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Does Tax Enforcement Inform Auditors' Risk Assessment? Evidence from Key Audit Matters

中文标题：税收征管对审计师风险评估的影响：来自关键审计事项的证据

原文来源：Filosa J R, Huang J, Lei L, et al. 2025.“Does tax enforcement inform auditors' risk assessment? Evidence from key audit matter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42(2): 1423-1454.

供稿：李晨晴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国际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在风险评估过程中考虑监管因素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其中，税务机关作为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监控企业行为并运用税务审计的威慑力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文章基于欧洲上市公司样本，探讨税收执法力度对审计师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影响。文章通过各国税收审计与核查职能的全职等效员工（FTE）数量与经济体量的比值，构建国家层面税收执法强度指标。鉴于欧洲上市公司审计师需公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KAMs），文章以KAMs数量作为审计师客户层面错报风险认知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审计与核查职能的FTE数量越多，审计师报告的KAMs数量越少。在横截面分析中，文章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审计师更倾向于将税务机关的监督潜力纳入风险评估的情境下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在账面税负一致性较高的国家（即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趋同度高的国家），以及审计师面临更多复杂税务问题的情形下，这种负相关关系会增强。研究结果揭示了税收执法在审计决策中的调节作用，为会计监管机构及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依据。

一、研究背景

国际审计标准制定机构强调审计师风险评估程序的重要性，该程序决定了对每个客户执行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在评估潜在错报风险时，国际标准鼓励审计师考虑监管因素及其他外部相关方——这些外部方会审查和分析公司的财务表现。标准中明确提及的外部相关方之一是税务机关。尽管其职能并非审计财务报告信息，但税务机关能够接触公司的专有数据，并通过其执法行动发挥补充性监督作用。因此，税务机关的执法努力可能为审计师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并影响其对公司重大错报风险的判断。基于此，文章研究国家层面的税务执法强度是否与审计师对客户层面错报风险的评估存在关联。

由于税务征收职能，税务机关有强烈动机监督企业管理者，以保护政府对企业的现金流权益（Desai 等，2007；Dyck & Zingales，2004），并减少管理者囤积或隐瞒负面消息的动机（Bauer 等，2021；Guedhami & Pittman，2008；Yost & Shu，2022）。已有研究表明，税务执法通过影响管理者对税务审计事前概率的预期，能够限制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避税程度（De Simone 等，2023；Hoopes 等，2012）、提升财务报告质量（Hanlon 等，2014）、降低股价崩盘风险（Bauer 等，2021），并增强借款人的信用资质（Gallemore & Jacob，2020）。尽管现有研究聚焦于税务执法威胁对企业财务结果的影响，但文章的研究重点在于：外部审计师是否将税务执法的可能性纳入其风险评估框架。具体而言，文章关注审计师对税务执法事前潜在性（而非事后企业财务结果）的考量。若审计师认为税务机关的监督行动能够有效遏制管理者的不当行为，则预期其在强税务执法环境下会下调风险评估水平。

税收征管机构需在多个职能领域分配资源，包括税收审计与核查、注册与服务、债务管理、支持性职能及其他运营职能（OECD, 2017a）。其中，税收审计与核查是“核心管理职能”，因其承担着税收征管部门最重要的执法任务，平均获得最多的人力资源配置。税收审计以“实地审计”形式开展。在实地审计中，税务机关会对纳税人（通常在其营业场所）的账目进行详细审查。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通常会识别出与纳税人选择的税务处理存在分歧的特定项目。在最终审计会议上，税务审计员会与企业（通常由税务顾问代表）面对面讨论不明确事项，包括因税法模糊性导致税务处理不清的项目。

税收审计人员在执行核查任务时，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企业记录（如库存管理、固定资产及薪酬数据），包括：（1）通过企业信息系统直接实地访问；（2）基于特定请求的协助式实地访问；（3）远程访问，允许审计人员根据需要调取数据（Vogele & Bader, 2001）。在税收审计过程中，税务机关依赖大量信息以核查纳税申报内容并强化执法效果，还可向金融机构、国际交易所及在线交易平台请求纳税人的商业交易信息。第三方数据的交叉验证与执法强化通过整合多种第三方信息，税务机关能够交叉核验纳税申报表，从而提升核查效率，增强对逃税行为的威慑力（阿迪卡里等，2021；莱德曼，2010；波默兰茨，2015；斯勒莫德等，2017）。总体而言，税务部门对内部数据与第三方数据的广泛访问，使其在评估企业风险与监控企业行为方面具备显著的信息优势。

