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GDP manipulation,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中文标题：GDP操纵、政治激励和盈余管理

原文来源：Cai G, Li X, Lin B, et al. 2022. "GDP manipulation,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41(5): 106-949.

供稿：松鹤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发现GDP操纵与当地公司的盈余管理有关，地方官员为了政治目标迫使当地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同时文章检验了宏观目标和GDP操纵影响微观层面的公司盈余管理的机制。本文创新地从地方官员操纵GDP的视角探究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经济等宏观因素对微观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对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

引言

近年来，对金融市场的政治干预很常见。Pagano和Volpin（2001）认为政治家的职业关注和压力集团的行动对金融市场有共同的影响，并塑造了企业的行为。本文探讨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膨胀的政治决策如何影响当地公司的盈余管理。

由于政治权力往往与经济增长有关，因而官员有动机操纵经济数据（Ferreira et al.，2013；Lyu et al.，2018）并影响公司的财务策略。对宏观经济数据（如GDP数据）的操纵可以对公司决策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GDP操纵在中国、土耳其、阿根廷、埃塞俄比亚等盈余管理非常普遍，但很少有学术研究考察这种操纵如何影响企业政策。本文利用卫星夜光数据来衡量潜在的GDP操纵，并考察这种操纵如何影响每个地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1）本地企业对本地GDP数据的操纵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地方政治家面临更大的表现压力或有更大的动机寻求职业晋升时，这种关系就更强。（2）地方官员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给予这些公司更多的政府补贴。这些发现支持了一种观点，即地方官员为了政治上的进步而夸大地区GDP数据。（3）地方官员与当地公司交换好处，迫使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以支持他们夸大的经济增长。

研究贡献：（1）文章提供了中国GDP操纵的直接经验证据。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GDP增长被夸大了，但也有研究发现中国的GDP统计数据总体上是可信的，甚至可能被低估（Clark等，2017），因此文章提供了中国GDP操纵的直接经验证据。（2）文章填补了宏观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等宏观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不足。研究表明地方官员操纵GDP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强调了政治激励在塑造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

 研究背景与假设提出

（一）中国的GDP会计体系

中国自1980年以来一直采用分权模式，全国GDP由中央政府或其下属局计算，地方政府或其下属局确定地方GDP。分权计算经常导致全国GDP与地方GDP总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被视为地方政府操纵地方GDP数据的证据。中国计划统一区域经济数据的计算，以缓解这一问题，国家统计局将从2020年开始计算省级数据。中国政府使用三种方法来计算GDP数据：收入法、支出法和增加值法收入法综合了所有收入来源，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经营盈余。支出法使用所有类型支出的总和，包括家庭消费、政府支出、商业投资和净出口。增值方法，也称为生产方法，使用所有部门生产的所有商品减去所有购买的用于生产的中间商品的价值（即中间消费）。总会计盈余增长是未来GDP增长的信息（Konchitchki和Patatoukas，2014），会计收益和GDP是相关的，因为：1）会计收益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能与其他GDP组成部分相关。2）总会计盈余增长衡量未来企业利润增长，这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3）收益数据及时，每季度披露一次。

（二）中国的政治激励和GDP操纵

中国官僚体制的一个基本制度特征是区域权力下放（Xu，2011），其特点是政治和人事控制高度集中，区域经济活动分散。中央政府通过地方经济表现任命、晋升和免职地方官员。这种政治集中化使中央政府能够在地方一级执行经济增长目标（Blanchard和Shleifer， 2001）。同时，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对大量资源保持着控制。由于中央政府决定了地方官员晋升，地方官员自然有强烈动机通过快速增长的地方经济展示其领导能力。

以GDP为基础的评估体系也会导致地方政治家之间的标准竞争，并加强他们实现更高GDP增长的动力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已经从政治上的一致性转向经济上的优越性（Li和Zhou，2005）。因此，中央政府将地方GDP增长数据作为其晋升决策的主要绩效基准这种以GDP为基础的评估体系促使地方官员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置于保护弱势群体、保持稳定就业和提供优质教育等其他政府任务之上。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地方政治家的评价主要基于地方经济的增长。Li和Zhou（2005）发现省级领导晋升（降职）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绩效的提高而增加（降低）。Chen et al.（2005）发现省级领导的晋升受到其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前任的绩效的显著影响。

