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An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 of Taxation: Tax Cuts and Vertical Pay Dispersion中文标题：税收政策的意外后果：减税与纵向薪酬差距

原文来源：Song X, Wu C, Zheng Y. 2025. “An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 of taxation: Tax cuts and vertical pay dispersion.”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52(1): 158-181.

供稿：彭箐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文章以2009年中国增值税改革为背景，探讨减税对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意外地扩大了纵向薪酬差距，且高管权力越大，这种差距扩大越显著，这支持了高管通过权力进行“租金提取”的观点。此外，研究结果显示，薪酬差距的扩大并非源于高管薪酬对绩效的更高敏感性，而主要由非经济因素驱动。这一发现表明，减税可能通过高管的权力机制加剧收入不平等，而非基于经济绩效。总体而言，研究揭示了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潜在负面影响，强调了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需考虑其对企业内部薪酬分配的影响。

封面语：文章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研究减税对企业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揭示了减税政策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意外后果。研究发现，减税不仅扩大了纵向薪酬差距，还通过高管权力的“租金提取”效应加剧了这一现象。文章从制度层面出发，为税收政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提供了新见解。

一、引言

文章研究了减税是否会影响纵向薪酬差距，即CEO/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如美国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和中国的增值税（VAT）改革。然而，对于企业减税的收益是否会转化为工人的大幅加薪，或者只是流向股东和高管，存在争论（New York Times，2018）。经济学领域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和德国，在资本比劳动力更具流动性的开放经济体中，工人承担了企业税收归宿的很大一部分（例如，Fuest et al.，2018；Liu & Altshuler，2013）。除了企业税收归宿，Benzarti和Carloni（2019）指出，由于法国的VAT削减的发生率，业主比工人和消费者受益更多。除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税负分配外，鲜有研究关注税负在劳动者内部的分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文章聚焦于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纵向薪酬差距，以此探讨税收归宿对工资分配的异质性影响。

文章提出减税可以增加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根据代理理论，管理层的租金提取可能导致机会主义的薪酬实践，即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而过度偏袒CEO（Bebchuk et al.， 2010;Hoi et al.， 2019）。越来越多关于CEO幸运薪酬的文献认为，当公司利润因与CEO的努力无关的原因而上升时，CEO的现金薪酬会增加（Bertrand &Mullainathan, 2001;Blanchard et al.， 1994）。因此，随着企业利润因减税而增加，高管可以利用其管理权力提取更大的租金（Shleifer & Vishny, 1997），而通常议价能力较弱的普通员工无法获得与高管一样多的收益。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为“租金提取效应”。其次，当公司利润更高时，高管可能会获得更高的薪酬，因为高管的绩效薪酬敏感性（PPS）比其他员工高得多。如果减税增加了公司利润，那么高管可能因此比员工受益更多。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为“绩效薪酬效应”。

文章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文章丰富了税收政策和薪酬关系方面的文献。经济学文献中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政策对就业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影响上（Fuest et al.， 2018;Liu & Altshuler, 2013），而会计和金融文献中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所得税对高管薪酬的处理及其对薪酬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例如，Aboody & Kasznik, 2008;Bird, 2018;Harris & Livingstone, 2002）。然而，这两类文献一般都没有考察税收政策对高管和普通员工工资的异质影响。文章通过揭示减税政策实施后企业内部纵向薪酬差距的显著扩大，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研究发现强调了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减税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盈余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方式，以避免加剧收入不平等。其次，文章丰富了关于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异决定因素的文献。以往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和公司治理是影响纵向薪酬差距的关键因素。例如，Faleye et al.（2013）指出，CEO与员工的薪酬比率取决于CEO（相对于董事会）和普通员工（相对于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平衡。Newton（2015）也发现，在美国大型非营利组织中，相对薪酬与治理质量和绩效指标呈负相关。与以往聚焦于企业内部因素对薪酬差距影响的研究不同，文章从制度层面出发，探讨税收政策是否会对纵向薪酬差异产生影响。通过揭示减税政策无意中加剧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文章不仅扩展了现有文献，还强调了外部因素（如全行业或全国范围的政策因素）在塑造企业纵向薪酬差距中的重要作用。

