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he Role of Generally Accepted Reporting Methods in the Public Sector:An Empirical Test
中文标题：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一个实证检验
原文来源：William R.Baber, Pradyot K.Sen.1984. “The Role of Generally Accepted Reporting Methods in the Public Sector: An Empirical Tes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3(2):91-106.
供稿：蒋莹莹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利益集团理论和代理理论解释了政府官员公开披露公共部门财务信息的原因。对于为何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进行披露，文章给出了两种解释：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其目的都是减少信息成本。文章认为构成政治环境特征的因素对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有影响，并实证检验了政治竞争、官员薪酬、债务规模、官员的连任意愿及现有财务报告方法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关系。尽管由于数据受限等原因，文章的实证检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文章的研究为公共部门会计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理论分析
1.利益集团理论
作者认为政治市场是利益集团（资本家）和政府官员（政治代理人）契约关系的连结，并且假设契约双方都是理性自利的。基于这些原因，候选人与控制选票及其他当选所需资源的利益集团订立契约。
2.代理理论
选举之前，候选人与支持他们的利益集团约定分享扣除代理成本后的公共服务收益。为了减少代理成本，增加收益，利益集团要求政治代理人提供信息以便于对代理行为进行监督。选举之后，政治代理人有动机兑现之前的承诺，包括对选民的承诺。如若不然，在以后的选举中，利益集团就会支持其竞争者。因此，当选官员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契约激励官员报告公共部门财务信息。
3.政治动机
利益集团理论和代理理论阐述了政府官员公开报告财务信息的原因。对于政府官员为何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并且认为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作用主要是减少成本。
（1）契约动机
如果政治代理人和支持他们的利益集团签订了很多契约，会导致信息成本变得非常显著。这些信息成本包括生成财务信息并针对每一份契约协商采用独特的报告方法。契约之间的相似性使得政治代理人和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协作，建立并使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来减少总信息成本。
（2）监管动机
Watts（1977）认为，在私人部门中，政府官员对不充分或错误的财务信息披露导致非契约方的成本负有责任。为了避免这一责任，政府官员促使私人部门采用标准财务报告方法。作者认为在公共部门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为了减小未来对于非契约方的责任（显得对选民更负责任以及反击未来关于管理不当的指责），当选官员有动机使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报告财务信息。
因为作者没有观测到用来执行契约的所有信息，所以不能明确区分是哪一个动机。但是作者预计无论是哪一个动机，构成政治环境特征的因素会影响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成本和收益。在文章中，作者考虑了五个构成政治环境特征的因素：政治竞争、官员薪酬、债务融资、官员的连任意愿、现有财务报告方法。
假设提出
1.政治竞争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
从契约动机角度来说，政治竞争增加了政治代理人忽视事前承诺的成本，因此政治代理人会履行承诺进行信息披露。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可以减少总信息成本，因此政治竞争增强了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进行披露的动机。从监管动机角度来说，竞争使得官员对于来自竞争对手关于管理不善的指责更加敏感，因此增强采用一般财务报告方法进行自我监管的动机。因此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政治竞争和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呈正相关。
2.政府官员的薪酬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
政府官员的薪酬包括工资和非工资，两者是替代品。相对于工资而言，非工资报酬的披露成本会更高。如果政府官员的工资很低，非工资报酬较多，披露的信息成本较大，契约双方进行披露的动机会更弱。反之，如果工资很高，非工资报酬较少，披露的信息成本较小，进行披露的动机会更强。因此文章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政府官员的工资和使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之间呈正相关。
3.债务融资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
文章认为，使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利息成本。如果利息成本的减少超过了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成本，当选官员可以使用这一差额提供对利益集团有利的项目或者增加公共服务的收益。因此文章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债务融资会增强使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动机。
4. 官员的连任意愿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
从契约动机角度看，在位时间更长的官员减少信息成本的动机更强。从监管动机角度看，对管理不当的指控对于希望再次当选的官员影响更大。因此文章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4：希望再次当选的官员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动机更强烈。
5.现有财务报告方法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
如果现有的财务报告方法与一般公认方法大不相同，则修改方法导致的成本会减少净收益。因此文章提出第五个假设。
假设5：改变现有财务报告方法使之与一般公认方法相吻合的成本越高，则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可能性越小。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美国50个州作为样本。由于内布拉斯加州无法衡量党间竞争，特拉华州和罗德岛州无法衡量党内竞争，所以将这三个州排除，最终剩下47个州。
2.变量定义及模型设计
实证模型如（1）所示，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文章用遵循GAAFR作为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测量指标。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主要来源是全国政府会计委员会（NCGA）发布的声明。NCGA第1号声明确认发布在Governmental Accounting，Auditing，and Financial Reporting （GAAFR）上的指导方针作为首选实践方法。GAAFR将州政府或者市政府的活动分为八类基金活动，各类基金作为独立的实体进行报告。文章假定，采用GAAFR基金定义的州是遵循GAAFR的，即是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
实证分析
文章在实证分析部分进行了单变量检验和多变量回归分析。单变量检验部分，根据是否遵循GAAFR，作者将47个州分为两组，分别是13个遵循GAAFR的州（G=1）和34个不遵循GAAFR的州（G=0）。多变量回归分析部分，为了明确每一个变量的影响，文章一共检验了8个模型。模型（1）为式1所示，包含六个解释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还进行了7个模型的检验，每一个模型依次忽略一个解释变量，其中模型（4）同时忽略了党间竞争（C）和党内竞争（P）。各模型包含的解释变量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包含的解释变量
对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表明遵循GAAFR的州相比较未遵循的州有更为激烈的党间竞争和党内竞争，该结果证实了假设1；另外，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官员薪酬与遵循GAAFR之间呈正相关，证实了假设2；然而，并没有一项回归结果表明债务和官员连任动机与GAAFR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假设3和假设4未能得到证实；最后，回归结果均表明法定限制提高了遵循GAAFR的成本，改变现有财务报告方法使之与一般公认方法相吻合的成本越高，则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可能性越小，假设5得到证实。
研究结论
文章认为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是减少信息成本，并实证检验了构成政治环境特征的因素对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影响。通过单变量检验和多变量回归分析，文章发现：政治竞争更激烈的州、工资水平更高的州，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动机更强；希望再次当选的官员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动机更强；改变现有财务报告方法使之与一般公认方法相吻合的成本越高，则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动机更弱。债务规模与采用一般公认财务报告方法的关系与作者的预期不一致，且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因此作者认为这两者的关系较为复杂，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ing by testing two hypotheses. The first hypothesis predicts that there will be a greater increase in audit effort and audit fees for Malaysian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an for non-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because these firms have a higher risk of financial misstatements. The second hypothesis predicts that the audit fees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will decline when capital controls are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ploy to financially assist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to rebound from the crisis, and thus reduces the risk of financial misstate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increase in audit fees for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an for non-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s a resul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there is a decline in audit fees f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fter the capital controls are impleme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