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Corporate Tax Bnefits from Hometown-Connected Politicians

中文标题：家乡联系与税收优惠

原文来源：Chunfang Cao, C. S. Agnes Cheng, Changyuan Xia, Jing Xie, Cheng Zeng. 2024. “Corporate Tax Benefits from Hometown-Connected Politicia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99 (3): 59–86.

供稿：向家燕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考察了政治人物与企业税收优惠的关系，发现与省级领导有家乡联系的企业将受益于优惠的税收政策。这种关系会受到家乡联系强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省级领导的个人联系、晋升激励的影响。与以往文献普遍将重点放在企业税务筹划来考察企业税收优惠有所不同，文章从政治的角度补充了企业税收优惠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研究背景与基本假设

根据《中国税收年鉴》，2003年至2019年企业所得税占中国税收收入的20%，仅次于增值税。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每个法律实体都必须在其注册地的省份提交纳税申报表，除特殊情况外，不允许拥有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进行合并纳税申报，但这些情况不会公开披露（Feng et al，2021）。2002年税制改革后，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虽然征税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Tang et al，2017），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为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地方经济提供了空间(Wu et al，2009；Lin et al， 2018；Na et al，2019)。例如高新技术企业所享受的企业所得优惠税率，省领导人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并且省级官员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的作用得到了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经验的专家、管理人员和地方官员的访谈的证实。

家乡偏爱是社会认同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已有文献认为身份与社会类别有关，个人认同某些类别的人，并将自己与其他类别的人区分开来（Akerlof et al，2000)。地点标识，即人们如何根据他们生活的地方来识别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认同，学者们认为个人的决策取决于各种地理因素（Hernandez et al，2007）。Relph（1976）认为故乡是“人类经验的中心参照点”。家乡认同会通过标签效应和地方依恋两个渠道导致家乡偏爱。具体来说，标签理论认为，个人愿意青睐那些与他们共享标签的人（Chen et al，2009；Goette et al，2012）。对于那些来自特定地点的人来说，共同的家乡是一种自然的归属标记，并导致强烈的标签效应（Guo et al，2021）。类似地，地方依恋是个体与特定区域建立的一种相互的、持久的联系（Low et al，1992；Hidalgo et al，2001）。地方依恋提供了各种心理上的好处，如通过个人与其祖先或文化的象征性联系（Mazumdar et al，2004；et al，2006）或加强社会联系和社区成员关系（Fried，1963；Hidalgo et al，2001）。此外，地方依恋提供了记忆支持，将个体与过去的事件和人联系起来（Twigger-Ross et al，1996），并从压力源中恢复情感和认知（Hartig et al，2001）。这些好处可以加强社会资本，促进家乡偏袒（Perkins et al，2002；Manzo et al，2006）。

因此，文章提出假设：与省级领导有家乡联系的企业将受益于优惠的税收政策。

政治家的晋升激励可以削弱社会身份对税收优惠的影响。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有着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授权。人事决定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经济业绩是干部晋升的至关重要的标准（Li et al，2005）。事业心强的省级领导倾向于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支出，以展示其经济成就，这可以迅速增加总需求和经济增长（Kung et al，2011；Chen et al，2021）。要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官员必须减少预算限制，扩大财政资源。因此，官员们有动机通过减少税收优惠来增加税收收入。因此，文章提出假设：具有较强晋升动机的省级领导不太可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家乡企业的税收负担。

研究设计

（一）变量介绍

1.因变量（FATR）

主要因变量税收优惠（FATR）是指中国最高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与适用于母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率之差。2003年至2007年，最高法定企业所得税率的为33%，2007年后为25%。FATR的值越高，表明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越大，获得的偏好越大。FATR_Sub为中国最高法定所得税率减去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Dum（HNTE）指如果企业在t年被指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该指标等于为1，否则等于0；Dum（HNTEsub）指如果子公司在t年被指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该指标等于为1，否则等于0；LnHNTE_Cityt为该城市在t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的自然对数；%HNTE_Cityt+1指在t年该市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数量占该省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

