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联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一些研究表明，政治联系增加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也会通过雇用政治联系密切的董事和资助竞选活动等，积极建立政治联系。虽然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明确，但已有研究对这种联系如何创造企业价值和影响实际经济结果的机制了解较少。文章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了其中的一种影响机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如何获取政府投资基金。

文章认为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了冲击，影响了大量的企业，并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联邦投资计划，这为文章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通过研究企业与政治家之间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系形式，如基于政治家选区的被动联系，到游说、政治捐献，以及雇佣有政治联系的董事等更积极的形式，文章试图从三个方面度量政治影响的作用机制：（1）企业如何做出申请政府投资的决定；（2）政府如何分配投资资金；（3）政府投资有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业绩。

文章的贡献主要有：一是文章是Stigler（1971）和Peltzman（1976）开创的研究政治如何影响经济规则的文献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加了关于政治因素如何在资本配置中发挥作用的文献；二是以美国的企业和政治家联系为背景，文章证明了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结果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并为企业如何进行联邦投资申请决策以及政府如何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第一个正式的证据；三是文章增加了有关政治激进主义和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文献，并有助于澄清已有研究的争论；四是文章增加了有关企业和国会委员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文献；五是文章也为日益增长的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金融监管方面的研究文献做出了贡献。

已有研究关于企业政治联系与政府资源配置之间的假设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假设认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政府分配资金时处于有利地位。这一观点与政府所有权与投资关系的政治理论是一致的，这些理论认为联邦资本被用来照顾政治家的私人利益，例如获得选民选票、资助竞选活动和从企业游说中获取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业绩不佳的企业更有动机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获得政府投资。这一假设预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资金，而这些政府投资的后续回报很可能落后于投资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同行。

第二种假设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融资成本的飙升以及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资本是由政府配给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利用其游说能力以及与政界人士、监管机构的政治联系，向政府官员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和未来前景的宝贵信息。在这种假设下，政治联系可以缓解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有利于政府作出联邦投资决策。这一假设预测，政治上有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投资资金，而且这些投资的效率很可能胜过对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投资。

第三种假设认为企业的政治关系在政府投资分配中可能并不起重要作用。事实上，政府官员在对待有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时可能会格外谨慎，以便对未来的指控进行辩护。这个假设预测政治上有关联的企业和没有关联的企业在政府资本配置和投资回报上并没有差别。

1.企业CPP申请及监管机构批准申请的可能性

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政治联系似乎与企业是否申请CPP基金的可能性没有多大关系，相反，企业提交CPP申请的可能性与公司对额外资本的需求正相关；但企业政治关联与政府对企业CPP基金申请批准可能性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无论单独的、联合的还是用指数形式对这些政治关联的衡量指标进行估计，结果都是稳健的，且政治影响的经济规模也是巨大的。其他有关金融和人口变量的证据表明，如果公司规模更大、年限更长、收益更高，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更少，则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投资的批准。

2.政府投资效率

运用DID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企业接受CPP投资基金后，政府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于对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投资效率。文章的研究结果与Shleifer和Vishny(1994)预测的政治影响与机构类型投资效率低下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与已有关于政治关联能够促进投资效率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3.稳健性检验

文章实施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首先对金融机构变量和政治关系变量进行了替代、扩大了CPP申请人样本、并对衡量政治影响力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其次排除样本中最大的公司的5%（21家）以及按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匹配样本进行检验，以排除可能存在的大公司或银行规模等的系统性影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