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Do Managers Issue More Voluntary Disclosure When GAAP Limits Their Reporting Discretion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中文标题：当GAAP限制经理人在财务报告中的自由裁决权时，经理人是否会发布更多的自愿披露？

原文来源：PAUL H ,RICHARD M ,AARON R , et al. 2021.“Do Managers Issue More Voluntary Disclosure When GAAP Limits Their Reporting Discretion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0(1)：299-351.

供稿：毛靖琦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研究了GAAP限制经理人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企业自愿披露之间的关系。标准制定者在决定给予经理人多少自由裁量权时面临着权衡。文章使用了一个新的衡量方法定义GAAP限制经理人的报告自由裁量权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当GAAP限制了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识别信息的能力时，管理者会通过自愿披露传递更多信息；当公司有强大的外部监督、有更大的信息需求时，限制管理人员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自愿披露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当管理者有盈余管理动机时，限制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较弱。

一、研究背景

GAAP规定了公司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必须遵守的原则。当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制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财务报表传达的经济信息的范围将受到限制。缩小财务报表中确认的信息范围会限制其信息量，增加信息的不确定性，并产生一系列经济后果。文章重点探究当GAAP限制了经理人报告自由裁量权，从而缩小了财务报表所包含的信息范围时，经理人是否更有可能通过自愿披露渠道增加信息披露。例如，管理层预测、管理层讨论和分析(MD&A)以及Non-GAAP收益等。投资者、准则制定者和监管者都十分关心信息是通过自愿渠道还是强制渠道传递的。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GAAP赋予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将影响管理者传达信息的渠道。

文章的贡献体现在：

1. 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GAAP会影响管理者传达信息的渠道，当GAAP不恰当地限制了管理者财务报表中的自由裁量权时，管理者会提供额外的自愿披露。这一发现对研究管理者可能会如何应对试图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传达信息的监管机构、准则制定者等有着重要意义。

2. 文章探索了强制性和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弥补了这一方面文献的空缺，表明如何限制管理人员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会影响公司的自愿披露。

3.文章引入了一个新的基于文本的变量衡量方式来衡量多少会计准则限制了经理的自由裁量权。以前文献主要使用事后措施，如异常应计项目。

4.文章还提供了与准则制定者相关的证据，文章结果可以帮助FASB了解会计准则如何影响GAAP财务报表规定的信息披露和自愿披露之间的信息流动。

二、假设提出

会计准则对企业及其管理层会产生经济影响，它们决定了企业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方式，财务报表常被用于投资决策、资源分配和签订合同等方面（Holthausen等，1983；Watts等，1986；Christensen等，2016)。管理者和公司非常关心财务报表包含的信息，当管理者对他们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拥有较少的自由决定权时，有关收益的信息就较少（Folsom等，2016）。实证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当GAAP财务报表信息量较少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增加自愿披露（Verrecchia，1990；Guay等，2016）。这些论点表明，当准则限制管理者在确定财务报表内容方面的自由时，管理者将通过增加自愿披露来传达信息。因此，文章提出假设：

假设1：当会计准则限制了管理人员在报告中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限制了在财务报表中可以确认的信息范围时，管理人员将提供更多的自愿披露。

文章根据已有文献的框架（Guay，2016年），预测当公司有更好的外部监督或者当企业股票流动性不足时，企业会增加自愿披露。此外，文章预测当公司表现不佳时企业的自愿披露会减少。具体来说，文章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2：当会计准则限制管理层的报告自由裁量权时，外部监督环境较好的公司将会增加更多自愿披露。

假设3：当会计准则限制管理层的报告自由裁量权时，股票流动性较低的公司将会增加更多自愿披露。

假设4：当会计准则限制管理层的报告自由决定权时，业绩不佳的公司自愿披露的增加将较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文章样本期间为1993年至2016年，数据来源于Compustat、 CRSP、 I/B/E/S data和SEC EDGAR Web site，当MgrForecast为因变量时，共56614个公司年观测值，当Non-GAAP为因变量时，共56674个公司年观测值，当LOG_MDALength或MDAFog为因变量时，共59549个公司年观测值。文章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其分布的第1百分位数和第99百分位数处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模型介绍

因变量Vol Disclosureit分别由MgrForecast、Non-GAAP、LOG_MDALlength或MDAFog进行衡量，Limit_Discr是主要自变量，它反映了GAAP对经理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程度。在LOG_MDALength分析中，文章控制了迷雾指数MDAFog。此外，在文章LOG_MDALength和MDAFog分析中，对10-K篇幅进行了控制，以确保与其相关的其他因素不会影响文章结果（例如，业务复杂性）。最后，文章的所有回归分析都包括公司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并将所有连续自变量分为十分位数，在0和1.15之间进行标度。同时，文章使用异方差校正的标准误差并按公司进行聚类。

