，对其余披露项目均采用4分制赋值法进行赋值，3分表示信息披露内容合理完整，1或2分表示信息披露水平较低，0分表示没有进行信息披露。最终得到所有城市综合披露项目的平均分为38分，得分范围为0—70分。

2）年度经营预算表的格式和披露

因为不同城市的年度经营预算表存在差异，所以有关预算信息披露的项目是最难确定的。文章根据预算披露文件中的通用项目筛选并简化制定了8个预算信息披露项目，视为0-1变量，1表示有该披露项目，0表示没有该披露项目。出人意料的是，所有城市这些项目的综合得分都相当高，有四个城市甚至得到了满分8分。

3）统计部分披露

政府公认会计准则不要求披露统计部分的信息，因此文章假设该部分的信息披露与选民的信息需求相关。从常用的统计报表和财务报表中筛选出22个信息披露项目，均视为0-1变量，1表示有该披露项目，0表示没有该披露项目。最终得到所有城市这些项目的平均得分为13分。

（2）自变量——影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

影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竞争、官僚组织权力和政治结构。其中，政治竞争通过获胜连任比率WP(WP=1-获胜百分比)来衡量，WP为0表示没有政治竞争对手,WP接近于1表示政治竞争激烈。激烈的政治竞争会增加信息披露动机，而样本城市WP的最大值为87.1%，表明不存在政治竞争激烈的城市。官僚组织权力通过简化指数SI（SI=财产税收入/政府总收入）来衡量，财产税是最常见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因为复杂的收入结构会造成财务系统复杂，所以在复杂的收入结构中，官僚组织更便于通过财政幻象提供虚假或错误信息，因而信息披露水平越低。SI接近1表示收入结构越简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SI接近0表示收入结构越复杂、信息披露水平越低。样本城市的平均SI为21.5%，表明大部分城市的收入结构越复杂、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政治结构主要考虑政府类型（G）和公认会计准则(GAAP)。其中，G是0-1变量，1表示议会市经理制城市，0表示市长-议会制城市，议会市经理制城市的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均优于市长议会制城市；CAAP也是0-1变量，1表示需要遵循公认会计准则提交财务报表的，0表示不需要，而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要求提交财务报表与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相关联。此外，政府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还会随着人均收入（Y）的增加而提升，随着税收价格（TP）的上涨而下降。同时，有效的监督也会影响信息披露水平，文章中通过审计意见类型（AUDIT）来衡量监督水平。AUDIT是0-1变量，1代表无保留意见；0代表其他类型审计意见。样本城市都进行了年审，而只有21%城市的审计结果是无保留意见。

3.研究模型

（1）中位选民模型

中位选民模型是指在政治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中位选民偏好的候选人能够获胜当选。在中位选民模型中，选民群体想要更高的信息披露水平；中位选民对信息披露水平的需求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随着人均税收的减少而下降；此外，中位选民对有效监督的要求也很高。

（2）官僚模型

官僚模型中是指在政治竞争不激烈的情况下，官僚组织在所有政治群体中占主导地位。在官僚模型，官僚组织想要更低的信息披露水平，从而可以通过财政幻象来维持统治地位，因此官僚组织更偏好无效监督。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这表明政治群体的动机及权力并不会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产生太大影响。仅税收价格（TP）因素与三个信息披露的因变量都显著负相关，说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选民的需求；由于所有样本城市的政治竞争（WP）都不激烈，因此WP与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都不显著，这说明民选官员并不热衷于去迎合选民群众的偏好；政治结构（G和GAAP）因素与两个信息披露因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如果在议会市经理制城市要求按公认会计准则提交财务报表，其信息披露水平会更高。

为了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文章计算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s)。VIF最高为1.2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每次回归运行都产生一或两个极值，剔除这些极值后重新回归，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的变化。另外，残差的茎叶图和箱形图也表现正常，从残差图或Parks检验结果中，并未发现存在异方差性的证据。

文章的研究目的是基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背景检验公共选择理论。一般政治群体通常都要求高水平的信息披露，但官僚主义组织作为信息编制者却有动机提供误导或低质量的披露信息。因此，政治群体的相对政治权力大小应该取决于选民群体、民选官员以及政府雇员的信息披露动机。同时，文中的最终回归结果不是很显著，这可能是与样本城市的政治竞争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有关。民选官员愿意迎合选民的喜好，但缺乏挑战官僚组织的动力。

Abstract:

In this paper, disclosure indexes of municipalitie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nticipated needs of political groups. Next, disclosure quality relationships are modeled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of the groups actively involved in governmental processes of municipalit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ach group with political power has only limited influence on disclosure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