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he power of the people: labor union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文标题：人民的力量：工会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原文来源：Heitz A, Wang Y, Wang Z.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Labor union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Review of Finance, 2024: rfae018.

供稿：李宇雯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本文通过分析工会选举对环境和社会（E&S）得分的影响程度，来研究工会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因果影响。文章发现，工会化与内部社会得分的提高有关，这主要有利于员工，而与外部社会与社会得分的下降有关，这主要有利于非员工。当企业有更大的财务约束时，对外部E&S的负面影响被放大。当工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时，对内部和外部经济效益的影响都会被放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在实施优先考虑某一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企业影响力的政策之前，会考虑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提出，如果企业变得更有社会意识，社会将受益。《奖励工作法案》（Baldwin 2019）和《负责任资本主义法案》（Warren 2018, 2019）等法案主张，鼓励企业做出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决策的一种方法是让员工更大程度地控制企业决策。本文主要研究了员工工会化对环境和社会（E&S）得分的影响。如果工会促使企业追求对社会负责的战略，使整个社会（即外部利益相关者）受益，则可以预期工会化与E&S得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工会化可能会因为两个原因阻碍公司的E&S努力。首先，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直接冲突，就像绿色选择项目一样。在这一部分中，可能存在间接冲突，因为投资于员工减少了可用于投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本文使用汤森路透ASSET4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数据库，从2002年到2021年，构建了十年一次的公司层面的E&S分数，其中包含70个环境指标和78个社会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四个主要有利于员工的内部社会得分（就业质量、培训和发展、多样性和机会以及健康和安全）和六个主要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得分（减排、资源减少、产品创新、社区参与、人权和产品责任）。分数越高，说明教育与安全政策和成果越好。本文计算这些分数每年的百分比变化来衡量每年增加或减少的幅度。

在文章最初的框架中，一个潜在的担忧是，公司层面的特征可能同时推动E&S分数和工会化率的变化。为了解决初始设置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使用紧密联合选举实施断点回归RDD来加强本文的识别。在本文的RDD分析中，将样本限制在以不到20%的优势赢得（或输掉）工会选举的公司。为了保证设定的有效性，在选举前，工会化和非工会化的公司在可能与工会化相关的潜在因素方面是相似的。在RDD框架中，本文发现工会化导致内部E&S分数变化增加，外部E&S分数变化减少。结果表明，工会选举的胜利与多样性得分变化增加16.7%和排放得分变化减少5.7%有关。文章还进一步表明，与选举前一年的水平相比，赢得工会选举公司的内部（外部）E&S分数水平在选举后1显著增加（减少）。相比之下，在工会选举中失利的公司选举后的E&S分数没有显著变化。

外部E&S得分降低的一个潜在原因是，企业可能将资源从外部E&S投资转移到其他部门，如预防性现金或企业投资。当企业面临资源约束时，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因为不受约束的企业应该分别对影响员工的因素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因素进行优化。本文构建了一个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度量来代表Kaplan和Zingales（1997）的公司财务约束，并与RDD回归中的主要自变量相互作用。文章的结果表明，当企业的资源更受限时，可以放大工会对企业内部（外部）E&S指标的某些要素的积极（消极）影响。此外，如果工会组织导致了E&S分数的变化，那么当工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时，这些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通过分析两个额外结果变量的实际影响来增加E&S分数：工人受伤率和有毒气体排放。如果公司正在实施内部安全政策，这将最直接地使工会成员受益（即通过减少工人受伤）。虽然工会成员和非雇员都受益于清洁的空气，但有毒气体排放与外部环境和安全类别密切相关。本文发现，工会化与工人受伤的减少和某些类型的有毒气体排放的增加有关。这一发现补充了之前的结果，即使用E&S分数表明工会化导致有利于工人的结果增加，但主要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结果减少。