国际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基于对客户及其环境的理解识别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IAASB, 2020a, 2020b）。具体而言，在评估管理层设计并执行的内部控制措施前，审计师必须识别和评估因企业业务性质、复杂性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导致的固有风险。固有风险具有企业特异性，审计师需在每个审计项目的规划阶段进行初始评估。准则明确要求审计师结合具体审计项目的背景情境，运用专业判断对固有风险进行评估，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审计应对策略（Causholli & Knechel, 2012）。既往研究表明，审计师的风险评估过程具有显著主观性，需综合考虑多重因素，并运用包括行业知识、财务分析能力、职业经验在内的多元专业知识（Allen et al., 2006; Eilifsen et al., 2001; O'Keefe et al., 1994; Taylor, 2010; Trotman & Wright, 2012）。

引发企业风险的外部环境因素可能影响审计师对固有风险的评估，如国际审计准则ISA 200第A25和A40段所述（IAASB, 2020a）。国际审计准则ISA 315第A79段特别指出审计师需考虑的外部相关方，包括分析师、新闻媒体、税务机关、监管机构、工会以及融资提供方（IAASB, 2020b）。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文章进一步探讨税务机关的执法力度是否能够为审计师的风险评估提供信息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主要预测

税务机关的监管努力有助于缓解企业各类违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通过税务审计的威慑效应，税收执法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行为（Hoopes et al., 2012）。在实施全面税务审计过程中，税务机关的数据核查工作不仅提升了会计记录的可靠性，还强化了内部报告系统的有效性，从而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降低代理成本。与这一逻辑相一致的实证证据表明，税收执法显著改善了企业的信息环境。具体而言，税收执法强度与财务报告质量（Hanlon et al., 2014）及信用资质（Gallemore & Jacob, 2020）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当税收执法力度较强时，投资者会提升对账面利润以外应税收入的估值（Kerr, 2019），要求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El Ghoul et al., 2011），并面临更低的股价崩盘风险（Bauer et al., 2021）。债务投资者同样受益于强化的税收执法，表现为在私人债券发行中要求更小的风险溢价（Guedhami & Pittman, 2008）。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文章均采用税务审计概率作为税收执法潜力的代理变量，这表明税务审计的潜在威慑作用本身即具有监督效应。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其指出即便未直接受审计的公司，也会因税务机关的监管努力而产生更强的合规感知并提升遵从意愿（OECD, 2017b, 第36页）。

这一系列证据表明，税收执法的监督作用可能影响外部审计师对错报风险的判断。鉴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 2020b）在风险评估过程中要求审计师考虑税收法规、监管要求以及税务机关发布的公开信息，文章预期审计师在实务中会遵循该指引。因此，文章预测审计师会将强税收执法的监督潜力纳入考量并相应调整风险评估。由此提出以下替代形式的假设：

假设1：在强税收执法环境下，外部审计师识别出的错报风险（RMM）较低。

（二）横截面预测

文章关注两种情境：外部审计师更可能感知到税收执法的潜在监督效益。这两种情境分别是：（1）国家层面的书税一致性；（2）审计师面临的复杂税务问题。

1. 书税一致性

各国通常存在两种独立的报告体系——财务会计（账面）与税务（应税）。企业根据适用的会计准则向各利益相关方报告财务会计收入（即账面收入），同时依据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报告应税收入（Hanlon et al., 2005）。尽管两种报告体系的实际差异可能较为细微，但其根本目标存在显著差异。税收规则体现了政府征收税款并提供税收激励的政策目标，而财务会计准则的核心目标是为资源提供者提供相关且可靠的决策信息。随着两种体系的偏离，账面收入与应税收入的差距扩大，书税一致性随之降低。尽管直接比较账面与税务框架以衡量相似程度具有挑战性，但 Atwood et al. (2010) 采用创新方法从国家-年份层面捕捉账面收入与应税收入的联动性，并发现各国在书税一致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文章推测，税收执法的潜在监督效益将超越税务账目范畴，尤其是在书税一致性较高的情境下。当税收法规与财务会计准则的报告要求趋于相似时，税务机关对应税收入的核查更可能对审计师的财务会计核查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当这两个体系以相似方式确认费用时，企业难以在账面费用与税务申报金额之间制造实质性差异。这一观点与 Bakarich 和 Kerr (2016) 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书税一致性越高的国家，审计质量越高。因此，文章预测，当国家的账面与税务报告体系具有更高一致性时，强劲的税收执法将对审计师的风险认知产生更显著影响。文章以替代形式陈述第二个假设如下：

