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ax and tariff planning through transfer prices:The role of the Head Office and BUiness Unit
中文标题：通过转让价格进行税收和关税规划: 总部和业务单位的作用
原文来源: Kohlhase S, Wielhouwer J L,2023."Tax and tariff planning through transfer prices: The role of the head office and BUiness uni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75(2-3): 101568.
供稿：松鹤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利用大型跨国公司的机密转让价格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 (MNC) 总部 (HO) 和业务部门 (BU) 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内部转移价格减少所得税和关税方面的作用。文章分析了HO和BU设定的内部转让价格的不同要素与所得税税率、关税税率以及两者之间的权衡的外部价格有何不同。并发现在没有严重的代理冲突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明确激励措施， BU 对税收筹划的贡献比HO更大。HO和BU对税收规划的作用因产品市场竞争、与税务和海关当局发生冲突风险以及公司内部的代理问题而异。此外，本章还提供了企业间为减少所得税而进行战略性贸易成本分配的证据。
研究背景
国际贸易、避税和进口关税在媒体、政界和学术界得到广泛讨论。跨国公司是这些讨论的核心。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贸易使商品和服务销往全球。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利用公司内部交易中收取的转移价格来跨国转移利润并在国际上避税。企业内部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占美国进口的 46%~53%，占美国出口的 33%（Bernard et al, 2010; Irarrazabal et al, 2013）。转移价格不仅与内部利润分配和税收有关，还与跨境货物运输征收的关税有关。由于实际转让价格的数据有限，大多数利润转移文献都关注利润水平与税率的关系，有时也关注关税的关系（Blouin et al, 2018; De Simone et al, 2017; Heckemeyer and Overesch, 2017; Hines and Rice, 1994; Huizinga and Laeven, 2008）。一些研究调查了税收或关税对（转移）价格的影响（Bernard et al, 2006; Clausing, 2003; Cristea and Nguyen, 2016; Davies et al, 2018; Swenson, 2001）。文章使用一家大型德国跨国公司的详细机密贸易和转让定价数据，分析税收和关税与 HO 和 BU 设定的转让价格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转让价格的要素包括合作确定的单位成本、HO设定的加价以及 BU 做出的最终价格调整。通过这种方式，文章展示了 HO 和当地BU对跨国公司层面税收成本降低的贡献程度。
文章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文章分析显示了单位成本、HO加价和BU价格调整与进出口国之间的税率差异和进口关税之间的关系，这些内部和外部交易关系之间的差异表明了所得税和关税规划。第二，文章分析了BU是否使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来战略性地分配贸易成本以降低所得税负担。
文章的贡献在于：（1）文章提供了通过转移定价在组织中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所得税和关税规划的证据，并发现许多与内部转让价格相关的税收优惠都是在BU层面实现的。（2）BU的决策不一定与公司目标相冲突，相反，因为BU掌握更多交易和风险信息，BU尤其有助于关税规划。（3）文章补充了有关企业如何通过战略性分配成本来避税的文献，为在不改变转让价格的情况下战略性地分配交易成本开辟了道路。
问题提出
当有利于所得税时，产品的总体转让价格较高(Bernard et al, 2006; Clausing, 2003)；当关税税率较高时，产品的总体转让价格较低(Bernard et al, 2006; Blouin et al, 2018)。确定产品的实际经济价格很困难(Eden, 1998; Diewert et al., 2005)。现有研究(Al-Eryani et al., 1990; Baersch et al., 2019b; Tang, 1992)和OECD转让定价指南(OECD, 2022)没有区分单位成本、HO 加价或 BU 价格调整以设置转让价格。因此，通过转让价格进行的税收规划是否仅在 HO 设定的加价中可见，还是在BU共同确定的单位成本和最终价格调整中可见，这是一个只能通过公司内部数据解决的经验问题。因此，文章提出第一研究问题：
RQ1：总公司和各业务单位在通过转让价格进行所得税和资费筹划中的作用是什么?
