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How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hapes corporate climate disclosures, commitments, and actions

中文标题：政府采购如何塑造企业气候信息披露、承诺和行动

原文来源：Even-Tov, O., She, G., Wang, L.L. et al. How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hapes corporate climate disclosures, commitments, and actions. Rev Account Stud 30, 1968–2014 (2025). https://doi.org/10.1007/s11142-024-09866-0

供稿：刘增娣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企业的气候责任已成为焦点。文章以2010年人口普查修订带来的联邦资金分配外生增长为契机，采用三重差分研究设计，实证检验政府采购机会如何影响企业的气候披露及其后续行为。研究发现，受政府采购激励的企业显著增加积极语调的气候披露，且披露越积极的企业更易赢得政府合同，并切实降低有毒排放、申请更多绿色专利。研究为政府通过采购激励企业气候行动提供了直接证据，对企业战略、投资者决策及绿色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政府和企业领域均成为关键议题。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特定的采购策略，利用其规模优势促进供应商的环境管理。这些法规促使政府机构追求“最佳价值”，并可选择将可持续性因素纳入承包商选择标准。尽管政府采购对私营部门至关重要，但关于其对企业环境政策和行动影响的实证证据却较为匮乏。

企业利用自愿披露来传递有关其环境战略的相关信息（Ferreira and Rezende，2007）。鉴于可持续发展实践数据的稀缺性（Berg et al.，2022；Sautner et al.，2023），环境披露至关重要。对政府采购官员的访谈显示，他们经常通过披露信息来评估上市公司的环境战略，且政府在采购实施过程中通常会考虑供应商的环境实践（Conway，2012）。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企业会为响应采购机会而增加环境信息披露。采购量也为企业提供了重要激励。此外，有研究发现政府合同通过降低运营风险和融资成本使企业受益（Dhaliwal et al.，2016；Cohen and Li，2020；Goldman，2020；Cohen et al.，2022）。基于上述因素，预计企业会增加气候信息披露以利用政府支出机会。

相反，一些因素可能阻碍企业响应政府采购政策而加强环境努力。长期有限的资源以及政府机构在可持续采购优先事项和政策上的广泛裁量权，可能使企业不愿或无法为绿色产品和服务支付更高的前期成本。此外，由于产品可持续性只是增加赢得政府合同可能性的一种途径，如果降低产品成本或提高产品质量被证明比开发绿色产品更具成本效益，企业可能会选择这些策略。因此，政府采购机会是否会激励企业增加环境信息披露仍是一个有待实证研究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需克服内生性问题。例如，自然灾害可能同时推高政府支出和企业环保需求，导致采购与披露的伪相关。为此，文章以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修订为外生冲击。政府采购作为推动企业环境责任的政策工具，其影响的起点是采购机会的外生扩张，而人口普查修订正是此类外生冲击的关键来源。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分配与人口规模高度相关，人口普查通过修订县级人口数据，导致部分县的联邦资金增加，进而扩大政府采购机会。这种因人口统计变化引发的采购扩张，与企业自身决策无关，为检验政府采购与气候披露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理想场景。通过三重差分法，对比普查冲击前后、高/低采购依赖企业、高/低冲击县的气候披露差异，明确政府采购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因果影响。

此外，文章还关注披露的“真实性”，即企业是仅通过“漂绿”式披露迎合政府，还是会配套实际行动？通过分析披露内容的语气、焦点，以及后续的有毒排放数据和绿色专利数量，验证政府采购是否真正推动企业承担气候责任。

1.2 研究意义

首先，文章为政府合同经济影响的相关文献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那些认为签约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营风险和融资成本的研究。研究扩展了这些文献，表明企业会调整其环境政策和行动以竞争政府合同，这意味着政府合同通过促使供应商加强环境管理产生了实际效果。

其次，文章也与另外两项研究相关。Flammer（201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高的企业获得更多采购合同，Gantchev等（2022b）的工作论文发现，因不良环境和社会事件被媒体报道的企业会失去政府合同，并面临更不利的合同条款。虽然这些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文章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其他作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否影响企业获得采购合同的能力，而文章考察的是采购机会是否激励企业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承诺。此外，通过使用普查冲击作为外生冲击，缓解了内生性问题。提供了因果证据，表明采购机会可以通过促进环境披露、减少承包商的有毒排放和促进绿色产品的开发产生实际影响。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具有及时性和重要的政策意义。