2.自变量（Connection）

文章将政治领导人定义为省委书记或省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被赋予关键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决策权，是一个省事实上的“一把手”，有权对关键政治和经济事务做出决策（Kung等，2011；Kung等，2016）。省长决定经济政策并影响企业的税收优惠。文章的主要自变量是Connection，如果公司的注册城市是当地省委书记或省长的出生地，则该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的经验，文章定义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来说包括：Ln (total assets)（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erage（总负债除以总资产），Sales growth（t年销售额减去t-1年销售额除以t-1年销售额）、Fixed assets（不动产和设备等净额除以资产总额）、loss（如果净收入为负，则为1，否则为0）、Return on assets（净利润除以总资产）、SOE（对于国有企业，则为1，否则为0）、STA（如果公司由省级税务机关管理，则等于1，如果公司由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则等于0）、Support（当公司在经济特区或根据国家五年计划属于国家重点行业时，变量为1，否则为0）。文章还通过控制省级人均GDP（Per capita GDP）、赤字（Deficit）和市场化（Marketization）来解释经济发展和法律环境的地区差异。此外，First Year是指如果因变量是在新的省级领导上任后的第一年测量的，则等于1，否则为0；Nonlocal Turnover是指如果母公司所在省份的现任领导人在担任现任职位之前曾在另一个省份工作，则等于1，如果他们是从现任省份内部晋升的，则等于0。

4.回归模型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如上文所述，此外，文章还控制了年度和公司固定效应。

（二）样本选择

文章样本期间为2003年至2019年，这是由于2003年以前政治家的人口统计信息并不广泛，文章主要数据来源是CSMAR数据库。接着，文章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排除金融企业；（2）排除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不太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税收政策的影响；（3）删除了ST或*ST的公司；（4）排除外资企业，因为在2008年之前适用于这些公司的法定税率与国内同行存在差异；（5）删除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6）将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处进行缩尾。文章中省级领导人的信息为手动收集而来，来源包括地方政府网站、新闻稿和其他公告。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来源于WIND数据库，最终获得2440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FATR的平均值为6.42%，这表明从母公司层面看，中国企业平均享有6.42%的减税优惠。自变量(Connection)的平均值为0.107，表明10.7%的公司通过与省级政治领导人有联系。子公司层面的数据显示，FATR_Sub的平均值为1.88%，Connection_sub的平均值为0.11，这表明11%的子公司与省级政治领导人有联系。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实证分析

（一）主要回归结果

1.基本回归

表2汇报了家乡联系对企业优惠税率的回归结果，第（1）列包括了公司-年度固定效应但未包括控制变量，第（2）列包括了公司-年度固定效应以及所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家乡联系与税收优惠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具有经济意义，如第（2）列所示，优惠企业享受的税率比其他企业低约1.343%，约为最高法定税率的5.4%（1/25）。总的来说，这些发现支持了家乡偏好的存在。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2.动态分析

由于某些不可观察的因素可能会对基本假设产生影响，文章借鉴Hodler和Raschky（2014）的做法设置了若干个自变量，其值取决于因变量是在领导人任期的第几年测量的。Connection（-1）为1代表因变量是在领导人任职的前一年测量的，Connection（1）为1代表因变量是在领导人任职的后一年测量的，Connection（0）为1代表因变量是在领导人任职当年测量的，Connection（2+）为1代表因变量是在领导人任职的后几年测量的。Connection_loss（1）为1表示税收优惠是在领导人离职后的一年内衡量的。表3汇报了相关回归结果，表3第（3）列显示Connection_loss（1）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负系数表明，企业在政治领导人离职后获得的税收优惠较少。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在政治领导人离职后，现有的税收优惠会短暂持续，因为有利于特定公司的税收政策通常会持续一年以上。