（三）重要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Vol Disclosure）：

文章主要被解释变量为自愿披露（Vol Disclosureit），作者构建了四个指标对企业自愿披露进行衡量，分别是MgrForecast、Non-GAAP、LOG_MDALength和MDAFog。MgrForecast表示管理层对Non-GAAP收益和财务报表项目的预测，它衡量的是管理层对下一个时期的预期业绩的自愿披露，等于10-K报告披露后的12个月内企业所发布的管理层预测的数量，其中不包括对GAAP每股收益的预测。Non-GAAP表示的是公司何时包括或排除当前GAAP收益中的项目，从而得出Non-GAAP收益。文章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Doyle等，2003），将non-GAAP除外条款衡量为Compustat的非经常项目和非连续经营前的每股收益与I/B/E/S的实际每股收益之间的差额。如果公司的non-GAAP除外条款非0，则Non-GAAP等于1，否则为0。文章使用LOG_MDALength和MDAFog来研究当GAAP限制管理层的自由决定权时，他们是否会提供更长但更具可读性的MD&A。LOG_MDALength等于企业MD&A字数的自然对数。MDAFog指的是企业MD&A的迷雾指数，是对MD&A清晰度的测量。

2.解释变量（Limit_Discrit）：

文章使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GAAP限制管理层自由决定权的程度，它由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文章通过将准则的相对重要性（Rel_Imp）乘以“shall”，“should”和“must”的正交计数(Oblig_Words_Scaledts)，计算公司年度GAAP限制经理报告自由裁量权的程度，并将每个公司（i）在每个会计年度（t）的所有准则进行加权。在法律文献中，语气动词为表示必要性、限制或义务的动词的子集。诸如“shall”和“must”等语气动词表现了高度的义务（Trosburg，1995）。文章采用的语气动词的综合列表来源于法律文献语气动词列表（Trosberg，1995；Federal Plain Language Guidelines，2018；Loughran等，2011）。作者通过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中随机选择的句子与综合列表中的情态动词相匹配，以确定哪些动词始终限制经理的自由裁量权。基于这一分析，文章确定“shall”，“should”和“must”将可靠并持续地限制管理人员的报告自由裁量权。这与法律文献一致，法律文献将这些确定为限制性最强的情态动词。文章通过计算准则、准则修正案以及准则实施指南在有效年度中提到“shall”，“should”和“must”的次数来衡量GAAP限制管理层自由决定权的程度，并使用准则长度进行缩放。因为Oblig_Words_Scaledts变量是通过准则文本进行度量获得的，所以它可能与准则的其他属性和相关交易相关联。进一步，文章需要衡量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准则。标准的相对重要性（Rel_Imp）衡量的是每项准则在给定年份对公司的影响程度。文章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通过对每个准则创建关键词词典来衡量这一变量，该词典确定了公司在讨论与每个准则相关的基础交易或会计时使用的关键短语（Folsom等，2016）。此关键词列表用于列出每家公司每年在10-K报告中提到这些关键词的次数。在公司的10-K报告中提到准则的关键字越多，公司对准则的依赖就越大。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知，与已有文献一致，MgrForecast的分布是偏斜的（(Lennox等，2006），预测的平均数量是每年2.99，中位数为0。Non-GAAP的平均值为0.63，这表明样本中63%的经理人报告了Non-GAAP收益。自变量Limit_Discr的平均得分为2.71。

由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的结果，Pearson（Spearman）相关系数在对角线上方（下方）呈现。与假设1一致，Limit_Discr和MgrForecast（NonGAAP）显著正相关0.16（0.12）。Limit_Discr与LOG_MDALength（MDAFog）显著正相关0.58（0.21）。Size与因变量和Limit_Discr密切相关，Limit_Discr和Size之间的Pearson（Spearman）相关系数为0.30（0.32），因为较大的公司通常更多地依赖会计准则。

表1 描述性统计

表2 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

（二）主要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主要回归结果，这些分析考察了GAAP限制经理人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企业自愿披露之间的关系。对于MgrForecast和Non-GAAP，Limit_Discr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当GAAP限制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抑制他们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相关信息时，管理人员会使用其他渠道来传达信息。此外，对于LOG_MDALength，Limit_Discr的系数也是显著为正，对于MDAFog显著为负，这表明当GAAP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时，管理者倾向于提供更长但更具可读性的管理者讨论与分析（MD&A）。