（三）假设提出

政治动机和职业考虑可能促使地方官员操纵官方GDP数据。要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需要当地企业的帮助。使用支出法计算GDP时，GDP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商业投资。因此，地方官员经常向当地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扩大业务，增加在该地区的经济活动。然而，这种投资渠道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在GDP数据中。另一种放大 GDP数据的方法是简单地夸大当地公司的商业活动。根据所得法计算GDP：GDP =劳动者报酬或工资（第1项）+生产税费净额+固定资产折旧+企业经营盈余。假设公司根据价格波动调整存货计量政策；这将直接影响GDP。当材料成本增加（减少）时，企业可能采用FIFO （LIFO或加权平均）库存政策来降低成本并上行管理公司盈余。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在当期确认未来销售和提前增加应收账款来管理应计收益，这也将增加GDP计算中的企业营业盈余。值得注意的是，存货和应收账款是收益的重要应计组成部分（Dechow et al.，2011）。此外，多家本地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提高，也增加了GDP增长数据的可信度。

许多企业为了与地方官员保持联系愿意操纵公司收益。Li等人（2020）表明，地方国有企业通过减少避税来提高地方GDP，作为回报，这些企业未来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Xu，2011），政治网络使这些公司能够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稀缺资源（Wong， 2016）。在法制薄弱、产权保护少的环境下，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合作获得政府更多的保护和优惠待遇。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GDP膨胀地区的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当地方政治家面临更大的职业发展或政治晋升压力时，这种正向关系应该更加突出。Lyu et al.（2018）发现，如果官员操纵GDP的动机更强，那么操纵GDP的可能性就更大。中央政府通过以GDP为基础的竞争机制对地方官员进行评价，也就是说，地方官员的晋升不仅与其自身的绩效有关（Li和Zhou，2005），而且与其直接前任（Chen et al.， 2005）和其竞争对手（Maskin et al.，2000）的绩效也有关。当一个地区的表现落后于竞争对手时，当地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来改善它。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2：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来提高其报告的GDP时，更有可能迫使当地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

 研究设计

（一）实证设计

1.GDP操纵的度量

已有研究证明了夜间灯光数据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使用夜间灯管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根据已有研究（Henderson et al.，2012），本文使用卫星夜间灯光数据并利用模型（1）进行计算衡量真实的GDP增长。

 j表省份，t表年份，LnGDP 是地区政府公布的GDP的自然对数，LnNight_light是全省份夜间灯光亮度的自然对数，其中，夜晚灯光亮度以省内的总数字数（DN）按其面积进行缩放来测量。同时模型中加入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了减轻光强测量误差，将灯光强度的拟合值与官方GDP增长率数据结合起来（Chen 和 Nordhaus，2011；Henderson et al.，2012），得出对真实GDP增长率的改进估计，如模型（2）。 

其中Light_estimated GDP growth是模型（1）的拟合值，λ是使该估计相对于GDP增长率真实值的测量误差方差最小化的最优权重。根据Henderson et al.（2012）的研究，文章使用0.202作为权重。地区GDP操纵（GDPMAN）为官方GDP增长率与真实GDP增长率之差。

2.盈余管理的度量

由于操纵折旧费用不能使GDP膨胀（CCHL，2020），但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报告的经济活动，文章排除折旧来计算营运资本应计项目。特别地，总营运资本应计等于ΔCA –ΔCL – ΔCASH +ΔSTD + ΔTP，ΔCA 为流动资产变化，ΔCL为流动负债变化，ΔCASH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变化，ΔSTD 为短期负债的变化，ΔTP为应付税款的变化。