文章对工会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CSR）文献都有贡献。大量的工会化文献广泛关注工会化对股东和工会成员的影响。理论文献倾向于使用两方博弈来模拟工会和企业之间的谈判，其中工会的目标是最大化成员效用，而管理者试图最大化股东价值(McDonald and Solow 1981；克拉克1990)。在这些模型中，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如社区成员）的影响被忽略了。实证研究表明，工会对企业决策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这些论文表明，虽然工会为员工提供了许多好处，但它们也会给公司带来成本。本文还通过探索工会化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决定因素，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做出进一步贡献。相比之下，本文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选举设置和更细粒度的数据，进一步表明工会化导致了主要有利于员工的E&S类别的增加。这表明工会化是员工获得非金钱利益的重要途径。

本文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强调了认识利益相关者之间异质性的重要性。与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股东类似，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也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授权一个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如通过工会组织员工，并不一定会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因此，当政策制定者主张加强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权力时，他们必须仔细考虑对所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二、数据

（一）企业社会责任数据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标准来自可商用的汤森路透ASSET4 ESG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汤森路透每年为大型上市公司收集年度报告、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来源的信息，确定公司政策的70个环境指标和78个社会指标。本文将分析重点放在2002年至2021年的经济与社会指标上。

汤森路透通过编制与标准化问题相关的信息来构建这些指标，如“公司是否主动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再利用、再循环、替代、分阶段或补偿二氧化碳当量？”问题也可以有数字答案，例如以吨为单位产生的废物总量除以以美元为单位的净销售额或收入。这70个环境指标分为三类：减排（28个指标）、产品创新（25个指标）和资源减少（17个指标）。78项社会指标分为7类：多样性和机会（10项指标）、就业质量（17项指标）、健康和安全（9项指标）、培训和发展（10项指标）、产品责任（10项指标）、社区（14项指标）和人权（8项指标）。附录B包含每个类别中所有指标的进一步详细信息。

本文通过量化所提供的每个指标，采用等量加权方案来衡量公司的E&S政策和结果。根据Dyck等人（2019）的研究，本文将每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指标变量。如果公司的答案对社会或环境有积极影响，那么以“是”或“否”方式回答的问题的值为1，否则为0。对于具有数字答案的问题，例如产生的废物与净销售额的比率，如果该公司的政策比数据库中的其他公司更积极（负），将其赋值为1（零）。例如，指标变量相关CO2排放量低于样本中位数时取1，高于样本中位数时取0；违反环境法规的指标变量为0时取1，为正时取0。

在对数据库中的所有类别进行分类后，本文采用等权重方案来确定E&S分数。对于三个环境区域类别和七个社会区域类别中的每一个，计算与该区域相应项目相关的指标变量的等加权平均值。这些平均值的值介于0到1之间，就像指标得分一样。

（二）工会数据

为了衡量企业工会化，本文依赖两个主要数据来源。工会率数据来自联邦调解和调解服务（FMCS）数据库，工会选举数据来自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

（三）样本构建和汇总统计

本文使用两个独立的数据集进行分析。第一个样本的重点是工会化率，作为工会议价能力的代表，它结合了来自汤森路透ASSET4数据库、FMCS和Compustat的数据。在手动将FMCS数据与Compustat进行匹配后，本文从2002年到2021年，从1893家公司获得了15650个公司年的观察结果。缺少控制的公司（将在下面的段落中描述）被删除，留下5,934条记录。在合并汤森路透ASSET4数据库后，本文有2120个公司年的观察结果。文章用2120个匹配的非工会组织的公司年度观察结果来扩大工会样本，这些观察结果包含了等量加权得分的ESG措施。本文合并的数据集包含4240个公司年观测值。本文的第二个数据集结合了来自NLRB的工会选举数据、汤森路透ASSET4数据库和Compustat，将NLRB的数据与Compustat合并，以获得2002年至2021年跨越2,289个公司年的4,123个观察样本。根据Bradley、Incheol和Xuan（2017）的研究，如果一家公司在给定的一年内发生多次选举，只保留第一次选举。本文将样本限制在接近的选举中，工会赢或输的选票不超过20%。虽然这极大地减少了样本量，但这对于RDD分析是必要的。在将接近的选举NLRB数据与汤森路透ASSET4数据库相匹配后，本文有来自189家公司的312个公司年观察结果。从Compustat中，文章包括了之前定义的控制变量，并且所有控制变量都在第1和第99个百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ation。