假设2：在书税一致性较高的国家，外部审计师的风险评估与强劲税收执法之间的负向关联更为显著。

2. 审计师对复杂税务问题的接触

既有研究表明，复杂税务问题通常存在于税法的灰色地带，表现为法律模糊性，企业常利用这些模糊性构建复杂的避税策略（Balakrishnan等，2019；Desai & Dharmapala，2006）。例如，跨国公司通过利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税法差异，模糊化并分离收入与底层经济活动（Levin，2013）。因此，具有更多复杂税务事项的企业往往面临税务机关的高度审查。对于与这些企业合作的审计师而言，这种审查可能为其提供观察税务机关广泛核查工作的机会，从而增强其对税务机关履行监督职能、遏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认知。当审计师通过接触复杂税务问题积累税务执法知识时，他们开始发展任务特定知识——一种已被证明在个体和团队层面均能积极影响审计结果的专业能力（Bonner & Lewis，1990；Goldman等，2022；Shepardson，2019）。

根据类比推理理论（Shepardson，2019），个体能够将某一情境中的相关经验与信息整合到其他决策过程中。据此，接触复杂税务问题可增强审计师在其他任务（如评估客户公司的RMM）中将税务执法可能性纳入考量的能力。支持这一观点的实验证据表明，审计师的知识可在任务与行业背景下实现迁移（Thibodeau，2003）。因此，文章推测，当审计师在客户组合中接触更多复杂税务问题时，他们更可能感知到税务执法的潜在监督效益。文章以替代形式陈述第三个假设如下：

假设3：当审计师对复杂税务问题的接触程度较高时，外部审计师的风险评估与强劲税收执法之间的负向关联更为显著。

三、实证设计与样本构建

（一）税收执法的衡量

为与既有研究保持一致（Bauer等，2021；Guedhami & Pittman，2008），文章通过估算税务审计概率来衡量税收执法强度，文章依赖国际税收管理分析项目（ISORA）的数据以捕捉各国税务审计的概率。ISORA在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定期收集税务管理数据并通过在线平台发布调查结果。该调查要求各国税务管理部门自我报告人力资源、预算、税收征管实践及其他相关信息（OECD，2015，2017a，2019）。ISORA提供具体的调查问题及响应数据，OECD则利用这些数据生成《税收征管比较信息系列》，提炼关键趋势并提供分析总结。

为估算税务审计概率，文章聚焦于税务审计与核查职能中投入的人力资本资源。文章的税收执法强度指标TAXENF通过以下方式构建：首先，将各国税务部门“审计、调查及其他核查”职能的全职等效人员（FTEs）总数，除以该国当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十亿美元为单位）。因此，TAXENF使文章能够在控制各国经济体量差异的前提下，比较不同国家的税务审计概率。为便于回归系数的解释，文章将该比率进一步除以10。遵循De Simone等（2023）的方法，文章以公司总部所在国的税收执法强度作为衡量依据，因为公司的核心业务活动通常集中于该国。

（二）审计师风险评估的衡量

尽管风险评估是审计业务的核心环节，但这一过程历来难以被外部观察者直接观测。这种透明度的缺失源于传统审计报告中通常仅包含格式化的描述性陈述及“通过/未通过”式的审计意见。在此格式下，财务报表使用者难以深入了解审计过程，包括风险评估及后续的现场工作。受限于此类数据可得性问题，现有研究多采用审计费用（或部分研究使用审计工时或劳动力结构）作为审计师对客户风险认知的代理变量（Bae等，2021；Bell等，2008；Cho等，2017；Hogan & Wilkins，2008；Niemi，2002；O’Keefe等，1994）。然而，近年来审计报告格式的改革为研究审计师风险认知提供了新机会。

过去十年间，全球监管机构对提升审计过程透明度表现出更强关注（Carcello，2012；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2017；Minutti-Meza，2021）。类似地，针对2016年12月15日或之后财年结束的欧盟其他成员国上市公司，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国际审计准则第701号》（ISA 701），要求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KAMs）。根据IAASB（2020c，第9段）的规定，审计师需从已向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中识别KAMs，并重点考虑存在高度重大错报风险及需要重大审计判断的领域。确定后，KAMs披露应描述相关事项及其在审计中的应对方式。

