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员会因为金融市场发展而受到奖励，企业可以依靠政治关联以进入金融市场获取资本。由于官员寻租现象的存在，金融市场活动的目标可能并非是单一的市场和经济效率最大化。

在中国官员晋升锦标赛中，官员面临激烈的晋升竞争。为了脱颖而出，官员会尽力完成考核指标，达到晋升标准。现有研究发现，由于存在私人控制利益预期受损的重要约束，在任的官员往往不愿私有化国有资产。同时，其他研究发现很多强有力的相反激励可能会反转官员更替和私有化决策之间的关系，例如市场活跃带来的报酬增加或代理冲突降低。

中国企业的IPO程序主要采取核准制，企业需要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及相关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企业各项指标和相关情况后，做出是否同意其进行IPO的决定。在这一程序中，政治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IPO名额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稀缺资源，中国证监会可以决定加快、放缓甚至暂停IPO进程；第二，在行政上，企业提交IPO申请需经过当地官员的同意；第三，是否拥有政治关联与能否IPO成功存在重要的关联。高级官员（省级）即将晋升是政治因素的重大变化，不仅引起了省内官场的重大调整，还会造成省内政治环境的重大不确定性甚至重建，省内企业随之遭受影响。那么，官员即将晋升这一事件会对不同主体产生不同的激励，最终对当地企业的IPO决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官员而言，企业进行IPO是衡量其推动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因此IPO相关指标是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因素，影响官员政治地位巩固及职位晋升等方面。这造成了官员有激励通过促使辖区内企业进行IPO以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

对于国企而言，其进行IPO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满足国企管理层和当地官员的政治目的和个人利益。对于民企而言，其IPO的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投资融入资金。即将发生的官员晋升这一事件预示着企业政治关联的破坏，而政治关联又是中国企业融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民企有激励在官员晋升前，利用现有政治关联，进行IPO融入资本以供未来投资使用，同时融入的资本还可以用来寻租以构建新的政治关联。

该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企业层面的财务会计信息、企业决策信息、政治关联信息及官员更替信息，分别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上交所、深交所官网，China VIPs数据库并辅以google手工搜集。文章首先筛选出所有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并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得到28152个企业的样本，样本区间为1998年至2008年。在这个样本中，识别出已上市的企业及其IPO时间和决定IPO的时间，共440个企业。

该研究主回归采用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回归在全样本、国企样本和民企样本中分别进行，以此来研究官员晋升影响效应在国企和民企中的异质性。此外，文章通过加入交乘项，分别研究了市场化发展程度和政治关联破坏程度对官员晋升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

文章首先研究了影响企业进行IPO决策的因素，主回归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民企的IPO决策更多地考虑未来增长机会及相关的外部融资需求，其进行IPO的主要目的是融入未来投资机会所需要的资金；而国企的IPO决策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之后，文章将“官员即将晋升”的哑变量（Promotion）加入回归，发现即将发生的省级官员晋升与辖区企业IPO的活动显著正相关，国企组和民企组结果均一致。而且加入晋升变量后，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这说明该变量捕捉了某一时期特定的IPO动机。

-表1- 主回归结果

如下表2所示，文章进一步研究了市场化程度（Market Development）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对于国企而言，省内的高市场化程度加强了官员晋升对其IPO决策的正向影响。因为在较高程度的市场化环境中，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能提高上级对官员的评价并给其带来利益。对于民企而言，市场化程度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无论市场化程度高低，民企仍然依赖政府批准和政治关联获得资本。由此可知，在民企样本中，官员即将晋升这一事件对政治关联的破坏在各省份中是无差异的。

 -表2- 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此外，如下表3所示，文章还研究了官员晋升对政治关联的破坏程度如何影响企业的IPO决策。文章从以下三个维度对“政治关联破坏程度”进行度量：官员晋升后是否留在省内（Remain），接任官员是否来自省内（Internal），即将晋升的官员在现职位的任期（Tenure）。结果显示，政治关联被破坏的程度越大，晋升对IPO决策的影响就越大。在民企样本中，交乘项与解释变量的系数异号，这说明政治关联如果不会遭受重大破坏，官员晋升对企业IPO的影响被显著抵消。而在国企样本中，继任者来自本省加强了官员晋升对IPO决策的影响，原因在于官员利用IPO或部分的私有化进程来使权力平稳交接。

-表3- 对政治关联的破坏程度产生的影响

上述实证检验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内生性问题。第一，反向因果。可能是由于当地企业IPO比例较高，其推动市场发展活动业绩突出导致官员发生晋升。第二，遗漏变量。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变量同时影响官员晋升和企业IPO决策。为解决反向因果问题，文章构造了一个降职变量。结果显示，官员降职事件即将发生也会显著提高辖区内国企进行IPO的比例，这意味着政治事件确实对企业IPO进程产生了影响，而非反向因果的作用。对于遗漏变量问题，文章在主回归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法律环境，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性和上市合格企业数量的对数），最终结果与原有结果一致。

文章进一步研究了企业IPO决策中的官员晋升影响效应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不同期间进行IPO的国企其上市后的财务业绩和股票市场报酬率没有显著差异。但官员晋升期间进行IPO的民企其财务业绩和股票市场报酬率显著低于非晋升期间进行IPO企业。结果表明，国企进行IPO后的财务绩效和股票报酬与上市时间无关，其IPO是出于资本增值外的政治原因。官员晋升对国企IPO决策的影响正是国企上市政治导向的一个很好的证明。而除了政治原因，民企IPO决策的时机选择是为未来投资机会进行融资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文章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官员会因市场化发展而受到奖励，官员的晋升预期会加快辖区内国企的部分私有化进程。研究表明，企业预期到官员即将晋升，政治关联随之破坏，所以会在晋升发生前最大化利用现有关联，选择在这一时期进行IPO融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财务业绩还是长期股票报酬率，在官员晋升期间进行IPO的企业表现均差于非官员晋升期间进行IPO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