再次，文章还为可持续发展披露文献做出了贡献。已有研究探讨了各种要求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披露的监管举措，文章表明，是政府支出而非强制性披露要求驱动企业决定提供可持续发展披露并采取实际行动。文章也为关于可持续发展披露的价值是否因“漂绿”而被稀释的争论增添了内容。

最后，文章与强调客户对供应商高质量信息需求的研究相关。已有研究通常关注企业与客户签约后如何调整财务报告，而文章关注的是企业是否会响应外生的采购机会扩张而增加披露，从而揭示政府客户筛选努力的因果效应。此外，考察了与非财务、气候相关话题的披露，这是签约过程中主要的非价格相关因素之一。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企业披露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被视为企业传递私人信息的重要方式。对于环境战略而言，企业通过环境披露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在环境方面的努力和规划（Ferreira and Rezende,  2007）。政府作为企业的重要客户，其采购决策会考虑供应商的环境实践，这使得企业有动机通过增加环境披露来迎合政府需求，以获取采购合同。

从激励角度看，政府合同能为企业带来诸多益处，如降低运营风险和融资成本等（Dhaliwal et al., 2016; Cohen and Li, 2020; Goldman, 2020; Cohen et al., 2022）。为了利用政府支出带来的机会，企业有动力增加气候信息披露，向政府展示其在气候方面的投入和承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面临扩大的政府采购机会时，高政府合同暴露度的企业会显著增加气候信息披露。

企业的前期可持续性表现和所在地区的采购量变化可能会影响政府采购对企业气候披露的作用效果。当所在县的采购量增加更多时，企业面临的获取合同的激励更大，因此更有可能增加气候披露。而前期可持续性表现较低的企业，通过增加气候披露来提升自身在政府采购中的竞争力的需求更强烈，因此政府采购对其气候披露的影响更显著。由此提出：

H2：政府采购对企业气候披露的影响在采购量增加更多的县以及企业前期可持续性表现较低时更为显著。

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不仅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评估需求，更应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真正体现其气候责任。如果企业增加气候披露是为了获取政府合同，那么这些企业不仅更有可能赢得合同，还会采取实际的气候减缓行动，如减少有毒排放和加强绿色产品开发等。因此提出：

H3：增加气候披露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合同，并会采取减少有毒排放、加强绿色产品开发等实际行动。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研究的样本初始来源于Compustat数据库，涵盖2008年至2017年（围绕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布的10年窗口期）所有非金融和非公用事业企业，且这些企业在年度报告（10-K）中有非缺失的总部位置数据，同时剔除了净资产为负的企业，初步样本包含4,196家独特企业在495个独特县的25,787个企业年度观测值。

随后，从StreetEvents收集收益电话会议记录，并使用Sautner等（2023）开发的气候变化二元组（双词短语），主要通过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收益电话会议中的气候变化关键词，以此来评估管理层在收益电话会议陈述部分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为捕捉企业对县级普查冲击的暴露程度，样本被限制为总部位于人口普查局2010年人口估计所涵盖的县的企业，同时参照Huang等（2020）的做法，剔除了样本期间内总部位置发生变化的企业，以消除企业搬迁到政府支出增加的县这一自选择问题。

此外，使用美国经济分析局（BEA）2012年提供的投入产出（IO）使用表来衡量企业事前对政府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补充I/B/E/S的分析师覆盖信息和汤姆森路透社的机构所有权信息。

最终样本包括15,935个企业-年度观测值，涵盖357个县的2,755家独特企业，这些企业在气候披露、人口普查冲击暴露度、对政府客户的依赖度和控制变量方面有完整信息。表1展示了样本选择的全过程。

3.2 研究模型

文章采用三重差分（triple-difference）的研究设计，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c、j、t分别表示企业、县、行业和年份。为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水平；为虚拟变量，若企业总部所在县的2010年人口普查计数与2010年普查后人口估计的对数差异（人口修订）高于有上市公司的县的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为0； HighGov为虚拟变量，若2012年BEA IO使用表报告的行业对政府的销售比例超过样本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为0；POST为虚拟变量，2012年（含2012年）之后取值为1，将事件年设定为2012年，因为2010年人口普查的最终人口报告于该年发布，否则为0；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县-年份固定效应；为误差项。

3.3 变量定义与研究方法

3.3.1 核心变量

（1）气候信息披露（Climate Disclosure）：基于收益电话会议陈述部分的文字记录，通过统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二元组（如“温室气体”“绿色专利”）占总二元组的比例衡量。

