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Employmen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中文标题：劳动就业决策中的政治经济学：来自中国的证据
原文来源：Zhaoyang Gu, Song Tang, Donghui Wu. 202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Employmen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ment Science
供稿：王慧玲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社会稳定。公司裁员会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这对中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文章从成本粘性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政府在企业劳动就业决策中的作用。文章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更具粘性，并且政治关联高管的存在能进一步增加国有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粘性。这种影响在市场机制薄弱的地区和政府官员晋升期更为强烈。研究还表明，政府会通过后续的补贴来回应国有企业的粘性劳动政策。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国有企业向上市公司的转变。政府具有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社会事务高管的双重角色，可以通过干预国有企业决策，来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市场化改革至今，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市场份额依旧远大于非国有企业。
为了管理干部，激励干部服从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层设计实行了一套干部选拔制度。其中包括三个层次的指标，“否决”指标：社会稳定和出生率；“硬”指标：经济增长、投资和财政收入；“软”指标：教育和卫生、文化活动和养老金覆盖。“软”指标对评价官员整体绩效不会产生影响，“硬”指标的达成会给官员带来更好的评价和更多的晋升机会，但政府对“否决”指标采取“一票否决”的态度，即官员如果没有达成“否决”指标，可能导致降级、行政处罚，甚至解雇。作为“否决”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是地方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维持当地的就业率，避免大规模裁员和社会动荡。
鉴于社会稳定对地方政府和领导人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在经济形势不乐观时尽量减少裁员来降低负面影响。虽然政府不直接为企业做出雇佣决策，但它们可以通过股权结构或国企高管对国有企业施加重大影响。
假设提出
劳动力成本粘性是指劳动力成本随业务量变化时出现的不对称性，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在业务量增加时的变化率大于在业务量减少时的变化率。尽管政府可以在其政权下干预任何企业，但干预非国有企业的成本较高，所以政府实行干预的首选是国企。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显著弱于非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东或高管没有权力或动机抵制政府对其劳动决策的干预，故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更少在经济下行时采取裁员政策，即具有更大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到此，文章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H1：在同等条件下，国有企业与更大的劳动力成本粘性相关。
在所有权控制下，政府通常直接任命上市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主席或者CEO。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更愿意执行政府政策，来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政治生涯。先前的研究发现，由政治关联高管经营的国有企业受政府的影响更大。然而，政府通过政治关联高管进行干预的情形并不适用于非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非国有企业不太关心社会目标，只有当任命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对公司价值带来积极影响时，他们才会聘请此类高管。由此引出了第二个假设：
H2：在同等条件下，政治关联高管的存在与国有企业更大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有关，而非国有企业则不存在此类关系。
与中国高度多样化的地理环境相似，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在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机制薄弱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政府对企业经营和雇佣决策的影响更大，文章提出第三个假设：
H3：H1提出的国有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H2提出的国有企业政治关联高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市场机制薄弱的地区更为显著。
如前所述，“否决”指标意味着如果在其任期内爆发“群体性事件”，如抗议、示威或暴乱，官员的评价和晋升会被“一票否决”。因此，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来说，在他（她）任期内最后一年实现社会稳定就变得十分关键，其减少当地失业率以避免社会动荡的动机就更为强烈。由此得到第四个假设：
H4：H1提出的国有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和H2提出的国有企业政治关联高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地方领导人晋升前不久表现得更为显著。
研究设计
样本来自1999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的非金融企业的总体数据。财务报表、政府补贴和公司注册地址数据分别从CSMAR、Wind和CCER数据库中获取。区域宏观经济数据也来自Wind数据库。股权结构数据来自公司的IPO招股说明书和年报。公司董事会主席和CEO的政治背景来自于Wind数据库中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年度报告，并通过网络搜索等其他披露加以补充。文章使用网络资源手动收集有关当地政治领导人身份和职业轨迹的数据。
文章主要使用了模型(1)对假设进行检验。
∆ln(c)是t-1年和t年人工成本自然对数的改变量；∆ln(s)是t-1年和t年销售净收入自然对数的改变量；D是一个虚拟变量，当第t年的销售收入低于t-1年的销售收入时，D取1，否则D为0；x是文章的实验变量；C是一系列控制变量；τ代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是误差项。为了调整通货膨胀率，文章将所有金融数据转换为1999年的固定人民币（RMB）或按消费物价指数计算的人民币。
文章用人工成本来衡量模型（1）的因变量。尽管中国的上市公司不直接披露劳动力成本，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必须通过现金流量表披露“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包括以工资、奖金、附加福利等形式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以及企业为职工养老、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支付的现金。本项目衡量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分配给员工的资金或业务流程中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和调整。此外，中国很少使用股权薪酬，几乎所有的员工薪酬都是现金支付。因此，使用人工成本计量方法比较适用于文章的研究。文章参照之前的研究对连续的控制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回归标准误按公司层面进行聚类。