在研究税率和关税对转移定价的影响后，文章将注意力转向分配内部贸易的贸易成本。为了降低所得税，通过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分配给出口国的成本不应包括在转让价格中。将其纳入转让价格意味着进口国仍需支付贸易成本，这主要取决于BU是否愿意以牺牲自己的利润为代价最大化跨国公司的利润。因此，文章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如下:
RQ2:BU是否将贸易成本分配给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的国家，而不将贸易成本计入内部贸易的转让价格之中?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文章使用 2017年至2018年从欧洲国家向欧洲以外与跨国公司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的产品出口数据。出口来自52个原产国，从欧盟 (EU) 内的23个国家出发并主要运往欧盟以外的110个国家。类似出口（即相同产品在相同国家之间、相同关税下的贸易）按季度分别汇总内贸和对外贸易，包含连续八个季度的出口贸易数据。将数据集与税率、进出口国之间的距离以及原籍国人均 GDP 数据合并后，共有 271,679 个观测值。
（二）模型与变量
文章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总公司和各业务单位在通过转让价格进行所得税和资费筹划中的作用，基本回归方程为模型（1）:
因变量DV 分别取：转让价格的自然对数(P) 、单位成本的自然对数 (Cost) 、按成本缩减的 HO 加价(Rel_MUHO=MUHO/cost)，以及按Cost加 HO 加价进行缩减的BU价格调整(Rel_DPBU=DPBU /(Cost+MUHO))。
自变量：（TM-TE）是进口国和出口国(法定)税率之间的差异；适用的关税税率Td取决于进口国和原产国，文章的数据包括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每种产品的适用关税税率；如果交易是内部交易，则变量DINT等于1，否则为0。
β1和β2分别控制了价格与税收和关税税率(即隐性税收)的结构性关系，而β3控制了内部和外部价格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税收优惠与内部贸易指标，β4和β5分别了解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税率差异和关税税率之间的关系的差异程度，β4为正提供的是所得税规划的证据，β5为负提供的是关税规划的证据。
由于优化所得税和关税支付需要在某些情况下朝着相反的方向做出转移定价决策，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朝着相同的方向，文章构建了变量MB，该变量提供了在单个贸易水平上将转让价格提高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益。构造变量MB形式如下。
其中关税税率Td取决于原产国，文章对因变量(即P、Cost、Rel_MUHO和Rel_DPBU)进行回归(1)，将单独的税率差异和关税税率替换为组合变量MB。该回归捕获了HO和BU对税收负担总体减少的贡献程度。
文章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通过将交易成本分配给税率较高的国家来进行税收筹划。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让高税收的贸易伙伴支付交易成本而不调整这些成本的转移价格来减少其总体纳税。对于文章数据集中的所有交易，文章都获得交易发生采用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文章通过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反映卖方(即出口商)更风险和成本，并将变量INCO定义为分数从0到10的数字变量，分数越大，出口商承担的风险越高，反之，分数越小，进口商承担的成本更高。文章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及其含义进行了简要说明，以及表1面板 A中显示了变量INCO 的值。
-表1- 变量INCO定义表
为了检验国际贸易解释通则的选择是否取决于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税率差异，文章对内部交易运行(有序)logit回归，若TM-TE系数为负则表明贸易成本分配给高税收的国家。然而，选择最高或最低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并不总是最佳的，因为运输的某些方面由贸易伙伴之一最有效地解决。与没有税收的最佳选择相比，改变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税收利益应该超过效率损失。
然后，文章分析选择更高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是否反映在转让价格上。在式(1)中加入变量INCO和INCO* DINT，以转让价格(P)为因变量。较高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外部交易应产生较高的转移价格(即INCO系数为正)，但如果选择较高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部分是出于税收筹划(即INCO* DINT的系数为负)，则对内部贸易的转移价格应产生较低的转移价格或根本没有。