二、研究背景

增值税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Liu & Mao, 2019）。自1994年以来，VAT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直高于25%，VAT收入占全年税收的36.8%，并且增值税的总收入相当于2020年每100元GDP征收5.5元增值税。因此，旨在增加或减少增值税的政策可能会对公司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VAT是对公司销售的商品或服务的附加价值征收的。“增加值”是通过从销售收入中减去部分购买物品（投入）的成本来计算的。一般来说，应付VAT等于销项税（销售时向顾客收取的税额）减去进项税（企业购货时产生的税额）。VAT制度可分为以消费为基础或以生产为基础，前者允许在计算企业的VAT负债时扣除购买固定资产所产生的VAT，后者禁止此类扣除。

作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全国范围内的VAT改革。2009年初，VAT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并于2008年12月19日公布。VAT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将原来以生产为基础的VAT制度转变为以消费为基础的VAT制度，促进增值税制度的效率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改革前，固定资产购进价格中计入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导致重复征税。改革后，这一双重征税问题被消除。VAT改革通过减少企业的纳税义务，直接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现金流。此外，购买固定资产时所支付的进项VAT不再计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从而降低了年度折旧费用的金额，从而增加了企业利润。因此，VAT改革提供了一个研究减税意外后果的机会。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增值税改革带来的减税是否会影响纵向薪酬差距？如果会，影响机制又是什么？答案取决于减税带来的意外收益（如现金流和利润的增加）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

租金提取效应。企业可能会将减税视为一种意外之财（Saez et al., 2019）。在中国新的增值税制度下，企业在计算增值税负债时可以扣除固定资产购买的进项税额，从而直接获得现金流的意外增加。这种现金流的增加并非源于高管的努力或才能，而是纯粹的外部政策红利。然而，正如Shleifer和Vishny（1997）所指出的，高管可能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将这种意外之财转化为个人利益。例如，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额外的现金流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酬。相比之下，普通员工由于议价能力较弱，获得加薪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因为工会力量相对薄弱，难以对高管薪酬形成有效约束（Huang et al., 2017）。文章将这一机制称为“租金提取效应”。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管理权力与高管能够提取的租金规模密切相关（例如，Bebchuk et al., 2002; Core et al., 1999）。高管的权力越大，其通过薪酬谈判或决策过程获取额外收益的能力也越强。先前的研究也发现，管理权力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bernethy et al., 2015; Grinstein & Hribar, 2004）。因此，基于“租金提取效应”，文章预测当高管拥有更高的管理权力时，增值税改革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将更为显著。

绩效薪酬效应。增值税改革也可以增加企业利润。在新的VAT制度下，购买固定资产时支付的进项VAT从企业的固定资产价值中扣除，这降低了年度折旧费用，增加了企业利润，其他条件相同。先前对CEO薪酬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靠运气获得的利润（Bertrand & mull -lainathan, 2001;Garvey & Milbourn, 2006），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企业绩效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之间的联系要弱得多。因此，VAT改革引起的利润增加也会机械地导致纵向薪酬差距的增加。文章把这种渠道称为绩效薪酬效应。因此，文章预测，当高管拥有较高的薪酬对绩效的敏感性时，VAT改革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1：中国2009年增值税改革引起的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有产生显著的扩大影响。

然而，文章也指出由于以下原因，减税也可能不会导致薪酬差距加剧。首先，如果企业利用减税带来的现金来让高管发财，它们可能会承担政治或声誉成本。报告纵向薪酬差异增加的公司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导致媒体报道基调的负面变化（Boone et al.， 2020）。其次，租金提取效应受到公司实施的公司治理机制（如薪酬委员会机制）的约束。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负责公司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和评估。这一要求加大了高管们通过减税来证明涨薪合理性的难度。由于上述原因，企业可能会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增加持谨慎态度，因此VAT改革带来的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实证问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为了确保文章关注受增值税改革有意义影响的企业，文章只包括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的日常生产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如机器和设备。

文章选择2005年至2018年作为样本期，并排除2009年，因为这是改革年。样本期从2005年开始，因为这是CSMAR首次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高管薪酬指数。样本期结束于2018年，因为2005年至2018年VAT税率保持稳定（17%）。

文章初步获得了样本期内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所有观察值，即2005年至2008年和2010年至2018年（N = 20,460）。然后，文章排除了杠杆高于1或低于零的公司年观测值（N = 2728）和主回归中变量缺失值的观测值（N = 8108）。文章还要求公司在2009年之前和之后都有观测值，以确保结果不受2009年之后上市的公司的影响。这些步骤产生了8259个公司年度观察结果的最终样本。