文章采用KAMs数量（记作NKAM）作为审计师风险评估的代理指标。准则未强制规定KAMs的固定数量，其数量和类型应依据客户具体情况而变化。因此，现有研究通过KAMs数量的差异来反映审计师在披露决策中的专业判断（如Rousseau & Zehms，2024）。以往研究表明，审计合伙人基于客户事实与环境具有较大自主权决定KAMs/CAMs的披露（Dannemiller等，2025；Rousseau & Zehms，2024），KAMs数量与股价波动性、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及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Klevak等，2023；Li等，2025）。当审计师披露特定税务相关的KAMs时，投资者会降低对税务规避和递延税项资产的估值（Lynch等，2024），从而印证KAMs具有风险信号的确认作用

（三）实证模型

文章使用下列OLS模型来验证假设1：

文章以公司i在t年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总数（记为NKAM）作为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国家j在t年的税收执行强度（记为TAXENF）。若TAXENF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税收审计可能性的提高与更少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呈正相关，从而支持文章的理论预测。在后续分析中，文章进一步将因变量分解为税相关关键审计事项（NTAXKAM）与其他非税关键审计事项（NOTHERKAM）两类。具体而言，文章参照Drake等（2024）的研究框架，依据审计分析平台提供的分类标准，将涉及递延税项、不确定性税务事项或其他税类的KAM定义为税相关关键审计事项（NTAXKAM）。NOTHERKAM则涵盖所有非税务领域的关键审计事项。

模型控制变量体系包含公司特征与审计师特征两类变量，其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KAM）的关联性已获实证研究支持。具体而言，文章构建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杠杆率（LEVERAGE）、销售额增长率（ΔSALE）、亏损状态（LOSS）、外汇损益（FOREIGN）、审计师类型（BIG4，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审计投入程度（AUDITFEE，审计费用自然对数）、现金有效税率波动率（VOL_ETR）、经营现金流波动率（VOL_OCF）、特殊事项波动率（VOL_SPI）、税前利润波动率（VOL_PI）、税收执行强度与避税程度（ETR，有效税率）及财务报告质量（FRQ）。为控制制度性因素，文章纳入国家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同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以消除行业与年份层面未观测的异质性影响。

横截面假设（假设2和假设3）聚焦于审计师风险评估与国家层面税收执行强度的负向关系是否在以下两种情境下更为显著：其一，当企业账面税项一致性（book-tax conformity）更高时；其二，当审计师面临更复杂的税务问题时。账面税项一致性（CONFORMITY）的计算采用Atwood等（2010）提出的方法。为保证分析有效性，文章要求纳入检验的国家需至少包含5个满足数据要求的观测样本。为衡量审计师对复杂税务问题的暴露程度（AUDITOR_TAXEXP），文章参照Goldman等（2022）的框架，识别税务机关重点关注的三大税务复杂领域：

(1) 研发活动（R&D activities）：涉及研发税收抵免（R&D tax credits）的计算及无形收入（intangible income）的生成，此类操作高度易受避税行为影响；

(2)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Multinational income shifting）：企业常通过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管辖区并设立隐蔽离岸实体以降低税负；

(3) 并购交易税务复杂性（M&A tax challenges）：交易（或部分交易）是否应课税的判定存在显著不确定性。

文章通过企业研发支出、海外业务及商誉三项指标，分别捕捉企业在上述三大领域的税务复杂性特征。遵循Goldman等（2022）的分析逻辑，将上述指标聚合后，预期审计师的税务复杂性暴露程度与其客户群在这些特征上的集中度呈正相关。为缓解极端值影响，所有连续变量在分析前均按1%与99%分位点进行缩尾处理。

（四）样本选取

文章的公司财务信息来源于Compustat Global数据库，并将其与欧洲审计分析协会的审计意见及审计费用数据集进行合并，以获取关键审计事项（KAMs）及审计师特征相关信息。如前所述，税收执行信息来自ISORA数据库。此外，针对其他可能发挥监督作用的外部主体的变量，文章从多源数据中创建并获取：包括I/B/E/S（分析师预期数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媒体自由度指标）、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工会数据集（OECD Trade Union data set）。