三、实证策略与结果

本文进行了两组独立的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提出主要结果，随后，使用了一个紧密的选举RDD设置，它允许本文比较那些勉强加入工会的公司和那些仍然没有加入工会的公司的结果。如果设置符合第3.2节中讨论的标准，它使文章能够识别工会化对E&S分数变化的因果影响。通过实施这两种设置和经验策略，表明本文的结果在提供的两个较大样本中是一致的。

（一）工会化率和E&S评分变化

为了检验工会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政策和结果，本文首先使用匹配样本检验了企业的E&S得分变化与加入工会的员工比例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分析显示，在第t年，工会化（处理）和匹配的非工会化（控制）样本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通过实施公式(1)中的框架，正式检验了工会化与公司E&S分数变化之间的关系：

表1结果所示，当企业的工会化员工水平较高时，四项内部社会得分变化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增加，三项外部环境和三项外部社会得分变化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降低。例如，工会化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平均样本公司的S_Health增加4.417%（¼0.3937±0.1122），S_Human减少4.291%（¼0.3937±0.1090）。如后面所示，在RDD框架中，这些分数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工会最关心的是改善其成员的内部工作条件，这可以是金钱方面的，也可以是非金钱方面的。因此，工会可能更重视对其成员更直接受益的E&S类别的投资。这与工会化率与不同类型E&S评分变化之间的异质性关系是一致的。如表1所示，在就业质量、培训与发展、多样性与机会、健康与安全这四个主要有利于员工的内部社会得分中，这种关系是正的。对于主要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三个环境和三个外部社会得分类别，包括减排、资源减排、产品创新、社区参与、人权和产品责任，这种关系是负的。

对于所有内部的E&S分数变化（第1-4列），工会化程度越高，有利于成员的E&S类别水平越高。相反，对于所有外部E&S措施（第5-10列），效果是负面的。这些结果表明，工会最大化了成员价值，增加内部E&S是工会为其成员获得价值的另一个渠道。然而，企业内部E&S的增加可能以牺牲企业和工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为代价。

NLRA规定雇主在合理的时间内改变任何工作条件前必须与工会协商，即使是最终对雇员有利的工作条件因此，本文可以预期管理层和工会将在成立工会后迅速启动一轮谈判，重点关注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文章将分析重点放在今年1月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和管理者之间可能会进行随后的几轮谈判。因此，工会组织的影响可能会在更长的时期内显现出来。

表1 工会化率和ESG评分变化

（二）工会选举和E&S评分变化

本文从ICMA 1999年劳动管理关系调查数据库中收集工会数据。数据包括工会的存在和工会劳动力的百分比。ICMA的数据明确地确定了市政级工会的存在，而企业部门的研究通常通过行业级的措施来推断企业级的工会化。财务报表数据来自政府财务官员协会（GFOA），最终得到了3389个观察结果。本文在3.1节中提出的经验策略的一个问题是内生性。虽然文章纳入了时变控制和固定效应，但可能存在与工会化和E&S评分变化相关的不可观察的时变因素。为了解决这一识别问题，本文通过在紧密的联盟选举设置中使用更清晰的RDD框架来证实发现。通过使用这个框架和设置，可以建立因果关系，并比较勉强通过工会组织的公司和勉强没有通过工会组织的公司的E&S分数变化。

正如DiNardo和Lee（2004）所讨论的那样，虽然没有单一的途径使企业成为工会化，但一种常见的途径是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NLRB。一旦一群工人决定成立工会，他们就会联系工会，要求工会协助组织“卡片运动”。在这一行动中，工会从工人那里收集“授权卡”，向NLRB请愿，要求在给定的时间框架内（通常是六个月）举行选举。如果收集到足够的卡片（至少30%），并且NLRB规定寻求工会代表的工人有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NLRB将促进无记名投票选举。如果有简单多数选民投票支持工会，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就证明工会是谈判单位中工人的唯一授权代表。