实证分析
在假设1的检验中，文章将x定义为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SOE）。表1展示了模型（1）主回归结果，第（1）列展示的结果中包含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完整样本。D×Δln(s)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对于一个普通的非国有企业，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反粘性。Δln(s)×SOE的系数为0.118且显著（p<0.01），说明当销售额增加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愿意增加就业。重要的是，D×Δln(s)×SOE的系数是−0.174（p<0.01），显著为负，这表明当销售额下降时，国有企业的裁员意愿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这与假设1保持一致，说明假设1成立。
在假设2的检验中，文章将x定义为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PC），如果董事会主席或CEO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公务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PC取1，否则为0。文章分别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分组检验。表1的第（2）和（3）列展示了回归结果，在国有企业样本中D×Δln(s)×PC系数为0.169且显著为负，但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该系数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高管的存在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而对非国有企业没有影响，与假设2保持一致。
表1 政治因素对劳动成本粘性的影响
为了检验H3，文章引入市场指数指标(MKTIDX)，MKTIDX数值越高说明所属省的市场化发展越好。文章先计算每年MKTIDX的中值，再根据低于中值和高于中值将所有公司分为Low marketization和High marketization两个子样本。文章首先分别在市场化指数较低和较高的地区的子样本中进行分析。如表2第（1）和（2）列所示，不管是哪一种市场Δln(s)×SOE系数都显著为正，D×Δln(s)×SOE系数都显著为负。文章又引入虚拟变量LMKTIDX，若企业t年位于MKTIDX中值以下地区，则LMKTIDX为1，否则为0。如表2第(3)列所示，D×Δln(s)×SOE×LMKTIDX的系数为0.185且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低市场化地区国有企业成本粘性显著更大。在表2的第（4）和（5）列中，文章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国有企业，以进一步检验政治关联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不管是高市场化地区还是低市场化地区，D×Δln(s)×PC的系数都显著为负，但低市场化地区系数（-0.291）其大小是高市场化地区系数（−0.131）的两倍，说明政治关联对低市场地区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大。表2的第（6）列，D×Δln(s)×PC×LMKTIDX的系数为0.226且显著为负，与上面的结论相符。总的来说，表2的结果支持假设3，即在市场制度不发达的地区，国有所有制和政治关系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大。
表2 横截面差异：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为了检验H4，文章引入虚拟变量PROMT，如果地方政府领导人、党委书记或市长在本年度或下一年晋升到更高的政治等级，则PROMT取值为1，否则为0。文章根据PROMT将文章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1）列和第（2）列所示，对位于晋升期的子样本来说，Δln(s)×SOE和D×Δln(s)×SOE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比非国有企业的成本粘性更高。相比之下，对位于非晋升期的子样本来说，D×Δln(s)×SOE系数不显著。因此，国有制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干预会出现在地方政治领导人有更强的动机来避免失业的晋升期。文章对国有企业展开分析，表3第（4）列展示了对晋升期子样本回归结果，Δln(s)×PC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D×Δln(s)×PC系数为0.241且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当地方政治领导人处于晋升期时，具有政治联系高管的国企更不愿意为应对销售额下降而裁员。在表3的第（5）列中，D×Δln(s)×PC系数不显著，表明在地方领导人晋升以外的时期，政治关联不会对成本粘性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结果由表3第（6）列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因此，研究与假设4保持一致，即政府对企业就业决策的干预会在地方领导的政治晋升期得到加强。
表3 时间序列差异：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影响
文章进行了稳健性分析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人工成本指标包括人工成本和管理层薪酬。后者一般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但可能在一定程度增加成本粘性。文章计算高管薪酬（包括公司高管、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成员的薪酬）后发现，员工薪酬总额中管理层薪酬所占比例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3.23%和1.93%。因此，管理层薪酬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管理层薪酬的刚性似乎不太可能推动研究结果。然而，在回归分析时，文章将Δln(c)包含的管理层薪酬从员工薪酬总额中排除，回归分析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文章还将国有企业样本分为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文章研究发现两类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均大于非国有企业，但两类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文章使用两个变量替代Δln(s)，分别是从顾客那里收到的现金和支付给供应商购买材料或劳务的现金。前者与销售收入类似，但以现金销售为基础。后者可以解释为基于投入来衡量企业推动就业的商业活动。未展示的结果表明，回归结果没有受到影响。
进一步分析
SG&A（Selling，General & Administrative Expense）包括除人工成本以外的各种支出项目，如研发、营销、分销渠道开发等；营业成本（Operating Costs，以下简称“OC”）包括材料、分配的间接费用，以前期间结转的人工成本。同时，一些当期人工成本会以在制品和产成品形式被留存到后面期间的营业成本中，而不计入当期。尽管劳动力成本以外的项目可能会表现出粘性，但它们并不一定与劳动就业决策相关。文章还研究了SG&A和OC的变化与政治因素之间的联系。文章将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Δln(c)分别替换成Δln(SG&A)和Δln(OC)。回归结果显示，政治因素对中国成本粘性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力成本起作用，而不是通过其他成本项目。