然后，本文使用经过绩效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估计可自由支配的营运资本应计项目（ABACC），类似于Kothari等人（2005）采用的与绩效匹配的可自由支配应计项目方法。对于每一年和每一个两位数的行业，对模型（3）进行估计。  

其中TWCACC是营运资本应计总额除以滞后总资产，ΔSALES是按滞后总资产按比例计算的销售额变化，PPE是年末财产、厂房和设备比上上年总资产，ROA是总资产报酬率。

然后使用从模型（3）中估计的系数来估计模型（4）中文章样本公司的正常营运资本应计： 

 ΔAR是按滞后总资产按比例调整的应收账款变化。文章对可支配性应计项目的衡量定义为营运资本应计项目总额与正常营运资本应计项目之间的差额；即ABACCi，t = TWCACCi，t - NWCACCi，t。文章关注签署的可自由支配应计项目，因为地区GDP可以被操纵高于或低于真实GDP增长水平。对ABACC进行1%的缩尾处理缓解数据异常值和误差问题。

3.模型

   为了探讨GDP操纵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文章估计了模型（5）：

 其中，ABACCi，j，t为第3.1.2节定义的第t年位于j地区的上市公司i的EM。GDPMANj，t-1，在章节3.1.1中定义，衡量t-1年j地区的地方GDP操纵。文章还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几个企业特征，如企业规模（size）、杠杆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负收益虚拟值（LOSS）、账面市值比（BM）和销售增长（GROWTH）。最后，文章在模型中加入年份、行业、省份和企业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公司层面，所有的连续变量都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

（二）数据

1.卫星夜间灯光数据

夜间灯光数据为1992年至2013年。这些数据是由美国军事气象卫星计划使用线性扫描业务系统传感器（DMSP/OLS）收集的用于探测月光下的云的弱光成像数据，传感器每天晚上8点半到10点之间观察地球上的各个位置记录人类居住区的光线。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的科学家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并于1993年开始通过数字档案公开最终数据。从原始数据中删除了云量、自然光和短暂光（如森林火灾），因此最终数据集主要由人类住区的人造照明组成，因此可以反映经济活动。

在每年的夜间灯光数据中，每个像素（约0.86平方公里）被分配一个数字（DN）来表示其亮度。DN取值范围为0 ~ 63.18的整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光照强度是该地区所有网格光照强度的总和。整个电网包括30弧秒的输出，覆盖南纬65度和北纬75度之间以及西经180度和东经180度之间的区域，夜间灯光数据就覆盖了整个中国。对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省级行政区域矢量图像进行边界裁剪，得到省级网格数据，并将裁剪后的图像与卫星夜光数据相结合。为了提高夜间灯光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文章采用年际校准、年内组成和年际序列校正三个步骤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

2.其他数据

文章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省级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官方GDP增长、电力消耗和铁路货运量。为了研究政治家的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文章从每个省的地方政府网站上手工收集了地方官员的特征（省委书记）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各省市场化指数来自Fan et al.（2016）。

3.样本选择

为了使卫星数据与文章的样本相匹配，文章收集了1993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文章从样本中排除了中央国有企业、金融行业、ST或PT的企业，以及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因为文章的控制变量是滞后一年，因此最终样本包括从1994年到2013年的16365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表1的面板A总结了样本选择过程序。表1的面板B和C分别按年份和行业报告了样本分布。

-表1- 样本选择过程与样本分布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省的官方GDP增长数据、估计的实际GDP增长率和GDPMAN。内蒙古的GDP操纵程度最大（在文章的样本期间为3.76%），第二高的是天津市，其GDP平均被夸大了2.83%。有趣的是，内蒙古和天津因为了官员晋升操纵GDP数据而受到公开批评。也就是说，文章计算的GDP操纵结果的替代方法几乎与实际事件一致。

-表2- 分省份样本描述性统计

图1描述了文章样本周期内GDPMAN的均值和95%置信区间。1994年GDPMAN均值为5.02%，在5%水平下显著高于0。而2013年GDPMAN均值仅为0.14%。虽然GDP操纵确实发生在中国的地区层面，但在文章的样本期间有下降趋势。