文章的研究样本最初包含24,333个公司-年份观测值，这些数据来源于Audit Analytics Europe和Compustat Global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9年，主要受限于分析启动时可用的机器可读税收执行数据的时间范围。样本筛选步骤排除非欧洲监管交易所上市公司，排除未纳入扩展审计报告制度的公司，排除KAM数据缺失的公司排除地理范围与控制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样本经过上述筛选程序，最终获得4,557个公司-年份观测值，涵盖1,464家独立公司。

四、实证结果

（一）主模型与替代模型设定

表1汇报了使用方程（1）对假设1的主要实证结果。在列1中，文章发现随着税务审计可能性的增加，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总数显著减少（系数=-1.028，p值<0.01）。基准模型支持文章的预测：当国家层面存在强有力的税务执法时，审计师感知到的重大错报风险更低。总体而言，在税务审计可能性较高的国家中，公司披露较少KAMs的事实表明，审计师将强效的税务执法视为评估企业风险时的有效监督机制。

表1的列2至列7进一步证明，主要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稳健。为缓解对结果可能受时间不变、公司特定特征影响的担忧，列2引入公司固定效应后，核心结果仍显著（系数=-0.623，p值<0.01，由于排除了单次观测值以减少估计偏差（Breuer & deHaan, 2024），该设定下的样本规模略有缩小）。列3进一步通过一阶变化设定验证结果稳健性（系数=-1.183，p值<0.01）。该设定通过比较同一公司前后年度数据，缓解了国家层面或公司层面趋势对结果的潜在干扰，并进一步解决了一阶自相关问题。上述结果与假设1的预测一致，进一步支持了国家税务执法强度通过影响审计师风险判断而调节KAMs披露的机制。

正如跨国研究中常见的情形，文章的研究设定引发了以下担忧：不可观测的时变因素可能与国家层面的税务执法相关，并影响审计师的风险评估。为应对这一担忧，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国家层面的军事支出作为国家层面税务执法的工具变量。传统观点强调，政府支出在军事开支（“军备”）与社会活动（“民生”）之间存在权衡。政治候选人常通过“军备”与”民生”的对立来区分其意识形态。现有研究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军事支出的增加会以其他政府活动支出为代价（Russett, 1969；R. P. Smith, 1977）。基于世界银行的军事支出数据，文章预计一个国家的军事支出与税收机构人力资源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反，难以建立该国军事支出与审计师对单个公司错报风险评估之间的直接联系。文章通过一个指标变量衡量军事支出：当国家i在年份t的军事支出占GDP的比率处于样本的前四分之一时（HIGH_MILITARY），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文章在表1的列4a中呈现了第一阶段回归分析结果，这些结果支持上述论点，并表明高军事支出与税务执法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系数= -0.094，p值<0.01）。进一步的Stock-Yogo检验显示，军事支出与税务执法高度相关，这确立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强度（F统计量=46.27）。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4b，显示在使用HIGH_MILITARY工具变量对TAXENF进行工具变量估计后，TAXENF与NKAM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依然成立（系数= -1.258；p值<0.10）。尽管这些检验无法完全缓解内生性问题，但它们通过KAM报告决策机制，支持了税务执法与审计师风险评估之间的特定关联。

强税务执法国家与弱税务执法国家的公司存在显著特征差异。为解决协变量不均衡问题，文章在列5中采用熵平衡方法进行分析。不同于仅对控制组观测值赋予0或1权重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熵平衡通过为弱税务执法组（即控制组）的观测值估计连续权重以实现协变量平衡，从而保留全样本中的所有观测值。文章要求基于TAXENF中位数划分的两个子样本在所有协变量分布的一阶、二阶和三阶矩层面实现协变量平衡（即使用TAXENF_DUM虚拟变量）。在此基础上，熵平衡样本中权重比值为0.14，最大权重为3.60，验证了熵平衡方法未对大量控制组观测值分配过高的权重（McMullin & Schonberger, 2020, 2022）。通过熵平衡样本，文章仍发现核心结论保持稳健（系数= -0.409，p值<0.01）。