（二）模型构建

文章采用广义DID模型来确定2009年VAT改革实施带来的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i代表公司，t代表年份。Dispersion_i,t是薪酬离散率的自然对数（即CEO薪酬除以公司i在t年的其他员工的平均薪酬）。CEO薪酬包括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CEO/高管的工资和奖金。由于高管可能作为一个团队从VAT改革中寻求租金，文章还使用了另外两种不同的纵向薪酬差距指标Dispersion1_i,t和Dispersion2_i,t来衡量高管（董事、监事和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纵向薪酬差距。Dispersion1_i,t是薪酬最高的三位高管的平均薪酬除以公司I在t年期间其他员工的平均薪酬的自然对数。Dispersion2_i,t是所有高管的平均薪酬除以公司I在t年期间其他员工的平均薪酬的自然对数。

Post_t是一个虚拟变量，对于2010年至2018年期间的观察值取1，其他值取0。ΔVAT _i是企业i在税制改革前后经过证监会行业调整后的平均VAT发生率的三位数变化，它衡量了VAT改革带来的减税幅度，并且是样本中每个企业的恒定值。方程（1）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相互作用项（Post_t×ΔVAT_i）的系数α₁反映了VAT改革导致的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文章预测α₁为正。文章使用以下方法计算ΔVAT i：

该公式反映了公司i在2009年之前和之后的综合VAT负担差值。因此，ΔVAT _i是对公司i归因于VAT改革的额外VAT负担（如果ΔVAT _i < 0）或盈余（如果ΔVAT _i >0）的连续测量。

X_i,t−1是t - 1年企业特征的矢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_i,t−1）、杠杆（Lev_i,t−1）、经营业绩（ROA_i,t−1）、经营性现金流与销售额之比（CFO_i,t−1）、销售增长率（Growth_i,t−1）、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与销售额之比（SGA_i,t−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Majorshare_i,t−1）和一个虚拟变量，表明该公司是否是国有企业（SOE）（NonSOE_i,t−1）。公式（1）中包含了对当地经济状况（GDPpercapita_i,t−1）的衡量，以控制中国不同城市收入水平的差异。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的面板A中报告了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Dispersioni,t的均值为1.830，表明制造业CEO与其他员工之间的平均纵向薪酬差异为6.234。4ΔVAT i的第10和第25个百分位数都是负的，ΔVAT i的第75和第90个百分位数都是正的，这表明企业从VAT改革中受益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Majorsharei,t−1的平均值为0.360，表明第一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为36%。NonSOEi,t−1的平均值为0.546，表明样本中的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多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回归中使用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的Panel B所示。Power_prei,t（即衡量管理权力的指标）与纵向薪酬离散度（Dispersioni,t、Dispersion1i,t和Dispersion2i,t）三个指标均呈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管理权力越高的高管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薪酬。

表1 描述性统计

（二）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

文章利用模型（1）对减税政策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1）列中， Dispersion_i,t作为因变量。（1）列中Post_t×ΔVAT _i的系数在1%水平上为正且显著，与假设1一致，即VAT改革增加了纵向薪酬差距。该系数的大小为0.756，意味着VAT改革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平均影响为3.93%。在（2）和（3）列中，因变量替换为Dispersion1_i,t和Dispersion2_i,t，结果在定性上是相似的。

Size_i,t−1和ROA_i,t−1上的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大型企业和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高管更有可能获得高薪酬。Lev_i,t−1上的系数为负，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在更大的财务约束下，公司在向首席执行官和高管提供更高的薪酬方面受到更大的限制。NonSOE_i,t−1上的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非国有企业的纵向薪酬差异更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特殊规定的约束，在设定高管薪酬方面的灵活性较小。

表2 主回归结果：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

（三）租金提取机制

为了检验高管的管理权力是否可以解释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文章根据公司2005年至2008年Poweri,t的平均值（Power_prei）对观察结果进行分类，并对两组之间的系数差异进行单尾Fisher排列检验（重复1000次）。如果Power_prei在最高的四分位数中，则观察值被纳入“高权力”组，如果Power_prei在最低的四分位数中，则观察值被纳入“低权力”组。Poweri,t是一个基于公司i在第t年的主成分分析来衡量管理权力的复合结构。文章使用五个变量来创建因子得分，即：Duali,t（如果CEO也是董事会主席则其为1，否则为0），Samei,t（如果CEO也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或最终控制人则其为1，否则为0），non-SOEi,t（非国有企业等于1，国有企业等于0），Unindepi,t（等于1减去独立董事的比例）和Tenurei,t（CEO任期的长度）。

