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he Value of Loc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a Low-Corruption Environment
中文标题：低腐败环境中政治关联的价值
原文来源：Amore MD, Bennedsen M. 2013. "The value of loc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a low-corruptio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Fancial Economics, 110: 387-402.
供稿：白蝶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政治关联在各国普遍存在，文章探讨了地方政治关联在低腐败环境中的价值。利用丹麦地方市政规模的外生变化来确定政治权力对与地方政客有家族关系的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巨大积极影响。文章发现，平均而言，政治权力翻倍会使政治关联公司的业绩翻倍，而在向公共部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这种影响更大。文章还利用政客、公司和市政当局特征的差异，进一步洞察家族关系和公司寻租之间的关系。结果与假设一致，即与更强大的政客有关联的公司从更大的政治权力中获益更多。
研究背景 公司和政客之间的关联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Faccio（2006）的研究表明，在选取的47个样本国家中，有35个国家存在具有国家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且这些公司占全球股票市场资本总额的近8%。Faccio（2006）还发现，国家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薄弱的国家。然而，已有研究未能确定政治关联在具有强大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普遍影响。 根据腐败感知指数（CPI），丹麦在过去六年里有四年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丹麦的市政当局由地方委员会管理，每一个地方委员会由一位市长领导，市长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以简单多数）选举产生。市长肩负着在各个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全面责任。这些服务约占公共支出总额的48%。选举期为四年，文章发布前最近三次地方选举分别在2001年、2005年和2009年举行。丹麦在2005年通过了城市合并法案，通过行政改革使全国城市数量由271个缩减至98个。这次区划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合并现有城市组成新的城市，这一改革大大扩大了城市规模。 文章利用丹麦地方市政规模的外生变化探讨低腐败环境中政治权力对与地方政客有家族关系的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影响。 文章的识别建立在丹麦地方城市地理边界变化的基础上，这是丹麦2005年实施的行政改革的结果。图1描绘了行政改革前后的城市情况。表1(A组)详细说明了改革如何减少了城市数目。图1的左侧是2005年改革前的城市地图：271个城市的居民从5000人以下到超过40万人。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建立更大的市政当局来提高经济和行政效率；也就是说，使其至少有2万居民。选择合并哪个市镇几乎完全基于两个标准：地理和人口规模。图1右侧及表1 (A组)显示了改革的结果：238个直辖市合并为65个较大的直辖市，33个大部分为较大的直辖市保持不变。因此，城市的平均面积从约159平方公里增加到440平方公里，平均居民人数从约2万人增加到5.6万人。表1(B组)报告了改革对城市数量的人口规模的影响。 -表1- 丹麦区划改革前后情况 -图1- 丹麦区划改革前后情况 研究设计 为了构建与当地政客有关联的公司的数据集，文章综合了多个数据来源。 会计数据来自Experian，这是一家私人企业，负责收集所有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提交给丹麦商业事务部的年度报告。文章关注的是2002年至2008年期间样本中账面价值为非负（和非缺失）资产的公司。丹麦法律不要求私人企业披露以下几个财务项目以外的信息，包括总资产、盈利能力（例如，经营和净收入）、一些与资本结构有关的变量。公司不需要披露销售或就业数据，但在样本中，大约有一半的公司自愿披露相关信息。 从丹麦商业事务部获得2001年至2006年丹麦公司所有经理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身份证号。数据包括管理职位的入职和离职日期，公司必须在变动后的两周内提交给商务部。对于样本中的每个个人身份号码，丹麦官方民事登记系统会提供所有近亲的个人身份号码。这些行政记录包含性别、出生和死亡日期、婚姻史等个人特征。文章使用这些信息来创建每个首席执行官(CEO)、经理和董事的家谱。 丹麦内政部提供选举数据，其中载有最近地方选举中所有候选人的个人身份证号码。对于每个候选人，数据包含党派关系、收到的选票数和选举成功（或失败）的信息。 通过将这些地方选举数据与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的家庭数据相结合，可以识别出那些与当地政客有家族关系的公司。家族关系，在文章中指的是担任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董事或两者皆是的政治家，或者是与公司首席执行官或董事有家族关系的人，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现任或前任配偶。 