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美国政治体制为背景，从选民、政治候选人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政治动机角度分析了政府审计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发现政府审计产生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审计在其中发挥监督作用，同时政治竞争的存在增强了官员提供审计的动机。

利益集团和政治家构成契约关系的双方，利益集团是左右政治候选人能否当选的重要因素。选民获得有关政治家的信息来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在政治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充当了信息中介的角色，他们可以通过散布利于或者不利于候选人的消息来影响选举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个人选民和政治候选人之间联系不紧密。尽管对大多数选民而言，选举一个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官员对自身最有利，但是个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很小，而且获得相应信息的成本也很高，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选举人会放弃自己主动去了解政治家的信息，被动接受政治家提供的信息。由此可见，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度和范围是较为深远的。因此，如果政治家们希望获选，他们不能忽视利益集团，会尽量推进那些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鉴于此，利益集团（委托人）和政治家（代理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政治家提倡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利益集团帮助他们获选，他们共同分享公共服务中的利益。

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一方面委托人要求代理人接受监督，当代理人有违反这些协议的动机时，缔约双方分担成本。因此，为了降低这些成本，委托人要求代理人的行为被监督。另一方面，在政治市场，官员可能会自愿提供监督。一旦候选人当选，政治代理人就可以无视选举前的承诺，而不必担心立即被解雇，但政治竞争（政治家在未来选举中可能会遇到的反对力量）增加了政治代理人这样做的长期成本，因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可以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大的利益，所以当政治竞争很高时，现任政治代理人会同意承担更大的监督成本。因此，被选举出的官员提供监督以证明他们执行选举前的承诺，随着政治竞争的升高，他们提供监督的动机也会增加。

基于理论分析，文章以美国47个州政府的数据为样本，对政治市场官员的监督成本和政治竞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实证检验中，自变量为政治竞争，因变量为监督成本（即审计预算），具体设计如下：

对于政治竞争，虽然每个州的选举过程和竞争形式存在差异，但是政治学家通常使用政治竞争解释州政府政策的不同，之前的研究大多采用相对标准衡量各州之间的竞争，通常根据州议会中执政党所占席位的百分比或者政党之间控制权交替频率来衡量。而文章则对此予以创新，将政治竞争分为党外政治竞争和党内政治竞争，其中党外政治竞争同时采用Ranney指标（Ranney,1976）以及少数党在州议会的席位比例进行衡量，Ranney指标衡量了政党在州的主导地位，党内政治竞争采用州长初选时的人均投票率进行衡量。

对于监督成本，文章认为如果官员对自身行为进行监督的动机越强，其所在州会提供更多的审计预算。因此，文章采用州政府审计预算金额作为监督成本的代理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文章还认为需要进一步考虑州的规模、国家对债务的预期使用、州立法机构的人数以及国家官员的相对工资等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据此，文章对尽可能地对潜在影响因素予以控制：

对于州人口，文章认为由于政府机构管理的财富转移数量和规模可能会增加对公职的竞争和监督成本，而州政府收到的资金数量通常是以州人口为基础的。因此，文章使用州人口控制了这一影响。

对于债务，文章认为如果监督减少了政府运用债务为公共活动提供资金所产生的成本，那么政治代理人可以利用监督产生的成本差异来增加任职的回报或者财富转移到支持他们的利益集团，这意味着债务融资的使用增加了代理人提供监督的动力。因此，文章控制了州政府债务对实证检验的影响。

对于州立法机构的人数以及国家官员的相对工资，政治理论认为立法机构规模和国家官员的薪酬与监督激励和政治竞争有关。为了控制这种影响，文章将州政府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人数以及1978年10月每名全职雇员的平均薪酬纳入控制变量。

文章通过单变量检验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等方式对审计预算和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竞争越强的州提供的审计预算越多。

文章首先进行了单变量检验，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政治竞争程度高的州其审计预算和人均审计预算均高于政治竞争程度低的州。

随后，文章进行了多变量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党外政治竞争和审计预算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党外政治竞争越强的州提供的审计预算越多，这与预期一致。但是，文章并未发现党内政治竞争和审计预算之间的正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政治企业家通过组建或加入政党可以更有效地与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如果政党成员之间的竞争损害了这种利益，那么政治家在与利益集团签订契约时会倾向于抑制党内竞争。因此，党内政治竞争不太可能影响政府官员提供审计监督的动机。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政治家提供审计的动机来源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审计发挥着监督作用。同时，文章还进一步发现，政治竞争的存在增强了官员提供审计的动机。此外，文章还存在以下两点局限：

第一，将审计预算作为州政府监督成本的代理变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审计人员实施审计的成本低于州政府面临的整个监管成本，如媒体监督也对州政府行为产生极大的监督作用；二是审计投入无法代表审计产出。

第二，样本规模较小，文章进行单变量检验的样本规模为47个州，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样本规模为44个州。由于数据受限，整体样本规模较小，这影响了文章实证检验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