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已被监管多年，但鲜有文章研究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影响。监管的支持者认为市场的失败催生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当缺乏监管时，组织缺乏激励去自愿性披露足够的信息；而一些批判者认为市场力量强大到可以提供最大化的信息，该观点否定了市场失败的论述。基于既有观点的冲突，文章旨在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政府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影响。

1.政府会计监管环境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是由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发布的一套标准。GASB对财务报告提出了最低标准GAAP，该标准规定一套通用财务报表包括合并财务报表和脚注披露。此外，部分政府选择编报更全面综合的报告，即综合年度财务报告（CAFR）。文章中采用“GAAP”一词代表政府遵循GAAP规定进行财务报告披露，而“non-GAAP”表示政府财务报告披露并不特意遵循GAAP或者其他所在州的法律法规。尽管GASB发布了GAAP标准，但地方政府要求的披露水平由所在州予以规定。州政府可能要求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披露遵循GAAP或所在州的其他规定，又或者无需遵循任何规定。

2.首要使用者：债券市场

文章主要探讨了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成本和收益。但信息披露是净成本还是净收益取决于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不同视角（Beaver，1998）。尽管GASB确定了三类潜在使用者——选民、监管者和债券市场，但文章认为地方政府财务报告的首要使用者是债券市场的参与者。该观点得到了GASB重点关注小组和既有文献的支持（Gaffney， 1986；Jones et al.， 1985；Copley et al.，1997）。

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债券市场参与者使用财务报告，但债务和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依旧没有一致结论，二者可能存在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关系等多种可能。然而，这些研究仅限于对大型城市进行分析，没有区分GAAP和non-GAAP，并且大多未考虑州监管环境的差异。

3.披露监管

理论上，信息披露监管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但该结果并未被实证研究所证实，这可能归因于已有研究的不足。例如Ingram & DeJong（1987）检验州强制要求执行GAAP对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结果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显著关系。他们采用了美国所有州样本，并没有区分监管环境的差异。Gore et al.（2004）发现大城市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因为它们更可能进入债券市场。但该研究仅针对大型城市，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Copley（1991）采用虚拟变量控制了市政府是否采用GAAP，发现这个变量的系数是不显著的。但该研究既包括强制GAAP披露，也包括非强制GAAP披露的样本。无论州是否要求进行强制披露，有些城市均会自愿进行披露，结果并不干净。

1.政府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模型

文章基于Zimmerman（1977）年政治激励信息披露理论，提出了两点假设：第一，文章认为市政官员主要的信息披露动机是应对债券市场激励，官员存在强烈的动机去降低市政债券成本；第二，文章认为债券市场是存在竞争的，这也就意味着债券发行人会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并体现为更高的债务成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投资者无法全面获知债券发行人的违约风险，官员会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来降低资本成本。一方面，官员发行债券促使其产生自愿披露的动机，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官员会通过信息披露来降低与投资者信息风险方面的成本。因此，同债券市场互动程度高的市政当局通过信息披露可以获得相对更多的收益。

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没有受到信息披露监管的州，信息披露水平和负债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2.披露监管

当信息披露受到监管时，便产生了信息披露的最低水平。假设政府对于债务资本及其数量面临不同的需求，信息披露收益在不同政府间也将发生变化。在缺乏监管时，与债券市场互动较低的政府缺乏披露动机。然而在GAAP监管的州，较低债券市场互动的政府要求披露比其没有被监管时更多的信息。

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2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于低债务水平的政府，较之没有受到GAAP规制的政府，受到GAAP规制的政府信息披露水平更高。

如果遵循GAAP会获得更低的借贷成本，债券市场互动程度高的政府将会自愿遵循GAAP。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州是否强制要求遵循GAAP，GAAP信息披露水平都是一致的。因此，对于高债务水平的政府而言，监管是无约束的。

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2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于高债务水平的政府，受到GAAP规制的政府与未受到规制的政府之间GAAP披露水平相等。

文章通过检验发现：第一，在不受GAAP监管的地方政府，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水平与债券市场互动水平的代理变量负债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表明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市政管理人员存在债券市场激励的动机去披露财务状况和报告信息。第二，文章发现受监管的地方政府信息披露的水平相比不受监管的政府显著较高，但这种差异在高债务的样本中更小。该结果表明，一方面，监管并不会对高负债政府的信息披露起到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低债务政府，监管能够约束政府提高信息披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