-图1- 分年度GDP操纵情况

表3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ABACC均值为0.001，标准差为0.103，表明中国企业的盈余管理总体上是积极的，GDPMAN的均值为0.006，也就是说官方公布的GDP增速比实际GDP增速平均高出0.6%。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GDP操纵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表4给出了地区GDP操纵对本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在所有四列中，GDPMAN的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地方政府可能会迫使当地企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以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

文章还估计了由GDP操纵引发的盈余管理的数量，以解释其经济意义。首先，文章将回归模型（5）的预测盈余管理（表4（4）列）作为各企业的Predicted_EM。接下来，Predicted_EM乘以滞后的总资产，并将其转换为美元金额。最后，汇总各省份企业的Predicted_EM，并用滞后的GDP来衡量。文章发现，由GDP操纵引发的盈余管理总量平均为滞后GDP的0.04%。考虑到文章样本的平均GDP操纵率为0.49%，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本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约占GDP操纵的8.16%。

-表4- GDP操纵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三）官员晋升压力

由于GDP增长是地方政治家的重要政绩衡量指标，预计地方政治家在面临晋升压力时更有可能操纵GDP数据。因此，文章预计当地政界人士可能会向当地企业施压，要求它们开展更多的盈余管理，从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

如果一个省份的GDP增长率低于相邻省份地方官员将面临更大的压力。REP的定义为，如果一个省的GDP增长率低于相邻省份的平均GDP增长率，REP等于1，否则等于0。然后，文章使用另外两个代理来衡量基于其属性的地方政治家的晋升激励。TURNOVER表示在换届当年和换届之前为1，换届之后为0。由于省级领导人每五年由中央政府任命（免职），大约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此，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一年，省级领导人有更大的动力来展示他们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导能力，从而获得晋升到国家一级。在中央政府决定保留或提拔地方官员时，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省级领导的任期通常为5年或更短，60岁以上的省委书记的职业担忧和晋升激励由于即将退休而达到顶峰。一个省的核心领导是省委书记，其次是省长（Li 和 Zhou， 2005）。因此，文章生成一个虚拟变量POLAGE，如果省委书记年龄在60岁以上，它等于1；否则为0。

从表5可以看出，在政治晋升激励或压力较大的省份，GDP操纵的程度更高。在地方政治人物面临经常性更替的年份，以及省委书记年龄较大的省份，该省的GDP增速低于相邻省份的平均GDP增速。

-表5- 政治晋升压力（激励）与GDP操纵

表6进一步报告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如何调节GDP操纵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第（1）列GDPMAN的系数在5%水平上正显著，但第（2）列不显著。这表明，当一个省份的经济绩效低于相邻省份时，GDP操纵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强。

第（3）和（4）列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效应结果。第（3）列GDPMAN的系数为正且显著，但第（4）列GDPMAN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GDP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操纵在政治家的常规更替年之前和期间更为强烈。同样，只有省委书记年龄在60岁以上时，GDPMAN的系数才显著为正（系数= 0.197；t值= 2.96）。

这些结果表明，GDP操纵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由省委书记最关心其政治生涯的地区驱动。总体而言，文章的研究结果与文章的假设是一致的，即地方官员可能会迫使当地企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以支持他们的政治晋升，从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

-表6- 政治家的晋升压力（激励）效应

（四）进一步分析：本地公司的收益

文章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与地方官员合作操纵当地GDP的利益。具体而言，文章预计，如果地方企业管理其收益以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那么它们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文章根据盈余管理的方向将样本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的样本。在表7中，第（2）列显示，在盈余管理水平为正的样本中，GDP操纵水平与政府补贴显著正相关，证明了地方政府将向协助地方政府操纵当地GDP的企业分配更多的补贴。