利用2001年和2005年的选举数据，将公司分为四类： (1)两个选举期均存在政治关联(reconnected) (2)在2005年有政治关联但在2001年没有政治关联(newly connected) (3)两个时期都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unconnected) (4)在2001年有政治关联但在2005年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disconnected) 研究目标是衡量地方市政规模的外生变化如何影响关联公司的绩效。文章将样本分为实验组（规模扩大的市）和控制组（规模没有扩大的市）。关注分类为reconnected的公司（二次关联公司）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样做可以避免政治关联的产生和破裂的过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其次，使作者能够研究政治权力的变化如何影响关联公司的寻租行为。 文章建立了一种DID模型，该模型可以吸收选举周期或商业环境变化（例如，宏观经济冲击）对公司经营的一般影响。文章从以下五个问题的讨论中完善这一方案： （1）研究方案的一个前提：市政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增加。表2显示了改革前后度量政治权力的变量数据。在合并城市中，平均每位民选政治家的居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控制组城市中保持不变。在合并城市中，平均每位民选政治家的支出增加了三倍，而在控制组城市中只有微小的变化。在合并的市政当局中，平均每位民选政治家的外包量增加了近两倍。改革的实施需要合并市政当局来完成一些临时工作（例如，信息技术系统的整合、行政和政治单位的迁移或公共交通网络的迁移）。这些工作相关费用几乎达12亿丹麦克朗，大部分外包给私营公司。因此，平均而言，改革大大增加了合并市政当局的政治权力；而在控制组中，市政当局的政治权力几乎没有改变。 -表2- 政治权力 （2）假设地方政府的扩张不会通过政治关联以外的渠道影响公司绩效。虽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合并会使某一特定城市的所有公司受益——例如，通过促进经济活动或改善商业环境——但作者经实证调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关联公司才能从改革中受益。 （3）如果改革通过增加合并后城市的政治竞争而影响政治家的素质，那么文章的识别可能会导致有偏的估计。如果再次当选的政治家的质量与向相关公司提供租金相关，那么文章的业绩估计可能会有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采用了一种基于两项排除连任标准的选择模式：政党总票数（不包括该政客所在的自治市）和选举前65岁以上的议员所占比例。 （4）识别要求合并城市的选择对公司业绩是外生的。合并城市的选择的两个主要标准是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当地的人口情况主要是由18世纪晚期的工业演变及铁路网络和港口的本地化决定的，所以是外生的。此外，与历史因素相比，当前的移民（可能受到当前商业环境的影响）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很小。 （5）识别要求改革前的平行趋势假设是有效的。即要求：在改革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之间的差异趋势与关联公司的绩效无关。假设在改革之前的几年里，一个可能影响政治家租金提取的变量，例如选举竞争，在未合并的市政当局中增加的比合并的市政当局多。如果这种差异趋势在改革窗口持续下去，那么将无法将改革的影响与原有差异趋势的影响分开。主要的为平行趋势假说辩护的方法是创建一个安慰剂测试，在这个测试中，将分析窗口向后移动了3年（即，就像改革发生在2002年一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测试，因为即使存在许多可能的分化趋势，识别的重要问题是它们是否决定了公司盈利能力的分化趋势。这种安慰剂测试显示，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公司表现没有差异。此外，描述选举竞争的关键变量没有产生明确的证据，否定平行趋势假设。 表3展示了选举结果与政治关联数据。表3(A组)显示2005年有1341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其中有8375人（2966人）参加了实验组（控制组）城市的竞选。在合并后的城市中，寻求连任的候选人与2001年当选的候选人的比率以及获得连任的候选人与所有寻求连任的候选人的比率都较低。表明改革期间选举竞争差异增加的可能性。这为政治改革影响公司绩效提供了一个途径。表3(B组)组直接检验了改革前政治竞争是否存在分化趋势。衡量政治竞争(political competition)的指标是某一市的席位数除以参加选举的候选人数。结果显示改革前政治竞争没有明显的分化趋势。表3(C组)报告关联公司的数量。2005年大选中，共有1964家公司与候选人有关联。与当选候选人有关联的公司占所有关联公司的比例约为38%，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对419家二次关联公司的有效观测数据显示：321家属于实验组，98家属于控制组。这是文章研究的主要公司样本。与连任候选人的关联关系占所有关联的比例约为21%，这一数字在不同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3- 选举结果与政治关联 实证分析 表4显示了研究的主要结果。因变量为2005年前后（即实施行政改革的地方选举年）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考虑了后三年和前三年，但排除选举年本身。