-表3- 家乡联系对企业税收优惠的动态影响

3. 家乡联系与子公司税收优惠

在中国的税收制度中，适用于子公司的税率由子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官员决定（而不是由母公司所在省份的官员决定）。对于隶属于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们，处理组为位于省级领导出生地的子公司，控制组由位于其他省份的其他子公司组成（即，没有任何家乡联系）。文章使用手工收集的子公司层面的企业所得税率数据，并排除了母公司实体，以避免将母公司与其子公司进行比较，同一母公司下不同子公司的FATR_Sub值更具可比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因变量FATR_Subt +1是子公司在第t +1年观察到的优惠税率（法定税率减适用于附属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文章的主要自变量是指标Connect_subt，如果子公司位于政治领导人出生的城市，则该指标等于1。如果子公司的母公司位于政治领导人的出生城市，则Connect_parentt等于1。在第（1）和（3）列中，文章控制了子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在第（2）和（4）列中，文章还控制了母公司固定效应。表4的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Connect_sub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子公司所在省的领导决定其是否享受优惠税率。第（3）和（4）列表明Connect_parentt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子公司没有因为通过母公司的间接家乡联系而获得税收优惠。

-表4- 家乡联系与子公司税收优惠

（二）横截面测试

1. 家乡偏好强度

文章首先检验了省级领导人的家乡偏好强度的变化（即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和心理依恋）对税收优惠的影响，根据社会认同假设，这种依恋应该会增加家乡联系对税收优惠的影响。文章使用三个指标来衡量省级领导人的家乡偏好。第一个指标来自省级领导人对各自家乡的访问。已有的研究表明，家乡访问与领导人的地方依恋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Rijnks and Strijker， 2013）。具体来说，如果省级领导人在截至t年的时间段内访问家乡超过一次，则该指标的值为1，否则为0（Visitt）。第二个变量(Cul_Distancet)指的是是省级领导人是否出生的城市与省会不属于同一方言区。一个人的地点依恋随着地点的独特性和独特性而增加（Low和Altman，1992）。文章使用方言作为当地文化独特性的代表（Gao和Long，2016）。第三个变量(Genealogyt)指的是省级领导人（省委书记或省长）的出生地城市是否与家族一致，当人们与父母或祖父母出生地一致时，他们往往对出生地有更强的家乡偏好。

文章分别将三个指标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表5显示三个交互项系数皆显著为正，这说明当省级领导人对家乡企业的偏好强度越高，家乡联系对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更为明显。

-表5- 家乡偏好强度与税收优惠

2. 高层管理人员与省级领导人的个人联系

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家与公司经理或董事之间的私人关系代表着宝贵的资源（Fan et al，2007；Claessens et al，2008；Faccio et al，2009；Hung et al，2012；Piotroski and Zhang， 2014；Kim and Zhang 2016）。文章采取两种测量方式衡量高层管理人员与省级领导人的个人联系，第一个是CEO/ChairPCt，它反映了公司经理或董事长的政治关系（Fan et al，2007；Hung et al， 2012；Piotroski and Zhang，2014）。如果CEO或董事长是前任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人民代表大会成员、现任或前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则该变量的值为1。第二个变量是CEO/ /Chair school，通过共同的教育背景捕捉经理或主席与政治家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Guan et al，2016）。如果首席执行官或董事长与公司所在省份的省级领导（中共书记或省长）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则此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

表6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当高层管理人员具有政府工作经验或与省级领导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时，家乡联系对税收优惠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CEO/董事长的个人关系对公司享有的税收优惠有积极的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6- 高层管理人员与省级领导的个人联系

3. 晋升激励

在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做决定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这些职业发展方面的担忧可能会限制他们向相关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接着，文章考察了当省级领导拥有晋升激励时，他们的家乡联系与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首先，文章使用当地GDP增长相对于全国水平的增长来衡量晋升激励。当地方增长低于全国水平时，领导者有强烈的动机提高绩效以实现晋升（Li and Zhou，2005；Xu，2011；Chen et al，2020），此时变量Low GDP Growth为1。其次，文章使用省级领导的年龄来衡量晋升激励，年轻的领导者比年长的政治家有更强的动机来提高他们的绩效，以促进他们的职业生涯（Li and Zhou，2005；Xu ，2011；Chen et al，2020）。文章使用60作为定义“年轻”省长的分界值，65作为“年轻”党委书记的分界值，如果省长60岁或更年轻，或者省委书记65岁或更年轻，则Young Leader为1，否则为0。