管理层权力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显示了“高权力”子样本的结果，第（2）列显示了“低权力”子样本的结果，使用Dispersioni,t作为因变量。Postt×ΔVAT i上的系数在第（1）列中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在第（2）列中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基于单侧排列检验（重复1000次），两个子样本的系数之间的差异在1%水平下显着。在列（3）到列（6）中，用Dispersion1i,t和Dispersion2i,t替换因变量，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表3 以管理层权力为条件的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

表3的结果表明，高管的管理权力是驱动主要结果的重要机制，与租金提取渠道一致，当高管拥有更高的管理权力时，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

（四）绩效薪酬机制

文章根据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公司的平均绩效薪酬敏感性（PPS）对观察结果进行分类，以此检验绩效薪酬渠道是否也可以是解释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影响的一种机制。如果PPS_prei处于最高的四分位数，则观测值被列入“高PPS”组，如果PPS_prei处于最低的四分位数，则观测值被列入“低PPS”组。

表4给出了按绩效薪酬敏感性分类的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了“高PPS”子样本的结果，第（2）列显示了“低PPS”子样本的结果。以Dispersioni,t为因变量。Postt×ΔVAT i上的系数在第（1）列中为负且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在第（2）列中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基于单侧排列检验（重复1000次），两个系数之间的差异在10%水平上显著。在（3）-（6）列中，将因变量替换为Dispersion1i,t和Dispersion2i,t，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在绩效薪酬渠道下，当高管的PPS较高时，预计他们将因减税而获得更高的薪酬。总体而言，表4中的结果并不支持将绩效薪酬渠道作为解释减税为何影响纵向薪酬差距的机制。

表4 以绩效薪酬敏感性为条件的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

（五）已解释与未解释的纵向薪酬差距

文章采用Rouen（2020）的方法构建了一个经济上无法解释的薪酬差距度量，并为租金提取渠道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具体而言，文章将薪酬差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经济因素有关，即解释薪酬比率（EPR），另一部分与非经济因素有关，即解释薪酬比率（UPR）。VAT改革带来的减税不太可能与CEO的才能或努力有关，因此应导致UPR的增加，但不应影响EPR。

CEO薪酬的预测价值（ˆExpay_i，t）是Expay_i,t的经济部分。EPR（即EPR_i，t）计算为ˆExpay_i，t与其他雇员的平均雇员（Expay_i，t）的比率。UPR（即UPR_i，T）计算为CEO薪酬与其他员工的平均薪酬比率和EPR_i，t之差，然后，文章用EPR_i,t和UPR_i,t替换方程（1）中的因变量，进行回归。

EPR_i,t和UPR_i,t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5的A组。表5面板B中的因变量是使用式（3）中估计的残差计算的。如面板B所示，回归结果表明VAT改革带来的减税与UPR_i,t呈正相关，但与EPR_i,t的关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结果表明，VAT改革导致的纵向薪酬差距扩大不能用高管的额外努力或企业绩效的提高来证明，这也符合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影响的租金提取渠道。

表5 对已解释和未解释薪酬差异的检验

（六）替代性解释

VAT改革后，其他因素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纵向薪酬差异。例如，由于VAT改革，企业可能会改善业绩，因为企业可以利用减税带来的额外现金流进行净现值为正的投资。当企业增加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时，高管也可能获得加薪，因为经营更大的公司可能需要高管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检验上述替代解释，文章用代表经营业绩和固定资产额外投资的因变量重复主要回归。

结果如表6所示。在列（1）中，文章将因变量替换为ROA_i,t。Post_t×ΔVAT_i上的系数为负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更好的绩效可以解释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的论点不一致。在第（2）列中，文章使用ROS_i,t，即按公司i在t年的销售额缩放的营业收入作为因变量，并得到类似的结果。在第（3）列中，文章用INV_i,t代替因变量，INV_i,t是公司i在t年购买和建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年初总资产价值的比率。Post_t×ΔVAT _i上的系数同样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Cai和Harrison（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即VAT改革后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明显增加。

表6 替代性解释

（七）内生性检验

如果处理公司（即高ΔVAT_i公司）和控制公司（即低ΔVAT _i公司）不是随机分配的，或者缺乏“尖锐”处理和对照组使得清晰理解系数的经济意义具有挑战性，文章结果可能是虚假的。