控制变量包括每季度每种产品销售数量的自然对数、原产国（即产品主要生产国）人均 GDP 的对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货币汇率 (Exrate) 及其与DINT的交互项、生产国和进口国是否都是经合组织贸易伙伴、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文章在回归中纳入了产品和季度固定效应，以控制每种产品和季度对跨国公司转让价格的平均影响。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Panel A显示未经对数转换的描述性统计数据，面板Panel B显示对数转换后的描述性统计数据，PanelC分别报告内部和外部交易的统计数据。转让价格P的平均值为15.58。Rel_MUHO平均为 23%。(Rel_DPBU) 的平均值为 2.3%。Rel_DPBU的负值来自于本地BU给出的折扣。平均而言，内部价格高于外部价格，因为一些HO加价仅与内部交易相关（例如，符合公平标准的加价）。BU价格调整平均而言，外部交易为负，内部交易为正。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更激烈的价格竞争导致外部贸易伙伴需要折扣，也可能是由于税收规划。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RQ1的结果：HO和BU在通过转移价格进行税收和关税规划中的作用
表3为研究问题一的回归结果。第1-4列展示了完整样本的结果，第5-8列报告了根据相同的八位统一系统分类代码，并交付到同一进口国匹配后的缩减样本的回归结果。第 1 列中DINT *( TM-T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内部贸易的转移价格随着进出口国之间的税率差异而增加，第5列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更为显著。内部贸易与外部贸易的单位成本与税率差异呈负相关(第2列)，但在匹配样本中呈正相关(第6列)。对于关税税率，当关税税率增加时，内部单位成本的变化比外部单位成本的变化更低。研究结果为单位成本中的关税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第3和第4列(第7列和第8列)分别给出了全样本(匹配样本)中HO加价和BU价格调整的结果，如果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税率差异增加，内部相对于外部贸易的HO加价随之会增加(第3列和第7列)。第4列和第8列中，DINT *( TM-TE)的系数显著为正和DINT * Td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BU的调整有助于优化税收和关税负担。
-表3- HO和BU在通过转移价格进行税收和关税规划中的作用的回归结果
为了确定总体价格调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文章考虑了税收和关税激励结合的边际效益指标。表4显示了该分析的结果。对于转让价格(第1列和第5列)，文章发现DINT *MB的系数为正，即内部转让价格与外部转让价格相比，与税率差异呈正相关，与关税负相关，分别降低了税收和关税负担。
表4第2列中DINT *MB的正系数表明，与外部单位成本相比，内部单位成本随着税收和关税激励的边际效益而增加。因此，单位成本可能的增税效应(表3，第2列)被其降低关税的效应所抵消。
同样，HO加价对所得税优化的积极贡献超过了之前观察到的对关税支付的不利影响，如第3列和第7列中DINT *MB的正系数所示。对于BU的决策，价格调整符合税收和关税优化。DINT *MB的正系数表明BU在降低跨国公司税负方面的重要作用(第4列和第8列)。
-表4- 考虑边际效益后的回归结果
如果通过内部转移价格来补偿因出口国高税率而选择更高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成本，那么通过贸易成本分配进行的税收筹划就不会成功。对于对外贸易，文章预计BU将通过更高的价格向对方收取额外的贸易成本。为了完成内部交易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选择有助于税务规划的证据，文章在包含变量INCO及其与DINT的相互作用后重新估计了表3第1列中的第一个回归。表5的最后一列显示了该分析的结果。正如预期，较高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通常会提高对外交易的价格（INCO 系数为 1/4 0.015）。然而，对于内部交易，买方无法通过转移价格收回较高的贸易成本，INCO* DINT的统计显着系数为 0.030，这足以抵消主效应。
INCO 的系数估计使文章能够估计样本中直接贸易成本的大小。变量 INCO 增加1意味着对外贸易的价格上涨 1.5%。因此，由于直接运费、保险和运输成本，前九个步骤导致价格上涨 13.5%。这一估计与 Anderson 和 Van Wincoop (2004) 提供的 11% 的估计非常一致。由于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DDP 很少用于对外贸易，因此在出口国支付关税的影响不包括在文章基于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估计中。
-表5- 分配贸易成本以降低跨国公司税负的回归结果
（四）总部及业务部门相对贡献的补充分析
本节提供了驱动HO和BU在税收筹划和税收筹划发生的价格设定阶段的相对重要性的因素的见解。考虑了（1）产品市场竞争，（2）与税收和海关当局冲突的风险，以及（3）代理冲突的差异。
1.产品市场的竞争
早期转移价格优化的可能性可能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业务线，有不同的市场定位。文章预计跨国公司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更加依赖于企业的税收筹划，以便可以在市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价格。用变量Stable衡量交易是否处于价格稳定的业务线(稳定)。表6，面板A报告了结果，DINT*MB* Stable的正显著系数证明稳定市场的税收筹划更为明显。