（2）政府采购机会（HighCenShock）：因2010年人口普查修订导致县级联邦资金增加而产生的政府采购机会扩张，通过县一级人口普查修订后的资金增幅衡量。高普查冲击县的政府采购资金显著增加，形成外生的采购机会扩张。

（3）政府合同依赖度（HighGov）：企业所属行业对政府合同的依赖程度，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201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即行业销售额中政府合同占比，高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界定为“高依赖”。

3.3.2 调节变量

（1）采购量增幅（ΔGovProcurement）：县一级政府采购量的年度增幅，通过联邦采购数据系统记录的合同金额变化计算，反映当地可争夺的采购资源规模。

（2）事前ESG绩效（Ex ante ESG）：企业在采购机会扩张前的可持续性表现，用KLD评分（优势项减去关注项）衡量，评分低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界定为 “低绩效”。

3.3.3 行为验证变量

（1）合同获取（GovContract）：企业当年是否获得政府合同的虚拟变量（1=是，0=否），数据来自联邦采购数据系统-下一代数据库。

（2）有毒排放（ToxicEmission）：企业设施的有毒物质排放量（吨），经销售额标准化后，数据来自美国环保署（EPA）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

（3）绿色专利（GreenPatent）：企业当年申请并最终授权的绿色专利数量，基于OECD绿色专利分类标准识别，反映绿色产品开发的实际投入。

3.3.4 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E）、杠杆率（Leverage）、成长性（MTB）、资本支出（CapEx）、分析师覆盖（lnAnalysts）等，数据均来自Compustat数据库，用于控制企业自身特征对气候披露的潜在影响。

3.3.5 研究方法

通过三重差分模型比较高/低政府合同暴露度的企业在高/低人口普查冲击县在冲击前后的气候相关披露变化，分析政府采购对企业气候披露的影响，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

3.4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中收益电话会议的平均气候披露（Climate Disclosure）为0.072，表明收益电话会议陈述部分平均有1.17个与气候相关的双词。中位数为0.033，标准差为0.116，这表明样本企业在气候信息披露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和偏度，这些统计数据与Sautner等人（2023）报告的数据一致。高普查冲击（HighCenShock）的占比约为29.5%，即约29.5%的样本企业位于因人口普查修订而获得更多政府采购资金的县，反映出人口普查对采购机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政府合同依赖度（HighGov）方面，49.5%的企业年度观测值属于高依赖政府合同的行业，即行业销售额中政府采购占比高于样本中位数，说明样本中企业对政府合同的依赖程度分布相对均衡。

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企业规模（Size）的平均值对应的市值约为64.4 亿美元，表明样本以中等及以上规模的企业为主；净资产收益率（ROE）、年度股票回报率（Return）等财务指标的分布与过往研究基本一致，说明样本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分析师跟踪（lnAnalysts）的平均值为1.903，显示多数企业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

此外，县层面的特征数据显示，样本县2010年的平均联邦支出为86亿美元，而当地企业的总销售额平均为66亿美元，这一数据反映出政府采购在地方经济中占比较高，凸显了政府资金对企业决策的重大影响。

3.5 相关性分析

文章首先考察了政府采购金额与企业气候信息披露之间的关联性。具体而言，将本地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情况对年初县域政府的采购金额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GovCon_ct表示以十亿美元为单位的联邦采购合同价值除以以千美元为单位的企业销售额。通过企业销售额对采购规模进行标准化，以反映政府采购对企业的相对重要性。此外，纳入企业固定效应以控制企业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并纳入年份固定效应以捕捉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因素。

表3回归结果显示。列（1）显示仅包含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的结果，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加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在数量级和性质上均保持相似。从经济意义来看，GovCon_ct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气候信息披露相对于样本均值会增加3.5%（=0.067×0.038/0.072）。通过相关性分析表明，企业会为了响应扩大的政府采购机会而增加环境信息披露。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地方采购机会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初步表明企业会通过增加环境信息披露来争夺采购合同。然而，可能存在同时影响信息披露和采购机会的遗漏变量，故文章采用三重差分研究设计，对式（1）的模型进行回归。