文章采用了两种方法来减轻这些担忧。首先，文章使用不受2009年VAT改革影响的2005-2008年企业固定资产比率（Fix_growth_dum_i）将样本划分为处理企业和控制企业。固定资产比率增长率较高的行业企业更有可能持续购买固定资产，从而从VAT改革中获益更多。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第（1）列中，文章使用Dispersioni,t作为因变量。（1）列中Postt×Fix_growth_dumi的系数在5%水平下为正且显著，与假设1一致，即从VAT改革中受益更多的企业更有可能与更高的纵向薪酬差距相关联。在（2）和（3）列中，文章分别用Dispersion1_i,t和Dispersion2_i,t替换因变量，结果相似。

表7 DID的替代识别

其次，文章采用de Chaisemartin和D 'Haultfœuille（2018，2020）中描述的模糊DID回归设计。模糊DID设计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通过根据处理率是否稳定或是否增加或减少来划分组来处理这种情况。表8报告了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影响的无偏Wald-DID估计，这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表8中的系数比表2中的系数大，因为模糊DID估计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果，而不是对被处理对象的平均处理效果。

表8 模糊DID

（八）稳健性检验

文章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继Chen（2017）之后，文章使用流动回归检验了平行趋势假设和动态效应：

其中Yr_Dt是一个虚拟变量，用于识别2005年至2015年之间的年份，2009年被排除在外，因为它是改革年，不在样本周期内。回归结果表明2005年至2008年期间Yr_Dt×ΔVAT i上的系数在所有列中均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证实了平行趋势假设。交互项系数在2011年至2015年各年份均为正，且各列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持续影响。

其次，文章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错误地将2007年和2008年指定为事件年，回归结果的所有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些结果证实了文章的研究设计的有效性，表明减税和纵向薪酬差距之间的关联是由VAT改革驱动的。

（九）纵向薪酬差距扩大的经济后果

文章还提供了有关经济后果的证据，以进一步支持其观点，即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是由于租金提取效应。由于VAT改革导致的不公平的租金分配造成了纵向薪酬差距的增加，这可能会引起低层员工的怨恨，并通过削弱企业绩效与薪酬之间的关系来降低高管的增值努力。这两种影响都不利于企业绩效。

为了确定VAT改革导致的纵向薪酬差距增加的任何经济后果，文章根据Kim等人（2021）估计了一个两阶段模型。从第一阶段回归中估计的预测值反映了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文章根据从第一阶段回归估计的滞后预测值和方程（1）中其他控制变量的滞后年度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年度变化进行回归。文章使用企业会计绩效的年度变化（表示为ΔROAi,t+1））和企业绩效的年度变化来衡量企业绩效的变化公司的市净率（记为ΔMTBi,t+1））。因变量变化的描述性统计在表11的A组中报告，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在表11的B组中报告。B组的结果表明，VAT改革导致的纵向薪酬差异的预测增加导致企业会计绩效和市净率显著下降，正如预测的那样。结果表明，VAT改革导致的纵向薪酬差距扩大，损害了企业绩效，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这些结果为文章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是由于租金提取效应。

表9 纵向薪酬差距扩大的经济后果

六、研究结论

文章以2009年中国VAT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减税与CEO/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纵向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VAT改革导致的减税会使得纵向薪酬差距增加。当高管拥有较高的管理权力时，增值税改革对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租金提取效应”对减税影响的解释。此外，研究还发现，增值税改革显著加剧了由非经济因素驱动的薪酬差距，而对由经济因素驱动的薪酬差距则未产生显著影响。最终，增值税改革导致的纵向薪酬差距扩大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租金提取效应”。

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增值税改革，还可能推广至其他类型的税收削减，尤其是那些为企业带来意外税收收益的政策调整。然而，文章也存在一定局限实现，其可能不完全适用于那些投资者保护机制较为完善、员工议价能力较高，或存在与高管薪酬相关的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减税对纵向薪酬差距的意外影响可能相对较小。

ABSTRACT

We study the effect of tax cuts on the pay dispersion between firms’ executives and rank-and-file employees. Using the 2009 value-added tax （VAT） reform in China as a quasi-experimental setting, we find that tax cut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vertical pay dispersion, which is an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 We also find that managerial power intensifies the effect of tax cuts on vertical pay dispersion,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the increase in pay dispersion is due to managerial rent extraction.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are not driven by executives’ higher payfor-performance sensitivity than rank-and-file employees.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VAT reform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pay dispersion driven by noneconomic factor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dispersion driven by economic factors. Overall,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rent-extraction channel for the effect of tax cuts on income inequality.

原文地址：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bfa.1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