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中文标题：政治关联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的权衡

原文来源：Anwer S.Ahmed,Scott Duellman,Megan Grady. 2022.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9(4): 2730-2757.

供稿：毛靖琦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提供了关于政治关联对美国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权衡的新证据。以往的研究对政治关联是否减少SEC执法威胁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的结果。通过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章提供了更具普遍性的洞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面临较低的执法威胁，从而降低了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并导致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权衡发生变化。这与预期一致，表明政治关联公司更倾向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同时减少真实盈余管理。此外，政治关联还缓解了SEC问询函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政治关联公司可能面临较低的监管执法威胁，并利用这种灵活性来增加应计盈余管理，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这项研究的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以及对政治关联影响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美国真实盈余管理( REM )和应计盈余管理( AEM )之间的权衡。文章认为，政治关联降低了监管执行的威胁，从而降低了AEM的成本，并改变了REM和AEM之间的权衡。本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先前研究中的证据表明，关于政治关联是否会降低SEC执法的威胁，存在相互矛盾的推论。一方面，Yu and Yu (2011)发现游说会降低造假被发现的可能性，同时，Correia (2014)发现政治关联与较低可能的SEC执法以及更少的处罚相关；另一方面，Heese et al.(2017)指出，政治关联与更可能收到SEC问询函存在关联。然而，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很难得出SEC对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此后简称PC公司）的监管不严的结论。第二，以往研究，如Chaney et al.( 2011 )，虽然探讨了政治关联对跨国环境下盈余管理的影响，但并不确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具有相对强大执法力度的美国环境。更重要的是，先前的研究在证据上主要依赖于通过两步回归法估计的盈余管理代理变量。这种方法首先使用第一步回归的残差作为第二步回归中的因变量。然而，W. Chen et al.（2018）指出，这种两步法可能会导致第二阶段回归中的系数出现显著偏差。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评估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采用单步回归法是非常必要的。文章假设的主要逻辑是，政治关联可能为公司提供某种形式的政治保护，使它们免受严格执法，因为政治关联增加了SEC对公司发起调查的成本。Correia（2014）认为，这并不一定需要政客直接游说监管机构；相反，公司与关键政客之间建立的公共关系可能就足以减少执法威胁。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政治关联会降低AEM的成本。因此，文章预期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更大程度地进行AEM，而较小程度地进行REM。文章的贡献在于：第一，文章为探讨政治关联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研究文献增添了新的内容。文章提供了在美国这个具有相对严格执法环境的国家中，使用企业游说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作为政治关联指标，分别研究了其对AEM和REM影响的证据。第二，文章还补充了另外两项发现了政治关联减少执行威胁的研究。文章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导致更高的AEM和更低的REM，这与政治关联降低执法威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三，文章检验了问询函、政治关联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综上，文章为理解政治关联在财务报告实践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揭示了政治因素如何影响SEC的监管效果。这对于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地考虑政治关联在塑造公司行为和财务报告质量方面的潜在影响。

研究假设

（一）假设推理

政治关联对企业盈余管理实践具有显著影响。通过直接影响监管机构如SEC的决策过程，以及间接通过降低执法威胁，政治关联企业可能得以减少AEM的成本，从而增加其盈余管理的程度。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监管执法是AEM的重要成本因素，因此当执法威胁降低时，企业更可能选择AEM作为管理盈余的手段。此外，政治关联还可能导致企业减少REM，因为AEM在成本上变得更为可行。

因此，文章提出假设：

假设1：PC公司将比非PC公司表现出更大程度的AEM。

假设2：与非PC公司相比，PC公司会表现出更低程度的REM。

（二）对原假设的论证

关于政治关联企业（PC企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执行水平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有研究表明PC企业的监管执行水平可能降低，认为对其的监督更放松（Yu and Yu 2011; Correia 2014）；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PC企业收到SEC问询函的可能性更高，以及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经历了更高水平的SEC审查，这表明对于PC企业的监管可能并不宽松（Heese et al. , 2017;Jennings et al. ,2021）。综合来看，文章的原假设不会被拒绝（也就是说,政治关联与AEM或REM无关）。

研究设计

（一）政治关联

现在政治关联文献侧重于分析政治关联及其在多种不同环境下对企业的影响，如政府救助、企业融资和监管执法。这些关联是指企业为了影响政治家而采取的行动。在以前的文献中，有几种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包括：