表3 主要回归结果

（三）横截面测试

1.监督环境

表4报告了对外部监督环境是否会对主回归结果产生影响这一问题的检验结果，文章使用分析师跟踪（Analyst Follow）和机构所有权（inst.Ownership）作为外部监督的代理变量。与假设2一致，回归结果显示当有更多的分析师和机构所有权时，限制管理人员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与MgrForecast和Non-GAAP之间的关系更强。当一个公司的外部监督较弱时，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与较少的管理预测相关。这些结果与外部监督机构鼓励管理人员披露更多信息的做法一致。较弱的证据表明，在财务报表中限制管理人员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MD&A披露之间的关系随外部监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第（5）列和第（6）列中，交互作用并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LOG_MDALength和Limit_Discr之间的关系随机构所有权或分析师关注的变化而变化。在第（7）列中，有较弱的证据表明，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与MD&A迷雾指数之间的关系受到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影响（系数=-0.157，p < 0.10）。由表4第（8）列可知，文章没有发现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与MD&A迷雾指数之间的关系随机构所有权的变化而变化的证据。

表4 关于外部监督环境的横截面测试结果

2.信息环境

表5考察了自愿披露和限制管理人员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信息环境的质量而变化。文章使用∆BidAsk和∆Illiquid作为信息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在第（1）列中，文章没有发现限制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和MgrForecast之间的关系随∆BidAsk而变化。然而，表5的第（2）列显示，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时，限制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和管理预测频率之间的关联越强。在第（3）列中，文章没有发现限制经理人的自由裁量权和Non-GAAP披露之间的关系会随∆BidAsk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第（4）列中，交互项Limit_Discr* ∆Illiqui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有限的证据表明，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MD&A披露之间的关联会随∆Illiquid的变化而变化。在第（5）列和（6）列中，没有证据表明限制管理人员在财务报表中的自由裁量权与MD&A长度之间的关联随∆BidAsk和∆Illiquid而变化。然而，在第（7）列和第（8）列中，结果表明MD&A迷雾指数与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联受到∆BidAsk和∆Illiquid的影响。

表5 关于信息环境的横截面测试结果

3.业绩与盈余管理

表6考察了自愿披露和限制管理人员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企业业绩与盈余管理的影响。文章将Limit_Discr与Loss和Return on Assets分别交乘后进行回归，由表6第（1）列至第（4）列可知，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自由裁量权与管理层预测（MgrForecast）之间的关系会显著受到企业业绩的影响，并且企业在业绩不佳时发布Non-GAAP收益的可能性较小。此外，表6第（6）列表明，限制管理人员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与MD&A长度之间具有较弱的正相关性。然而，表6的第（7）列和第（8）列显示Limit_Discr和MD&A迷雾指数之间的关系与业绩或盈余管理无显著相关关系。

表6 关于业绩与盈余管理的横截面测试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证明主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进行了进一步检验。文章首先控制了随时间而变化的企业交易、业务和准则的复杂性变量，接着采用DID模型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一）企业交易、业务和准则的复杂性

财务报表复杂的公司更有可能提供指导说明（Guay等，2016）。并且，较长的准则具有较多的字数，可能会解决更复杂的事务（Chychyla等，2019）。在主要分析中，文章通过使用准则长度缩放变量来保持交易和准则复杂度不变。在进一步分析中，文章通过在回归中纳入10-K报告迷雾指数来控制报告复杂性（Li ，2008）。虽然Limit_Discr与10-K报告迷雾指数呈正相关，但主要分析中的结果并未受到此变量的影响。同时，文章还控制了公司依赖的准则数量作为报告复杂性的衡量标准，并发现主回归结果在统计和经济上仍然显著。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测试控制了交易、准则和业务复杂性，加强了主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未在论文中详细报告）。

（二）DID分析

文章围绕样本期间发生的准则变化进行DID测试，以进一步减轻交易属性、公司属性或其他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主回归结果的影响。如果经理人所选择的会计处理符合GAAP的规定，那么经理人将在GAAP收益中确认这一金额。另一方面，如果GAAP阻止经理人在财务报表中确认某类信息，那么经理人更有可能在Non-GAAP收益中或通过定性MD&A披露来传达信息。文章关注的是与受准则变更影响的特定账户相关的Non-GAAP排除条款的变化。此外，文章检验了当新准则比以前的准则更多地限制（扩大）经理人的自由裁量权时，经理人是否更多地讨论准则及其相关交易。

文章Non-GAAP收益调整样本期间为1997年至2007年，样本为季度数据。文章关注的是发生在1997年至2007年间，影响收益且在1999年之后发布了征求意见稿的准则变化。为避免管理者预测准则是否会通过这一行为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文章在多变量回归中排除了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和准则生效日期前的样本。回归模型如下：