表4展示人口普查冲击对气候披露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列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估计式（1），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政府合同暴露度的企业在经历高人口普查冲击后，其气候披露显著增加。第（2）列进一步纳入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发现核心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从经济意义上看，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表明，人口普查冲击后，位于高冲击县且政府合同暴露度较高的企业，其气候披露相对于其他企业增加0.028，相当于其标准差（0.116）的24%。总体而言，证据表明增加的政府支出促使企业增加气候披露，以传达其对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支持H1。

4.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通过分析解决以下潜在问题：（1）部分企业运营地域分散，单一县域的高人口普查冲击可能影响有限；（2）气候信息披露增加可能与采购机会无关，而是源于气候变化风险升高；（3）企业可能仅通过盈余电话会议披露可持续发展举措，导致结果难以推广至其他渠道。

4.2.1 地理分散经营的影响

企业地域分散的运营可能削弱总部所在县域人口普查冲击对采购机会变化的捕捉能力。为缓解这一问题，文章开展两组分析。

第一组分析构建两个替代人口普查冲击指标，以反映企业总部以外的运营情况。一是参考Kim和Nguyen（2020）的方法，构建州级指标，考察企业通过总部所在州面临的冲击。与县域指标相比，州级指标横截面差异更小，会降低统计效力。若州级普查数与估计值的对数差超过分布中位数，则将州级高人口普查冲击（HighCenShock_State）设为1。用该州级指标重新估计模型，表5面板A结果显示，HighCenShock_State×HighGov×Post的系数为正且显著。二是从InfoGroup数据库收集企业在不同县域的位置和员工数量信息，构建加权人口普查冲击指标（HighCenShock_wt），用HighCenShock_wt替代HighCenShock重新估计模型，表5面板B结果一致表明，依赖政府合同的企业在其运营县域经历高人口普查冲击后，会增加气候信息披露。

第二组分析基于企业运营地域分散程度，探究基准效应的异质性。参考现有文献，用总部所在州的子公司占比衡量地域集中度（GeoConcentration），将样本分为高、低地域集中度两组，在每组中重复三重差分分析。结果显示，运营地域集中度更高的企业受高人口普查冲击的影响更显著。

4.2.2 气候披露内容特征

文章通过文本分析缓解气候信息披露增加由气候变化风险升高驱动的担忧。预期企业会通过披露优异的环境绩效或宣布增加气候相关投资来增加披露，而非提及负面外部性或气候相关的物理与监管风险。

为验证这一预期，文章将因变量替换为Climate_Positive，该指标追踪盈余电话会议陈述部分中管理层对气候话题的正面讨论。表5面板C列（1）显示，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依赖政府合同的企业在人口普查冲击后发布了更多正面气候信息。其次，将盈余电话会议中的气候话题分为投资机会（Climate_Opportunity）、监管风险（Climate_Regulatory）和物理风险（Climate_Physical）。表5面板C列（2）至（4）显示，HighCenShock×HighGov×Post与Climate_Opportunity显著正相关，与Climate_Regulatory和Climate_Physical在常规水平上不显著，与企业通过披露传达气候相关投资承诺而非提及监管和物理风险的预期一致。总体而言，回归结果显示政府采购主要增加的是积极语气和与投资机会相关的气候披露，而非与风险相关的披露，说明披露变化是由可持续性激励而非气候风险加剧驱动的。

4.2.3 替代气候披露衡量指标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倾向于协调不同渠道的公开披露政策，为验证这一点，文章考察两个替代披露渠道。

一是年报，它是利益相关者信息的重要来源。文章获取MD&A部分的气候披露指标，用基于10-K的指标作为因变量重新估计模型，表5面板D列（1）显示，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依赖政府合同的企业在年报中更多讨论气候话题。

二是企业发布独立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决策。文章从Refinitiv ESG数据库收集该信息，构建虚拟变量ESG Report，当企业在特定年份发布独立可持续发展报告或年报中包含相关章节时取1，用ESG Report作为因变量重新估计模型，表5面板D列（2）显示，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依赖政府合同的企业在经历高人口普查冲击后更可能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4.2.4 平行趋势检验

为检验若没有人口普查冲击，样本期内气候信息披露变化会遵循平行趋势这一假设，采用处理前时期指标变量。具体而言，用样本中各年份（除作为基准年的2008年）的单独交互项替换模型中的HighCenShock×HighGov×Post。图1绘制了2009年至2017年的系数估计值及其对应的95%置信区间。结果支持平行趋势假设：处理前时期的估计处理效应接近零，与基准期无统计差异。此外，处理组企业的系数估计值相对对照组逐渐增加，与人口普查冲击对政府采购金额的影响模式高度相似。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企业根据采购机会变化调整气候信息披露的观点。