( i )在董事会中拥有管理层或董事，这些管理层或董事参与政治或与政治家或政党密切相关，

( ii )企业游说，

( iii )公司在运动期间做出的PAC贡献( Faccio et al 2006 ; Yu and Yu 2011 ;Correia 2014)。

在现有的措施中，由于广泛的可用性，文章专门研究了企业游说。使用游说作为衡量政治关联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它涉及多个利益方之间的一系列复杂谈判，很难将其与单一政客直接联系起来。相比之下，通过竞选捐款向候选人捐款可以被视为与官员形成直接联系。然而，尽管游说并不直接与特定候选人相连，但游说者通常在政治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政治家有动机与游说者建立并维持关系，因为游说者能提供信息，即使政治家意识到这些信息主要有利于游说者的客户基础，但由于立法的复杂性，他们仍愿意跨越党派界限以获取这些专业知识。此外，维持与游说者的政治联系有助于前任官员通过“旋转门”现象将公共服务转化为经济利益。例如，1976年至2012年间，25%的前众议院议员和29%的前参议员注册成为游说者。因此，尽管游说并非“直接”联系，但文章认为游说支出能够充分反映一个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

（二）数据与样本选择

参考以往研究(H. Chen et al. 2015; Heese et al. 2017)，文章利用CRP数据库获取了企业游说数据，样本期覆盖1999至2016年。数据涵盖上市企业、私营企业等不同类型组织的游说支出。研究聚焦于上市企业，利用Compustat数据库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排除了特定行业观测值，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通过手动匹配企业名称，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政治关联和非政治关联企业的综合样本，为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

（三）估计模型

文章遵循W. Chen et al. (2018)的建议，采用单步回归模型以纠正潜在偏差。模型中包含行业-年份指示变量及其与第一步独立变量的交互项。模型中的因变量（DV）根据研究需求选择，包括应计盈余管理（AEM回归的应计利润）和REM成分回归中的PROD和DISEX。自变量包括政治关联（PC）指标、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及第一步变量。此外，模型还考虑了基于2位SIC代码的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本研究关注的主要变量是PC，使用其滞后值以反映政治关联对企业后续盈余管理实践的影响，并减轻同时性问题的担忧。

应计利润等于非经常性损益前的盈余减去企业i在t年的经营现金流量，用滞后一期的总资产来衡量；PROD等于企业i在t年销售的商品的成本和t-1到t的库存变化的总和，用滞后的总资产来衡量；DISEX等于企业i在t年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即R & D、广告和SG & A的总和)，用滞后一期的总资产来衡量。

文章通过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企业特征，并考虑真实盈余管理对会计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来增强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提供了PC公司和非PC公司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文章关注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面板A和B显示，PC公司相比非PC公司，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且市场账面比更高。此外，表1的面板A还指出，在文章研究的样本期间，每家公司的平均游说支出约为220万美元，并呈现显著增长趋势。面板C则展示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其中政治关联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呈高度相关，与应计项目正相关，与PROD和DISEX负相关。这些发现与文章的预测一致，即政治关联与会计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负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

-图1-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政治支出

（二）主要回归结果

通过使用PC公司和非PC公司的全样本数据，文章发现PC公司更倾向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AEM），而较少采用真实盈余管理（REM）。经济意义分析显示，政治关联与大约2%总资产的向上AEM相关，而PC公司经历的REM减少幅度更大，相当于大约4%的总资产。通过比较回归系数，文章进一步发现REM的减少量显著大于AEM的增加量，表明虽然PC公司增加了AEM的使用，但整体盈余管理行为实际上有所减少。这一发现可能表明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了其他好处，如更低的资本成本和更有利的立法，从而降低了盈余管理的总体需求。

-表2- 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三）在政治关联产生之前与之后的盈余管理

为了验证表2中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文章估计了方程（1），此次只针对样本期内建立政治关联的子样本公司（处理组），并将其与在样本期内从未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对照组）进行比较。文章使用虚拟变量定义政治关联企业（connection），如果公司在其生命期间的任何时间游说，则等于1，否则为0；同时，文章使用虚拟变量Post来定义政治关联后的时期，如果处于公司或其对照组中对应公司在游说活动开始年份的期间或之后，则该变量等于1，否则为0。如果政治关联导致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生变化，那么文章预期应计盈余管理（Accruals）与Post*Connection之间将存在正相关关系（H1），同时真实盈余管理（REM）的组成部分PROD和DISEX与Post*Connection之间将存在负相关关系（H2）。这说明，政治关联公司的盈余管理选择只有在企业开始游说活动之后才会发生变化。表3的结果表明，一旦企业建立政治联系，企业会经历AEM的增加和REM的减少。

