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目前，大多数建立政府财务会计标准的组织机构开始重新审视与政府财务报告相关的问题，例如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会计信息使用者及这些使用者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等。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Anthony（1978）和美国会计学会公共部门委员会（1977）都认为选民将成为政府会计信息的潜在“消费者”。但是，实证研究却很少涉及公共部门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需求的话题。因此，本文开创性地研究了政府会计信息对于市长选举决策“有用性”的问题，旨在探究会计数据是否能作为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测量指标，进而对选民的投票决策产生影响。

理论分析

（一）基本假设前提：选民和候选政治家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政治科学领域的相关文献提出，研究选举行为的基本前提是主体具备理性经济意识，即选民参与选举投票是受自身经济利益驱动，他们只会投票给符合自身利益或者能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候选人。当候选人为现任市长时，选民的投票依据就是其在位期间的政治表现。而候选的政治家进行政治决策则是为了实现当选的目的，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会尽可能地满足或取悦他们的选民。所以候选的政治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是选民的意愿（Downs，1957）。

（二）理论基础

1.公共政策与选民偏好

在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下，Tiebout (1956)提出，假定人们完全了解各城市在收入支出模式上的差异，那么在理性和自身效益的驱动下，他们会选择迁移到能够为其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城市。由此理论可知，不同的城市会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每个城市的选民对其所在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是满意的，否则他们就会迁移到更加偏好的城市。

2.城市人口统计特征与选民公共政策偏好

文章的理论分析还提出，不同城市的选民具有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与公共政策偏好，进而影响其对公共政策的评价。城市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就业率等因素，并由此反映出该城市的选民组成特点。因此，文章作者认为在研究选民对政府政策的偏好与评价时，应控制城市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3.会计比率与政府政策实施效果

基于原有研究，文章作者认为会计指标可以有效地衡量政府政策的效果，但与会计比率相比，会计指标更难以识别、测量和汇总。因此，文章采用会计比率来衡量政府政策的效果。

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812个城市1972年至1977年的城市人口统计特征数据和财务数据。文章从数据中分三个步骤选取研究样本：步骤一，文章选取1977年且采用市长议会制的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共500个城市。文章采取此步骤是因为市长议会制城市的市长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对政策制定具有很强的控制力。步骤二，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可靠，文章作者与500个样本城市的政府人员直接通信以获取该市最近一次选举活动的相关信息，包括选举日期、任期、选举结果等，共收到278个可用回复信息。步骤三，根据第二步取得的选举信息，文章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现任市长直接连任、现任市长不允许连任、现任市长不直接连任但再选蝉联以及现任市长不直接连任且再选失败。由于现任市长直接连任和不允许连任两类城市的现任市长不参与选举，所以这两种类型的样本城市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因此，文章最终确定的研究样本即为113个现任市长再选蝉联和69个现任市长再选失败的城市。  

（二）变量

1.城市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用于聚类分析中对样本城市进行分组）

文章设计了四个维度的指标：反映人口密度、种族、年龄与出生率等因素的人口组成指标；反映人均收入、家庭年均收入、贫困水平、住房及就业率等因素的个人收入指标；反映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与服务业四个经济部门人均工资和人均收入的经营活动指标；反映四个经济部门就业比例的就业集中度指标。

2.会计比率变量（用于衡量政府政策的效果）

文章采用了四个维度的会计比率，第一个维度的会计比率反映政府自营收入、公共事业收入、费用类收入、财产税及营业税收入等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第二个维度的会计比率反映政府行政支出、消防支出、卫生支出、福利支出等在日常支出和总收入中的占比；第三个维度的会计比率反映总支出、日常支出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和自营收入在总支出中的占比；第四个维度的会计比率反映总负债、利息支出及各类债务支出在总收入、总支出中的占比。

实证分析

文章的实证分析过程分为两步：使用城市人口统计特征变量进行聚类分析，将样本城市分为同质的群组；运用逐步判别分析法来评估会计数据与市长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

（一）聚类分析

文章采用聚类分析法的目的是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同质的群组。文章采用城市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聚类变量，通过层次聚类得到3个大组（覆盖了约62%的样本城市）和其他由1个至6个城市组成的小组。其中，3个大组具有以下城市人口统计特征：第一组城市人口密度较高，非白人比例较高，人均收入较低，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水平较低；第二组城市非白人人口比例相对较低，家庭和人均收入较高，制造业和零售业水平较高；第三组城市人口密度低，家庭收入中等偏低，人口比例高于贫困水平，零售业和服务业水平较高。为了便于实证分析，文章最终保留三个大组共113个城市样本：第一组包括16个再选蝉联的城市和15个再选失败的城市；第二组包括29个再选蝉联的城市和19个再选失败的城市；第三组包括20个再选蝉联的城市和14个再选失败的城市。

（二）逐步判别分析

文章采用逐步判别分析法是为了识别出与市长选举结果有显著相关性的会计比率。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组城市有4个重要会计比率的变动与市长选举结果显著相关；第二组和第三组城市分别有5个。这些会计比率更多是与服务（支出）和债务有关。结合选举结果可以得知，与再选失败的市长相比，再选蝉联的市长制定并实施了低债务水平和高公共服务标准的政策。例如在第一组样本城市中，与再选蝉联的市长相比，再选失败的市长举借了更多的短期债务为市政运营提供资金，同时还降低了医疗和交通服务水平。在第二组样本城市中，市长再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减少了对警察和卫生服务的投入，同时还降低了消防服务水平。在第三组样本城市中，由于城市的贫困水平相对较高、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所以福利和住房支出是选举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市长再选失败正是由于他们增加了赤字融资、减少了福利支出，住房支出增长率也相对较低。

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聚类分析和逐步判别分析所识别出的会计比率与市长选举结果相关性的程度，文章采用了Lachenbruch（jacknife）程序对所得出的判别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每组判别得出的会计比率均能较准确地预测该组市长选举结果，第一组的预测准确率超过93%，第二组达到82%，第三组约为91%。

研究结论

实证结果显示，政府会计信息与市长选举结果显著相关。在控制城市人口统计特征时，政府披露的会计数据与选民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是一致的，这说明会计数据能够作为政府政策效果的测量指标，进而为选民的投票决策行为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文章认为会计数据能够向投票人传递量化政策效果的有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