文章发现对于高度竞争的市场，单位成本中没有税收筹划，但在随后的定价阶段，在BU层面发现了税收筹划。对于处于稳定市场的产品，文章发现税收筹划主要发生在单位成本上。文章观察到在HO加价或BU价格调整中没有税收筹划，因为交互效应大约抵消了主要效应。
2.与税务和海关当局发生冲突的风险
Blouin等（2018）发现，税务和海关部门执法之间的协调减少了利润转移。因此，文章希望企业在其转让定价决策中纳入其与税务和海关当局冲突的感知风险。文章将冲突的风险被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并将其转换为取0、0.5和1值的变量。变量RiskTax衡量与税务机关冲突的风险，而RiskTariff衡量与海关当局冲突的风险。
在表6的面板B表明在与所得税风险较高的进口国进行贸易时，税收筹划更为明显，因为这有助于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国家(第1列)。第2列和第3列表明，第1列的结果是由于单位成本和HO加价中的税收筹划增加。但是，在BU调整(第4栏)中，税收筹划较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BU部分地扭转了单位成本和HO加价的税收筹划，以减少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研究结果证实，税收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HO层面考虑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焦点跨国公司表示，与其他欧盟出口国相比，在其母国(德国)发生的冲突更多。因此文章比较了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出口的DINT*（TM-TE）系数(见表6的面板C)。由于平均而言，德国的税率高于进口国，因此有动机将较少的利润分配给德国。与税务机关的冲突可能会限制这种行为。文章确实发现，从其他欧盟国家出口的产品存在税收筹划(即主效应0.763)，但从德国出口的产品不存在税收筹划(即0.737的交互效应抵消了主效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单位成本调整，通过HO加价和BU价格调整抵消了税收筹划。
3.代理问题
跨国公司的BU一般是利润中心，根据利润和销量进行激励。BU愿意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而降低自己的利益来调整价格。
因此，文章要求 HO 指出某些国家的BU是否更难以激励其按照跨国公司的利益行事。跨国公司指出，各国内部BU层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当地政府施压要求其行动符合政府利益，使得跨国公司必须依赖当地管理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当地压力的影响。
在 271,697 笔交易中，有 28,541 笔交易涉及代理问题较多的三个国家之一的贸易伙伴。表 6 的 D 组报告了这些国家的指标与DINT*MB 之间相互作用的系数。对于涉及代理问题较多的国家的贸易，这种互动表明 HO 通过调整单位成本和加价来进行额外的税收筹划。BU对减轻这些国家的税收和关税负担没有贡献。与之前对与税务和海关当局的冲突的分析类似，这些结果基于对跨国公司管理层的主观评估，并且对国家的选择很敏感。尽管如此，他们表明代理问题对于在BU层面实现税收筹划效益很重要。
-表6- 总部及业务部门相对贡献的补充分析的回归结果
（五）DID估计，相互冲突的税收和关税激励，稳健性检验
1.DID估计
该部分使用DID估计来探索税收对转让价格的影响，该差异估计具有定义为税率差异变化的连续处理变量。因此，文章研究了价格如何随着税率的外生变化而变化。变量Delta(tM-tE)衡量的是各个季度中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税率差异的累积变化。价格与这些累积变化的交互反映了税率变化后的结构性和可能延迟的价格调整。表7报告了RQ1的DID分析结果。第1列、第3列和第4列表明，当税率差异增大时，内部贸易相对于外部贸易的价格P、HO加价和BU调价均增大，这对减轻所得税负担最有利，而第2列显示对单位成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与文章的主要结果一致。在第5-8列中，文章将税收差异水平及其与内部交易的相互作用作为控制变量。文章发现，在已经观察到的税收筹划模式之上，随着税率差异的增加，HO加价，BU价格调整和内部交易的最终价格增加。
文章还对第二个研究问题进行了DID分析，以确定税率差异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内部贸易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选择。表8报告了在没有(第1-3列)和控制税率差异(第4-6列)的情况下税率差异变化的结果。后者是战略性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选择的结构性格局之外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税率差异的变化会影响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选择，从而使高税收国家承担更高的成本。表5中的回归结果说明，这些成本可以通过更高的转让价格从买方那里收回。
-表7- RQ1的DID估计结果
-表8- RQ2的DID估计结果
2.相互冲突的税收和关税激励
Blouin等(2018)在更大的样本中说明了相互冲突的税收和关税激励对利润水平的影响，而文章说明了相互冲突的税收和关税激励对跨国公司内部产品价格水平的影响。文章重复表2中的分析，以P为因变量。