-表3- 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四）高REM以及低REM成本子样本

文章将高REM成本的企业与低REM成本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当REM的使用成本更高时，政治关联的好处更大，因为企业能够更频繁地使用AEM，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政治关联对AEM和REM的影响应该集中在高REM成本企业的子样本中，而不是低REM成本企业。表4的结果也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盈余管理选择的影响主要集中在REM成本较高的企业。而对于REM成本较低的企业，虽然政治关联对应计盈余管理（AEM）的影响依然显著，但总体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说明，政治关联对高REM成本企业的好处大于低REM成本企业，因为这些企业能够利用成本较低的AEM。

-表4- REM以及低REM成本子样本

（五）政治关联与SEC

问询函表5呈现了关于AEM和REM的回归结果。变量CommentLetter表明如果公司在t-1或t-2收到SEC的问询函，则为1，否则为0。研究发现，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政治关联公司无论是否收到问询函，都更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应计管理操纵行为（AEM）。此外，尽管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并增加真实盈余管理，但政治关联有所缓解这一效应。

-表5- 政治关联与SEC问询函

（六）稳健性检验

1.对相关组织和相关问题进行游说过去的研究通常将政治关联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没有区分与具体政府机构或特定问题的联系。为了验证主要发现，文章研究了一部分公司，预期政治关联的增量效应更强。结果发现，即使控制了公司的整体政治关联度，如果公司向相关组织或相关问题进行游说，盈余管理政策仍会受到额外影响。

2. 替代性政治关联的衡量以往研究使用游说支出和竞选捐款来代表政治关联。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文章检查了是否使用综合政治关联度指标后结果依然可靠。结果发现，即使使用综合指标，结果仍然一致，表明了研究的稳健性。

3. 对审计师和董事会特征的额外控制为了验证文章的结果是否受到公司外部和内部监管差异的影响，文章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与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相关的额外控制变量纳入主要分析中。具体而言，文章考虑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是否雇用大四审计师以及审计师任期等变量。结果显示，即使考虑了这些额外因素，文章的主要发现仍然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

（七）进一步研究：

基于杰克·艾布拉莫夫丑闻的外生冲击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差异分析（DID）设计，利用了一个外生冲击，即杰克·阿布拉莫夫的贿赂案，来检验政治关联是否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决策。文章发现，在阿布拉莫夫丑闻后期，丑闻公司显著减少了盈余管理操纵，同时显著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主要发现的稳健性。然而，由于使用了较小的样本量，并且使用残差作为因变量，对于这项分析得出的结论应该谨慎解释。他们还进行了平行趋势测试，结果显示丑闻前期和非丑闻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不同趋势，验证了DID方法的适当性。

-表7- 杰克·艾布拉莫夫丑闻的外生冲击

研究结论

文章探讨了美国政治关联对公司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以往研究指出，政治关联可能降低了法律和法规执行的威胁，从而使政治关联公司更倾向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AEM）。此外，文章还发现，政治关联公司在应对执法威胁时可能会减少真实盈余管理（REM）。通过一系列测试，研究者得到了这些假设的强有力支持，并发现公司形成政治关联后，其盈余管理策略发生了变化。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似乎确实降低了执法威胁，并且这一影响会反过来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决策。

Abstract:

We provide evidence o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evidence is important because prior literature documents mixed evidence on wheth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reduce the threat of SEC enforcement. By studying earnings management with a large sample, our study provides more generalizable insights into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enforcement. We argue that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face a lower threat of enforcement, which reduces the costs of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alters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sistent with our predictions, using a single-step estimation method as well a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test based on an exogenous shock, we find that connected firms engage in more accrual management and less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Our results are driven by firms that have relatively high costs of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mi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SEC comment letter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Overall, the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facing a lower threat of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using this flexibility to increase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reduc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at is potentially value destructive. Our study complements and strengthens inferences in prior work that documents evidence of lax SEC enforcement f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using small samples. Our findings should be of interest to policy-makers, regulato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