4.3横截面回归结果

在检验H2时，文章聚焦于预期影响会增强的场景，具体从政府采购规模的重要性和企业事前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绩效两个维度进行横截面分析。

4.3.1 政府支出的重要性

文章假设高人口普查冲击会显著增加政府支出，以激励企业增加气候信息披露。因此，预期企业总部所在县域政府采购规模扩张越大，上述效应越显著。

为验证这一预测，文章利用政府支出的差异展开分析。具体而言，在样本期内用政府采购额替代政府支出，计算县域政府采购额在前期（2008年至2012年）与后期（2013年至2017年）的变化量（ΔGovProcurement），并根据采购额变化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在每组中重新估计回归。表6列（1）和（2）显示，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在ΔGovProcurement 较高的子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政府采购额较低的子样本中统计不显著。此外，高ΔGovProcurement组中该系数显著高于低ΔGovProcurement组，与总部位于政府支出增长更高县域的企业，在经历高人口普查冲击后更有动力投入气候变化相关事务的预期一致。

4.3.2 事前ESG绩效

文章预期若企业初始未达到政府合同隐含的环境可持续性标准，会更有动力改善环境绩效以提高中标概率。为验证这一预测，文章采用Kinder、Lydenberg和Domini数据库（KLD）衡量企业ESG绩效，将Ex ante ESG定义为优势项数量减去关注项数量。表6列（3）和（4）按样本中位数将子样本分为低ESG绩效组和高ESG绩效组，结果显示，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在Ex ante ESG较低的子样本中显著为正，在Ex ante ESG较高的子样

本中统计不显著，且低Ex ante ESG组的系数显著高于高Ex ante ESG组，与事前 ESG 绩效较低的企业在经历高人口普查冲击后更有动力投入气候变化相关事务的预期一致。上述结果支持H2。

4.3.3 替代解释与混淆事件

文章进一步探究了政府采购与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关系。

（1）既往政府合作关系的影响

全文采用行业层面指标衡量企业面临的政府采购机会。这种方法的优势是能涵盖所有潜在的政府供应商，但无法明确企业的披露动机是否因与政府的既往合作关系而有所不同。为研究这一问题，文章按前期企业获得的年度政府采购合同额中位数将样本分组（Exist_Contractor）。表7结果显示，无论子样本是否有稳固的既往政府合同，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差异统计不显著，表明所有潜在供应商都有动力通过增加气候信息披露来争夺新的采购合同。

（2）合同中环境条款的作用

政府采购与气候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可能仅仅反映了政府合同中对绿色产品明确要求的增加。为阐明明确与隐含环境要求在企业响应中的作用，文章探究采购合同环境要求的横截面差异。具体而言，部分政府会在提案中明确环境要求，而其他政府则不会。利用这些明确环境要求的差异，按县域-行业在后期是否至少有一份采购合同包含环境要求，将样本分为两组。表7列（3）和（4）显示，无论是否有明确环境要求，依赖政府的企业在人口普查冲击后都会增加披露，且两组中HighCenShock×HighGov×Post的系数差异统计不显著，表明即使没有明确的环境要求，企业也会为响应扩大的政府采购机会而增加气候信息披露。

（3）国会选区重划的干扰

   修订后的人口普查估计值可能影响国会选区重划和选举区边界，进而引入政治风险差异，影响企业的披露决策。为评估气候信息披露增加源于选区重划的可能性，参考Gad等（2024）的方法，将企业地址与其所在国会选区匹配，识别企业在第112届至第113届国会期间是否经历选区边界变化，然后将企业分为未受选区重划影响和受影响两组。表7结果显示，两组子样本中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差异统计不显著，缓解了前述担忧。

（4）强制披露政策的影响

根据第13693号行政令，美国总务管理局（GSA）在2015年为43家主要承包商推出了温室气体管理评分卡，以监控其在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目标承诺方面的公开披露。尽管该新政策并未强制供应商增加披露，但可能会促使他们这样做。图1平衡趋势检验显示处理组供应商在2015年前就已增加披露，表明这一效应并非仅仅源于强制性披露要求。为进一步缓解这一担忧，将评分卡涵盖的供应商从分析中剔除，表8结果显示，仍保持不变。