-表7- GDP操纵与上市公司政府补贴

稳健性检验

（一）改变GDP操纵的测量方式

文章使用两种方法对GDP操纵进行度量。一是基于克强指数，计算方式如模型（6）；二是基于Lyu等人（2018）提出的GDP增长预测误差，将GDP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和纸面增长率，如模型（7），其中，Agrowth是通货紧缩后的实际GDP增长，ΔElectricity是工业用电量从t-1年到t年的变化，ΔFreight是铁路货运量从t-1年到t年的变化，ΔBankLoan是从第t-1年到第t年的中期和长期未偿银行贷款，将以上变量按第t-1年的GDP进行缩放。然后，他们将残差作为纸质管理预测误差（PMFE），拟合值（LYUGDP）与目标GDP增长之间的差距作为实际活动预测误差（RAFE）。

 结果如表8所示，使用替代GDPMAN变量后，文章的发现与表4中报告的结果一致。

-表8-  改变GDP操纵衡量方式

（二）内生性问题

为了提高GDP绩效，地方政府可能会对该地区的上市公司施加压力，使其操纵收益。然而，GDP操纵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受到本地企业自愿盈余管理的驱动，从而导致总GDP的测量误差显著。为了减轻这种反向因果关系问题，文章进行了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证明GDPMAN是ABACC的格兰杰原因。

-表9- 格兰杰因果检验

接下来，文章使用动态GMM模型来缓解潜在的内生问题。本文在动态模型中纳入了盈余管理滞后项，并在GMM估计中使用变量滞后3期和滞后4期作为所有内生变量的工具。表10报告了动态GMM模型的回归结果。GDPMAN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表4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10- 动态GMM模型

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基于贪腐官员指控的准自然实验的异差检验。如果该省的官员被指控腐败（实验组），CORRUPTION等于1，否则等于0（对照组）。文章用贪污指控前后三年作为测试窗口。如果年份在腐败指控的年份之后，POST等于1，否则等于0。文章将处理组中的每家公司与对照组中规模最接近的另一家同行业同行进行匹配，然后根据匹配样本。本文猜想在腐败官员被指控后，地方政府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新上任的官员不太可能参与操纵GDP等不当交易。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第（1）列CORRUPTION和POST之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第（2）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后，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表11- 基于贪官指控的准自然实验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文章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未列表）后结果仍然成立。（1）石油钻探产生的持续耀斑是影响卫星夜间灯光观测的主要因素（Henderson et al.，2012）。文章移除有石油钻探活动的省份，即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青海和新疆，并重新检查文章的模型；（2）使用Jones（1991）模型和改进的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估计的可自由支配营运资本应计额来代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3）各省GDP是根据各省的经济活动来计算的。本地公司是指总部设在相关省份的公司。然而，总部可能不会位于公司主要业务运营发生的地区。因此，文章通过去除两个位置不同的观测值进行测试，本文的结果仍然成立。此外，当地政界人士将向当地企业施压，要求它们更多地参与盈余管理，以提高当地GDP。因此，文章用各省本地上市公司的税收总额除以本地GDP来代表本地上市公司对本地GDP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地方上市公司在地方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时，地方政府对其参与盈余管理的压力越大。

研究结论

GDP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然而，过度关注GDP作为唯一的绩效衡量标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企业财务决策受到宏观经济条件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影响，过度关注GDP可能会促使地方官员向当地企业施压，诱使当地企业参与盈余管理活动。本文发现地方省份对GDP的操纵直接影响到地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文章强调了可能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决策的宏观层面因素。文章还为监管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参考，监管者和投资者对商业活动进行预测、分析企业盈余质量时需要考虑到地区GDP操纵情况，公司管理者也应该考虑在一个GDP操纵可能性高的地区环境对企业经营风险以及财务报告质量情况的影响。

Abstract: 

 Political decisions often affect macroeconomic activity, which triggers effects on corporate decisions. Using satellite night light data to proxy for economic activity, we show that manipulation of GDP figures is associated with earnings management by local companies,especially when local politicians face more promotion pressure. We show that local politicians seeking career advancement exchange favors with local companies and pressure them to inflate earnings to increase local GDP numbers. Our findings illustrate how the macro-level political agenda and GDP manipulation can affect micro-level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