劳动力成本由职工人数和人均工资共同确定。因此，劳动力成本粘性可以体现为就业人数粘性、平均工资率粘性或两者兼而有之。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替换为Δln(Num. of employees)和Δln(Average wage)。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就业人数来说，当销售额下降时，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不会进行裁员；无论企业是否有政治关联高管，国有企业在销售下降时都面临着维持劳动力规模的压力；销售下降时，非国有企业的失业速度要比销售上升期的岗位增加速度要快。对于平均工资来说，当销售额增加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平均工资，但两种类型的企业在销售额下降时都没有表现出大幅降低平均工资的趋势；国有企业在经济景气时倾向于增加平均工资；销售额下降时，有政治关联高管的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降低幅度显著较小。文章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当销售下降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他们需要维持就业水平。此外，那些有政治关联的高管面临着额外的压力，他们要在业务萎缩时避免削减平均工资。
文章研究了另一种现象，及在困难时期帮助政府维持就业水平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受到倾斜，得到补贴。文章通过模型（2）来研究，企业遭受过度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是否能收到政府的补偿，从而使企业整体业绩维持稳定。模型（2）如下：
其中，Subsidyt+1是企业在t+1年收到的政府补贴，计算公式为ln[1+(t+1年补贴/t年销售额)]；ROAt和ROAt+1分别是t年和t+1年的营业收入除以平均总资产；其他变量如前所述。文章将Subsidyt+1作为自变量，用于解释成本粘性如何与后续政府补贴挂钩。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决策与下一年的政府补贴有关。当企业扩张时，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更快，或在企业萎缩时劳动力降低速度较慢的国有企业随后将获得更多的补贴。根据政治关联高管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示，存在政治关系密切的高管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不景气避免裁员时，会受到高额的补贴；对于没有政治关联高管的国有企业，当他们因销售增长而增加的工作岗位超过平均水平时，会得到更高的补偿。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劳动力配置的交换性质，那些劳动力成本根据销售变化进行更不对称调整的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补贴。政府会用补贴诱使企业做出过度就业的决策。
总体而言，文章将研究结果解释为自私自利的官员追求政治职业发展的结果，但对此也存在另一种解释，即一个仁慈的政府保持就业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但以下两种现象的存在驳斥了这种观点。首先，一个仁慈的政府应该关注一般的就业问题，而不仅仅是在官员晋升的关键职业阶段。第二，虽然一个仁慈的政府可以设计一个奖励机制来提高就业率，但是文章发现只有国有企业会因其劳动成本粘性政策收到补贴，而非国有企业没有。因此，部分补贴可能代表了官员与国企高管利益的交换，这可能会大大降低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一种解释为企业管理层的帝国构建动机。帝国构建行为的一种表现为销售额的积极扩张超过了其最佳水平，即管理层也会在经济良好时增加劳动力。但文章没有发现，政治因素与销售增长时劳动力的过度增加有关。其次，帝国构建意味着雇佣更多数量的劳动力，而不是更高的工资。然而文章发现，当销售额下降时，政治关联对员工水平没有增量影响；相反，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为了避免削减员工平均工资而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因此文章中官员不仅需要维持劳动力就业规模，也要维持其员工福利。最后，地方政府可能会容忍国有企业高管的帝国构建行为，但他们不太可能因为这种自私的行为而奖励他们，而文章中结果发现具有更大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综上所述，文章劳动力成本粘性不太可能归因于管理层对于构建帝国行为的偏好。
研究结论
文章从成本粘性的角度探讨了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企业的劳动就业决策。在销售增长时，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长明显快于非国有企业；而在销售下降时，劳动力成本下降的速度则明显慢于非国有企业。此外，与其他国有企业相比，由政治关系密切的高管掌舵的国有企业的劳动成本变化更为受限。然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文章发现高管的政治背景对劳动力成本粘性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高管会严格遵循政府的领导。
国有制和管理层的政治背景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市场制度不健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在政治领导人晋升的关键时期该影响更强烈。将劳动力总成本分解为员工人数和平均每人平均工资，文章发现无论国有企业高管是否有政治关联，员工数量都表现出较高的粘性。然而，员工平均工资的粘性模式只在有政治关联高管的国有企业中被观察到，这意味着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需要同时考虑员工的规模和人均收入。最后，文章发现，政府会针对国有企业高管的粘性劳动就业政策采取相应的补贴措施。
Abstract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one of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We hypothesize that, through state ownership and appointment of executives,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can influence firms’ labor employment decisions by limiting layoffs when firms’ sales decline. Consistent with this hypothesis, we find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stickier labor costs than non-SOEs, and the presence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managers makes labor costs even stickier in SOEs while having little effect in non-SOEs. Such effects are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weak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during time periods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to be promoted. We also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reciprocates SOEs’ sticky labor policies with subsequent subsi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