4.4 信息披露承诺与真实的效果

4.4.1 人口普查冲击与气候变化缓解承诺

本部分通过两组分析，印证企业借助披露传递环境投资承诺的观点。

一是分析聚焦企业是否更多讨论气候变化应对。采用Bingler等（2024）最新方法衡量披露承诺。识别表明企业已采取或承诺采取气候变化缓解与适应行动的气候相关语句，再分析其具体性。披露承诺的主要代理变量为Ln (#Commit&Spec+1)，即特定承诺语句在盈余电话会议管理层陈述部分出现的频率加1后的自然对数。表9面板A列（1）用该指标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位于高冲击县域且政府合同暴露度高的企业，其气候变化缓解与适应承诺讨论增加4.5%，系数在5%水平显著。列（2）以特定承诺语句频率占有承诺语句频率的比例（#Commit & Spec/#Commit%）为因变量，核心系数仍在5%水平显著，表明企业确会因政府采购机会扩大而强化气候变化应对承诺。

二是进行关键词分析。比对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盈余电话会议文本，发现处理组高频出现的气候相关双词短语，如“可再生能源”“碳减排”“绿色产品”等，90%可归为“减排承诺”“绿色产品开发”“环保治理”三类，与气候应对策略密切相关，进一步印证了披露内容与实际行动的关联性。

4.4.2 气候披露与政府合同获取

   在检验H3时，首先考察气候披露与政府合同获取的关系。将企业分为气候披露增长率高于中位数（ΔDisclosure > P50）和不高于中位数（ΔDisclosure≤ P50）的两组，参考Chava等人（2013）的做法，将HighCenShock×HighGov×Post分为两个虚拟变量：HighCenShock×HighGov×Post,ΔDisclosure > P50（等于HighCenShock×HighGov×Post乘以ΔDisclosure > P50）和HighCenShock×HighGov×Post,ΔDisclosure≤ P50（等于HighCenShock×HighGov×Post乘以ΔDisclosure≤ P50）。表10结果显示，高气候披露增长率的高政府合同依赖企业在经历高人口普查冲击后，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气候披露增长率低的企业则没有这种情况，且前者系数显著大于后者。
  

4.4.3 事后有毒排放与绿色投资

其次，考察企业的实际行动，包括有毒排放和绿色专利情况。衡量污染活动时，从EPA 网站获取设施层面的现场和场外有毒物质排放总量，用模糊匹配法将各设施母公司名称与Compustat企业匹配，得到33,281个企业-县域-年度观测值。分析显示，高冲击后增加气候披露的企业，其位于高冲击县域的设施有毒排放量显著减少8.5%，而未增加披露的企业无显著变化，且两组系数差异显著，估计表明这类企业的有毒排放量减少4.9%。

评估绿色产品开发投资时，考察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参考现有研究（Cohen等，2024），用经合组织（OECD）分类识别与环境问题应对相关的绿色专利，定义“GreenPatent”为企业下一年是否至少申请一项绿色专利的虚拟变量。用“GreenPatent”替代因变量，表11结果显示，高冲击后增加气候披露的处理组企业，申请绿色专利的概率更高，而未增加披露的处理组企业无此情况，估计表明这类企业申请绿色专利的概率提升5.2个百分点，说明企业会因政府采购机会扩大而增加绿色产品开发投资。上述结果支持H3。

5. 研究结论

文章主要研究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承诺以及后续行动，发现政府采购不仅激励企业通过披露传达气候承诺，还促使这些承诺转化为实际的减排行动和绿色投资。

企业会通过增加气候信息披露来响应政府采购带来的机会，而这些披露并非空洞的言辞。相反，它们伴随着切实的行动，具体表现为有毒物质排放量的减少和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增加。这表明，企业的气候承诺是可信的，并且转化为了实际行动。

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可持续采购和气候行动的重要性，而文章的证据表明，政府采购可以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工具。具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调整采购标准，进一步强化对企业气候披露和实际行动的激励。此外，文章的研究结果为监管机构提供了参考。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应与具体、可验证的行动挂钩，避免“漂绿”行为。

文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聚焦于美国企业，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能受地域限制，尤其是在政府环保倾向较弱的地区。其次，绿色专利和有毒排放数据仅反映部分实际行动，未来研究可考察更多维度的实际行动，如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最后，未完全厘清政府奖励企业气候披露的机制，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封面语：文章基于2008年至2017年美国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分析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承诺与行动，揭示了政府采购在推动企业气候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促进企业参与气候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142-024-098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