1.RDD框架验证

为了实现RDD框架，本文需要显示工会化中的“本地”外生变化，这是由工会选举产生的，工会选举通过或失败的票数在50%的阈值附近。从某种程度上说，选举结果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可以在那些几乎没有加入工会的公司和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的公司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种RDD设置的另一个优点是，不必在分析中包括可观察的公司协变量来获得识别（Lee和Thomas 2010）。实施RDD框架的另一个要求是表明雇主和选民都不能在已知截止点附近完美地操纵结果变量（Lee和Thomas 2010）。如果能满足这一假设，那么工会化企业的变化与随机实验企业的变化一样好。继Bradley、Incheol和Xuan（2017）之后，本文在图1中进一步检验了这一假设，图1绘制了亲工会投票份额的分布，显示在x轴上，分为40个等间隔的投票份额箱。图1表明，投票份额的分布相对平稳，重要的是，在50%的投票阈值附近没有明显的间断。这种分布表明，选民和雇主无法自行排序和操纵投票结果。此外，本文遵循McCrary（2008）中概述的两步程序，并提供了密度不连续的正式测试，结果表明选民在指定的阈值处没有进行精确的操纵。此外，在Frandsen Brigham（2017）对离散运行变量的有效RDD设计的检验中，p值为零，表明公司随机分配到接近获胜和接近失败的组，并且没有证据表明选民在多数阈值附近操纵。这些测试表明，事先，这些选举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基础上的E&S分数。

图1 选票的分配 

图2 工会投票权的密度

2.RDD结果

为了进行RDD分析，我们将样本限制在刚刚以20%的差距赢得或输掉工会选举的公司。这个样本可以让我们比较那些几乎没有组织工会的公司和那些没有组织工会的公司。形式上，我们通过估计式(2)中的模型来检验工会化对E&S分数变化的影响：

根据表1的结果，本文发现在考察内部社会评分变化（外部E&S评分变化）时，WIN的系数为正（负）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结果表明，与那些勉强未能赢得工会选举的公司相比，勉强获胜的公司在内部指标的子类别中E&S得分有所提高，但在外部指标上却有所下降。

在表2中，本文进行了一个子样本分析，比较了RDD样本公司在工会选举前后一年的E&S分数水平的差异，其中选举分别获胜和失败。如表2所示，我们的比较表明，在赢得工会选举一年后，内部得分显著提高，而大多数外部E&S得分显著下降。在工会选举失败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分数会发生变化。

表2 工会选举前后的E&S分数比较

（三）横截面分析

1.融资约束

本文之前的分析表明，工会化与外部E&S分数的负面影响有关。环境与安全得分下降的一个潜在原因是，企业可能将资源从外部环境与安全投资（如污染减排）转移到其他领域，如预防性现金或企业投资。当企业面临资源约束时，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因为不受约束的企业应该分别对影响员工的因素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因素进行优化。

利用Kaplan和Zingales（1997）的财务约束指数KZ_INDEX，本文实证检验了工会化对外部E&S得分变化的负面影响是否在资源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被放大。为了提供额外的识别，文章使用公式(3)所示的框架：

本文在表3中给出了这个分析的结果。在5-10列中检查外部E&S指标的所有回归规范中，工会化的负面影响对于受约束的公司总是更强，正如WIN - KZ_INDEX的负系数所表明的那样。除S_Product外，系数也具有统计学意义。当检查列1-4的内部分数变化时，WIN - KZ_INDEX的系数总是正的，尽管S_Employment和S_Health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综上所述，结果表明，当企业资源更受限时，这可以放大工会对企业内部（外部）E&S得分变化的某些要素的积极（消极）影响。