对于变化后更加限制经理人自由裁量权的准则，如果公司i在第t年调整了Non-GAAP收益中的账户x，则Adjustmenitx等于1，否则等于0。对于变化后对经理人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变弱的准则，如果公司i在第t年调整Non-GAAP收益中的账户x，则Adjustmenitx等于0，否则1。如果与账户x有关的准则在t年生效，则Posttx等于1。如果在准则变化后的第一年中与账户x相关的相对重要性得分（Rel_imp）处于前三分位数，则Treatix等于1;如果公司处于后三分位数，则Treatix等于0。文章使用相对重要性分数（Rel_imp）来区分处置组和控制组，因为它衡量了公司是否受到准则变化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如下准则：FAS 123R（stock compensation），FAS 141（mergers and in-proc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FAS 142（amortization）和FAS 146（restructuring）。文章预计与合并和知识产权与开发相关的调整将减少，与摊销、股票补偿和重组相关的调整将增加。表7显示了与处理组样本相关的的每种准则相关交易的年平均调整率。表7报告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与文章预期一致，与合并和知识产权与开发相关的调整在准则变更后显示下降，而与摊销、股票补偿和重组相关的调整在每次准则变更后都有所增加。

表8报告了DID回归结果，在第（1）列、第（3）列和第（4）列中，Post*Treat系数显著为正。文章还进行了汇总DID检验，Post*Treat系数显著为正（0.282; p < 0.01），这表明限制经理人的报告自由裁量权与Non-GAAP调整正相关。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当 GAAP限制经理人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时，经理人会通过Non-GAAP披露传达信息。

表7 与处理组样本相关的调整情况

表8 DID回归结果

接着，文章检验了企业在准则变化前后MD&A披露的变化情况，使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Wordsitx等于与MD&A部分中公司i在t年的账户x相关的字数，并以年份为单位进行标准化以缓解特定年份的影响。当关注的账户是合并时，将Wordsitx乘以负1。如果与账户x相关的准则在t年有效，则Posttx等于1。如果与准则x相关的行项的美元值高于公司i的中位数，则将Weset Acc_Treatix记为1，否则为0。

表9呈现了在处理组样本中，公司i的MD&A披露与t年的账户x相关的字数（Wordsitx）的年平均值。单变量的结果表明，当新准则比以前的准则更加限制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时，管理者会更多地讨论准则和其相关的交易。表10报告了DID回归结果，其中前三列（Stock Comp、Amortization、Restructuring）中的Post*Acc_Treat系数显著为正。在表10第（5）列中，文章还进行了汇总DID检验，结果显示Post*Acc_Treat系数显著为正（0.310; p < 0.01）。这些结果表明，当GAAP阻止经理人在GAAP收益中确认信息时，他们会通过MD&A中传达信息。

表9 处理组的MD&A披露中与准则相关的字数变化

表10 Account-level MD&A test

六、研究结果

文章研究了限制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企业自愿披露之间的关系。标准制定者在决定给予管理者多少自由裁量权时面临着权衡。如果管理者向市场参与者透露他们的私人信息，允许管理者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将导致财务报表信息量更大，如果管理者偏向某种信息，则会导致财务报表的信息量更少。文章探究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当GAAP限制了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识别信息的能力时，管理者会改变他们传达信息的渠道。

文章使用一个新的方法衡量GAAP限制管理人员的报告自由裁量权的程度，并发现限制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与更多的管理指导、更多Non-GAAP盈利披露以及更长但更具可读性的MD&A披露相关。文章还发现，当GAAP限制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时，公司更有可能发布自愿披露。进一步，文章发现，当公司有强大的外部监督、有更大的信息需求时，限制管理人员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和自愿披露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最后，文章发现当管理者有盈余管理动机时，限制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较弱。总的来说，结果表明当公认会计准则限制了管理者在财务报表中识别信息的能力时，管理者会通过自愿披露传递更多信息。

Abstract:

We examine whether managers provide more voluntary disclosure when GAAP limits their reporting discretion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find managers are more likely to disclose non-GAAP earnings, issue more management forecasts, and provide longer yet more readable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MD&A) disclosures when GAAP limits their discretion. These effects are stronger when there is greater demand for information and better monitoring. In contrast, these effects are weaker when managers have incentives to manage earning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es around standard changes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that managers make more non-GAAP adjustment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discuss the standard and its underlying transaction in the MD&A when a new standard limits their discretion more than its predecessor. 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 managers use voluntary disclosure channels to convey information when GAAP limits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such information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doi/epdf/10.1111/1475-679X.1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