表9第1列表明，在具有正税率差异的子样本中，减少企业所得税支付和关税支付之间存在冲突。正税率差异鼓励通过较高的转移价格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出口国，但这种较高的价格也增加了关税支付。文章发现，在正税率差异的情况下，DINT*（TM-TE）和DINT*Td的系数为负(分别为0.554和2.350)。这一结果表明，在相互冲突的激励下，跨国公司优化了关税支付，即使这样做会增加企业所得税支付。这一结果与Blouin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证明了冲突情况下的所得税激励与转让价格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相关。
第2列表明当税率差为负或为零时，关税和企业所得税规划激励是一致的。收取较低的转让价格是最优的，因为它将更多的利润分配给税率较低的进口国，并降低适用关税税率的价格。根据这一概念，文章发现DINT*（TM-TE）的系数为正，而DINT*Td的系数为负。
为了进一步探索是什么驱动了表9第1列中税率差异的负面影响，文章将税收和关税激励相互冲突的子样本分成两个子样本，其中税收规划利益占主导地位(MB > 0)或关税规划利益占主导地位(MB < 0)。第1列中DINT*（TM-TE）的负号是由关税占主导地位的子样本驱动的(表9第4列)。尽管所得税增加了，跨国公司还是通过降低转让价格以降低关税支付。当税率差异占主导地位时(表9第3列中MB > 0)，文章不再观察到DINT*（TM-TE）的负号。
-表9- 相互冲突的税收和关税激励对利润水平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研究结论
尽管缺乏明确的激励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国公司的税收和关税负担，但BU对所得税和关税规划的贡献比 HO 更大。虽然 Blouin 等（2018）表明 HO 和 BU 之间的协调对于减轻税收负担很重要，但文章表明将最终价格责任委托给 BU 可以获得回报。与 HO 的长期关系和隐性激励可能会使 BU 的行为符合 HO 的利益。HO 和 BU 的相对贡献因产品市场竞争力、与税务和海关当局发生冲突的风险以及各国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异。
文章还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BU通过选择贸易条件（即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将贸易成本战略性地分配给高税收国家而不相应调整转让价格，从而进一步减轻税收负担。将贸易成本分配给高税收国家可节省大量税收，因为贸易成本平均占产品价格的 20% 以上。这些结果可能会引发有关价格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疑问。
总体而言，文章对 HO 和 BU 在通过转移价格优化所得税和关税支付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这对于企业优化其税务规划至关重要。此外，文章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关利润转移和战略成本分配在何处以及如何发生的更多详细信息，为经合组织、税务机关和海关官员在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Abstract：
We study the roles of the head office (HO) and the business units (BUs)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 in reducing income tax and tariff payments through internal transfer pric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s. Using confidential transfer price data of a large MNC, we analyze how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internal transfer prices set by the HO and BUs vary differently from external prices with income tax rates, tariff rates,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two. Absent severe agency conflicts, we find that the BUs contribute more to tax planning than the HO, despite that explicit incentives to do so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ensation schemes. The roles of the HO and BUs vary with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the risk of conflicts with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ies, and agency problems within the firm. Moreover, we provide evidence of strategic trade cost allocations among BUs to reduce income tax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