由于英国在采用ISA 701标准下的关键审计事项（KAMs）之前要求审计师报告重大错报风险（RMMs），文章的样本涵盖了两种不同报告制度下的公司年度观测数据。如Minutti-Meza（2021）所指出的，“2013年规则中的RMMs与2016年规则中的KAMs在实质上高度相似”（第553页），因此文章预期在实施第一年后，扩展报告内容将保持相对稳定。然而，为检验不同报告制度下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基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AASB）正式采用的ISA 701定义，重新测试了首次报告KAMs的审计师样本。列6的样本包括英国和荷兰2017财年结束的公司，以及其他国家2016财年结束的公司。因其初始选择与报告过程最需要职业判断，文章聚焦首次KAMs报告。鉴于该模型的时间跨度有限，未纳入年份固定效应。相关地，在列7中，文章剔除了英国2017年以前的观测数据，以排除包含RMMs的审计报告。与核心结论一致，文章发现税务执法强度与首次采用KAMs的公司样本中的KAMs总数呈显著负相关（系数=-2.873，p值<0.01），以及在排除英国RMMs报告的样本中仍保持显著负相关（系数=-1.349，p值<0.01）。

表1 税收执行和关键审计事项

（二）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类型的附加检验

为深入探讨税务执法是否影响审计师对税务账户及其他财务报表账户的风险评估，文章基于表2中的税务类与非税务类关键审计事项（KAMs）对公式（1）进行估计。第1列结果显示，税务审计概率与税务专项KAM（NTAXKAM）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系数=-0.134，p值<0.05）。这一结果表明强化的税务执法能够降低审计师对税务专项风险的感知。进一步分析非税务风险时（第2列），结果发现税务审计概率同样与审计师报告的其他类型KAM（NOTHERKAM）呈现显著负相关（系数=-0.940，p值<0.01）。

表2 税收执行和关键审计事项类型

（三）横截面检验

文章进一步检验税务执法对审计师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影响是否在账面与税务一致性较高的国家（表3）以及审计师面临复杂税务问题较多的情境（表4）下更为显著。文章基于前一年和当期的平均值构建每个横截面分组变量。在所有检验中，文章通过比较每个分组变量四分位数上限与四分位数下限的观测值，以区分该特征的高与低水平。为评估高、低子样本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文章采用似无关联回归进行检验，并报告卡方统计量。

表3报告了基于账面与税务一致性（CONFORMITY）高低国家的子样本结果。在第（1）和（2）列中，以NKAM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税务审计可能性与KAM（关键审计事项）的负向关系主要集中在账面与税务一致性较高的子样本中，这一结果与假设2的预测一致。卡方检验进一步显示，TAXENF（税务执法）的系数在子样本间存在统计显著差异（p值<0.05）。当分别分析NTAXKAM与NOTHERKAM时，负向关系仍集中在账面与税务一致性较高的子样本中（见第3列和第5列）。然而，仅当NOTHERKAM作为因变量时，系数在子样本间表现出统计显著差异（p值<0.05）。因此，当账面与税务一致性较高时，审计师在评估非税务科目风险时更倾向于考虑税务执法的潜在监督效益，因为税务与财务报告系统的披露一致性提供了更强的可信度。相比之下，账面与税务一致性对审计师评估税务科目重大错报风险（RMM）的判断影响较弱。

表3 横截面检验：账面税收一致性

表4报告了基于审计师在客户中接触复杂税务问题程度高低（AUDITOR_TAXEXP）的子样本结果。为更全面捕捉单个客户引发税务监管可能性的特征，文章在模型中引入了额外的控制变量，包括研发支出（R&D）和商誉（GOODWILL），以及已包含在公式（1）主模型中的外汇损益（FOREIGN）。其中，R&D（GOODWILL）的计算方法为：公司i在t年披露的研发支出（商誉资产）除以总资产，并在数据缺失时设为零；OFFICE_SIZE作为审计师税务暴露的额外控制变量被引入，以确保该指标独立于审计办公室规模。OFFICE_SIZE的计算方式为审计事务所办公室在t年客户数量的自然对数。

在表4第（1）和（2）列中，以NKAM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税务审计可能性与KAM的负向关系仅在高税务暴露子样本中显著，这一结果与假设3的预测一致。进一步的卡方检验表明，TAXENF（税务执法）的系数在高暴露与低暴露子样本间存在统计显著差异（p值<0.10）。这表明，当审计师在客户中频繁接触复杂税务问题时，更倾向于感知税务当局的监督作用。在分别以NTAXKAM与NOTHERKAM为因变量的分析中，负向关系仅在高暴露子样本的NOTHERKAM中显著（见第5列），且该系数在子样本间具有统计显著差异（p值<0.05），而NTAXKAM的差异则不显著。这一证据表明，当审计师已具备特定税务任务知识时，税务执法对审计师税项错报风险认知的增量影响可能有限。相反，其对复杂税务问题的接触经验可能使其熟悉税务当局的核查力度，并将此类信息纳入对其他财务报表账户错报风险的评估中。综上，这些横截面检验通过揭示税务执法影响审计师错报风险认知的独特渠道，进一步支持了文章的核心结论，尤其是在非税项账户领域。