表7汇报了相关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Connection*Low GDP Growth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当地方GDP增长较低时，家乡联系对税收优惠的积极影响不太明显。第（2）列显示，Connection*Young Leader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当政治领导人更年轻时，家乡联系对税收优惠的积极影响不太明显。总的来说，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晋升激励会削弱家乡联系对税收优惠的积极影响。

-表7- 晋升激励的影响

（三）机制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了比较大的税收优惠。如第二节所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主要由省级政府负责，因此文章预期有家乡联系的公司比没有家乡联系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表8的面板A显示了母公司层面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因变量为Dum（HNTE）t +1，如果该公司在t +1年被指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变量等于1，否则为0。第（1）列中Connec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与当地省级领导人有家乡联系的公司比没有家乡联系的公司更有可能在下一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并获得税收优惠。第（2）列和第（3）列汇报了中介分析结果，Connection的系数由1.343降低到1.102（降低18%）。因此，与高新技术企业身份相关的税收优惠约为Connection原始效应的18%。表8的面板B介绍了对子公司层面的回归结果。因变量是Dum（HNTEsub）t+1，如果子公司在t+1年被指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等于1，否则等于0。结果显示Connect_sub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当地省级领导人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可给予公司税收优惠。表8的面板C提供了额外证据，结果显示当省级领导出生在该市时，该市被认可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LnHNTE_City）和占比（%HNTE_City）较高。

-表8- 机制分析

（四）替代性解释

已有文献研究了企业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并且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政治家则通过利用他们对监管政策的控制偏袒某些企业，腐败可能是家乡联系和公司税收优惠的中介（Shleifer and Vishny，1994）。然而，腐败很难发现和准确量化，文章将通过以下分析检验这种替代解释。

首先，文章在模型中加入了Connection *SOE交互项。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行贿家乡政治领导人的动机较低，因为他们个人从这种贿赂中获益的能力有限，而且将承担这种行为的全部负面后果。因此，如果腐败是一个相关因素，那么对非国有企业来说，家乡联系对税收优惠的积极影响更强。表9的第（1）列显示Connection *SOE系数不显著而Connection仍为正且显著，该结果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一替代性解释。

其次，文章检验了省级腐败的主要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文章将测试样本限制在2003年至2012年之间，也就是政府反腐之前。如果公司位于腐败严重的省份(即该省因腐败而被定罪的官员人数高于样本中位数)，则HighCorrupt为1，否则为0。腐败的解释如果是有效的，那么高腐败省份的公司将显示出FATR和关联之间的强烈关系。表9的第（2）列显示Connection *HighCorrupt系数不显著而Connection仍为正且显著，该结果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一替代性解释。

最后，文章遵循Ke et al(2016)的做法，利用2012年12月中国发起的反腐运动构建DID模型，如果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与当地省级领导有家乡联系，则Treat为1，否则为0。如果样本时点位于2012年之后，则Post2012等于1，否则等于0。如果腐败的确是家乡联系和公司税收优惠的中介，那么2012年之前有家乡联系的公司相比于其他公司来说，FATR会经历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表9表9的第（3）列显示相关交互项系数皆不显著，该结果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一替代性解释。

-表9- 替代性解释

总结

文章考察了政治人物的家乡关系对中国公司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在现任省级政治领导人的家乡或政治领导人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所在的城市注册的公司获得的税收优惠显著高于没有这种关系的公司。当省级领导具有更强的家乡偏好时，以及当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省级领导有个人联系时，这种影响会更强。然而，当领导人有很强的晋升激励时，这种影响就会减弱，这意味着政府官员面临着政治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权衡。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politicians exhibit hometown favoritism in assigning preferential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s. We find that firms with hometown connections to incumbent provincial leaders experience favorable tax treatmen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those leaders have strong hometown preferences and weaker when they have a strong incentive to seek promotion, suggesting that social incentives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of the effects on corporate tax benefits of hometown favoritism by politicians. Moreover, this effect is intensified when members of senior management have personal connections with the provincial leader.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end to qualify connected firms for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s. Overall,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ometown favoritism by politicians promotes tax benefits for business 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