表3 融资约束

2.讨价还价的能力

为了更详细地探讨工会组织和管理层之间的相对议价能力，本文研究了工会议价能力的横截面变化。如果工会化导致了E&S分数的显著变化，那么当工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时，这种变化应该更加明显。为了提供额外的识别，使用公式(4)所示的框架：

工作权利法确保工人没有义务加入或支持工会作为就业的必要条件，这削弱了工会的议价能力。根据Feigenbaum， Alexander和Vanessa（2018）的研究，本文从美国劳工部收集了有关工作权法律的信息，并构建了一个指标变量NON_RIGHT2WORK，如果公司经营所在的州不包含工作权法律。此外，Cramton和Joseph（1992）表明，较高的地方失业率降低了工会的议价能力。工会成员对劳动合同不满意的，可以向外寻求就业机会。因此，高失业率意味着缺乏外部就业机会。本文从劳工统计局（BLS）收集了各州的失业率，并构建了一个指标变量EMPLOYMENT，如果公司的州失业率低于样本中位数，则该变量的值为1，表明就业水平较高。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工会化导致更高（更低）的内部（外部）E&S得分，本文预计当工会议价能力相对较高时，这种影响会被放大。如表4的A和B所示，在1-4列的内部社会得分变化中，UNIONIZATION × NON_RIGHT2WORK和UNIONIZATION × EMPLOYMENT交互项的系数主要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5-10列的外部E&S得分变化中，它们主要为负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也很大。如表4的面板A所示，如果NON_RIGHT2WORK等于零，工会提案的通过（WIN从0到1）会导致S_Employment增加37.31%，E_Resource减少16.85%。对于位于无工作权州（NON_RIGHT2WORK）的公司来说，WIN的零比一增长将使S_Employment略微改变48.03%(0.1072±0.3731)，并使E_Resource改变- 26.19%（0.1685 ~ 0.0934）。表4的结果表明，当工会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时，其对E&S得分变化的影响被放大。

表4 讨价还价的力量

  因此，本文从汤森路透ASSET4 ESG数据库中收集了工人人身伤害率的数据。此外，由于公司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受益于清洁空气，文章认为有毒气体排放属于外部类别。本文从汤森路透ASSET4 ESG数据库中收集污染数据，并获取每个公司年度的二氧化碳（CO2）、氮氧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信息。

对于每个公司年度，本文计算工人受伤率和排放量的百分比变化，并构建四个相关的因变量：WORK_INJURY_RATE、CO2、NOx和SOx。然后，文章将E&S结果的所有附加测量与工会选举样本合并，获得工伤分析的76个公司年样本，二氧化碳111个公司年样本，氮氧化物32个公司年样本，SOx 36个公司年样本。结果如表5所示。与主要分析一致，文章发现工会化导致工人受伤率显著下降，排放量显著增加。

表5 工伤率和污染排放

四、结论

    本文考察了企业工会化对E&S结果的影响，以检验授予工人更多权力是否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文章发现，工会化程度越高，主要有利于员工的E&S类别的增加和主要有利于非员工利益相关者的类别的减少有关。为了证实本文的发现并加强识别，文章随后在一个接近的选举环境中进行分析，并实施RDD框架。本文验证了基准结果，并表明，当企业财务状况更紧张，工会在谈判中的地位更强时，这些结果的大部分会被放大。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认为，鼓励企业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一种方法是让员工对公司决策有更多的控制权。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特定利益相关者派别的授权，例如，通过工会组织的员工，并不一定会导致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利益。因此，当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倡授权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时，他们必须仔细考虑对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后果。

ABSTRACT:Many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argue that corporations may become more stakeholder focused if employees are given more power. We study the causal impact of unionization on stakeholders by analyzing how close labor union elections affect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E&S) scores. We find that unioniz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internal social scores that primarily benefit employees and a decrease in external E&S scores that primarily benefit non-employe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external E&S are amplified when firms have great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effects 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S are magnified when labor unions have more bargaining pow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olicymakers consider implications for all stakeholders before implementing policies that prioritize the corporate influence of one stakeholder group.

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093/rof/rfae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