表4 横截面检验：审计师接触复杂税务问题

（四）考虑其他外部相关方的稳健性检验

除税务机关外，审计准则亦提及可能审查并分析企业财务表现的其他外部相关方。具体而言，ISA 315第A79段明确列举了以下五类外部相关方：分析师、新闻媒体、其他监管机构、工会组织及融资提供者（IAASB，2020b）。审计师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可能参考这些相关方的信息，而这些主体作为替代性监督者的功能可能与税收执法变量存在相关性。因此，控制这些外部相关方对主要研究结论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构建国家-年份层面的外部相关方指标，本研究从多源数据（包括I/B/E/S、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无国界记者组织等）获取变量（Adams等，2024；Chyz等，2013；Qi等，2010；Shroff等，2014）。具体而言：（1）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通过分析师覆盖中位数衡量，以捕捉分析师对企业信息环境的影响；（2）媒体监督强度（FREE_PRESS）采用新闻自由度指数表征；（3）监管质量（REG_QUALITY）反映外部监管在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面的制度强度；（4）工会影响力（TRADE_UNION）作为工会组织作用的替代指标；（5）融资可得性（EASE_OF_CREDIT）与风险投资活跃度（VENTURE_CAP）共同表征融资提供者，前者体现信贷便利性，后者反映风险资本支持程度。

表5展示了纳入上述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由于需整合多源数据，样本规模缩减至4,096个公司-年观察值。当引入这些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后，税务审计的可能性仍与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KAMs）数量呈显著负相关：以NKAM为因变量时，系数为-0.923（p < 0.01）；以NOTHERKAM为因变量时，系数为-0.835（p < 0.01）。然而，以NTAXKAM为因变量时，结果仅在传统显著性水平边缘未达显著（系数为-0.115，p = 0.1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其他外部相关方与税收执法变量（TAXENF）的相关性最高仅为0.455，且最大方差膨胀因子仅为3.60。因此，这些替代性控制变量所捕捉的构念与税收执法存在本质差异，在模型中纳入这些变量并未影响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表5 控制审计准则中规定的其他外部变量

五、结论

文章发现，当国家层面的税务执法较强时，审计师会通过减少整体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表明其感知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低，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稳健。此外，这种关联同时适用于税务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与非税务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表明税务执法对审计师风险评估的影响超出了税务账户的范畴。基于账面与税务一致性以及审计师对复杂税务问题的接触程度的横截面检验为这些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背景支持。

文章的分析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尽管文章提供了税务执法与审计师风险评估之间关联的稳健分析，但文章的实证方法本质上难以推断因果关系。其次，由于无法直接观察税务执法的强度，文章采用了基于各国税务机构审计与核查职能中全职员工（Full-Time Equivalent, FTE）数量的代理指标。这一指标直观反映了基于从事此类工作的员工数量所感知的税务审计可能性。然而，这一指标可能无法完全捕捉潜在的理论构念。最后，尽管文章的样本涵盖了欧洲交易所上市的广泛公司，但无法确定文章的证据是否适用于监管和法律制度更为严格、关键审计事项定义不同的美国等其他背景。

Abstract：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ncourage auditors to consider regulatory factors and external parties during the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One such external party is the taxation authority, which monitors corporate conduct and uses the threat of tax audits to constrain managerial opportunism.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ax enforcement influences auditors' perception of the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n their engagements. Using a sampl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European exchanges, we assess the strength of tax enforcement at the country level based on the number of full‐time equivalent (FTE) employees in the tax audit and verification function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Since auditors of these European listed companies must publicly disclose key audit matters (KAMs), we use the number of KAMs to capture auditors' perceptions of client‐level misstatement risk.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uditors report fewer KAMs in the presence of more FTEs in the tax audit and verification function. In cross‐sectional tests, we find that this negative association is stronger in settings where auditors are more inclined to incorporate the monitoring potential of the tax authority into their risk assessment, such as in countries with high book‐tax conformity and for auditors with greater exposure to complex tax issues. These findings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tax enforcement in auditors' decision‐making and have timely implications for accounting regulators and academics stud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KAMs.

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