变量treatment，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公司与一个在合并市政当局中再次当选的政治家有关联，则treatment为1；如果公司与一个在未合并市政当局中再次当选的政治家有关，则为0。模型通过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第1列，使用未调整的OROA作为因变量，处理效应为0.0325，在5％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相较于与规模保持不变的城市市政当局二次关联的公司，与合并城市市政当局二次关联公司的OROA平均提高3.25个百分点。当控制滞后资产和经营业绩时，这种影响会略微升高（见第2、3列）。在第4-6列中，因变量是行业调整后的OROA的变化。结果相似，这表明之前的发现不是由行业趋势驱动的。 总之，研究发现，在行政改革之后，与控制组城市的二次关联公司相比，合并城市二次关联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加了3.1-3.5%。考虑到关联公司的平均OROA为3.3%，这一增长的经济意义是巨大的：改革后，关联公司的经营业绩几乎翻了一番。 为了说明增加的政治权力对关联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文章对公司绩效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弹性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由表1数据可知，在合并城市中，每名政治家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32%，在未合并城市中为1%。因此，平均差异为131%。同样，研究发现，每名政治家的费用支出增量相对差异为179%；每名政治家的外包增量相对差异为172%。如表 5的第3列所示，处理效应为0.035，意味着二次关联公司的平均绩效提高了140%。基于这些值，计算可得关联公司绩效与政治权力的弹性对于每个政治家的人口变化为1.07，对于每个政治家的支出变化为0.78，对于每个政治家的外包变化为0.81。因此，分析表明，如果一位政治家的选民人数增加一倍，那么在改革之后，一家二次关联公司的业绩也会增加一倍。同样，如果每个政客的外包量翻倍，那么一家二次关联公司的业绩将提高81%。 此前有文献研究了公司从政治关联中受益的几个途径：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有可能得到救助；享受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主要是通过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文章将建立公司绩效与公司对公众需求的依赖之间的关系模型。表4第7列显示净销售额有正向的处理效应。尽管统计上的显著性只有10%（也许是由于样本量较小），但这种影响的经济规模是很大的。这一证据表明，部分营业利润的增长来自于公司收入的增加。 -表4- DID 如表5所示，文章探讨了公共部门如何通过利用公司对公共需求依赖的异质性来影响政治关联的价值。参考Cingano & Pinotti(2013)，文章将行业划分为强/弱依赖于公共需求的行业。设置虚拟变量，如果公司经营的行业强依赖公共部门为1，否则为0。第1、2列报告的结果表明，在与公共部门密切相关的行业中，合并对经营回报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总的来说，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解释，即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从与当地公共部门的业务中获益。这一研究结果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采购合同分配中获得优惠待遇的观点是一致的(Goldman等, 2013)。 -表5- 对公共需求的依赖 为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文章扩展前文的分析，以应对识别问题。 对前文表4结果的一个怀疑是：所有公司都可能从一个规模更大的市政当局受益，无论公司是否有政治关联。例如，合并可能增加了公众对公司商品的需求。表6的结果排除了这种可能。如第1、2列所示，非关联公司没有显著的盈利能力变化，这表明表4中的估计结果是与政治关联相关的。第3、4列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表明与非胜选候选人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盈利能力方面也没有显著变化。 第二个怀疑涉及平行趋势的隐含假设，这一假设是文章结论有效的前提。为强调两组样本在实施改革之前的相似性，作者提出了一个证伪测试。在以t=−3为中心的预处理窗口中重新估计模型。如表6所示，第5、6列报告结果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证实了在2005年选举之前是相似的，因此，平行趋势假设是合理的。 -表6- 稳健性检验 作者预计：改革引发的政治竞争的增加，可能会影响连任政治家在合并市政当局时的质量，这与将租金转移给关联公司的能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前文提出的估计将不仅反映政治权力增加的好处，而且反映连任政治家的优越素质。虽然数据显示改革后连任的政治家的可观察特征没有重大变化，但控制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不可观察的差异仍然是重要的。 表7报告了使用Heckman模型来控制2005年连任的政治家的选择的结果。此处采用了两个替代变量，它们与有关联的政治家在2005年连任的可能性相关，但除了通过政治家转移给公司的租金之外，它们不太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影响公司绩效。 第一个变量是该政治家所在政党在其他城市（即不包括该政治家所在的城市）获得的平均票数。特定政党获得的总票数是影响所有候选人连任概率的共同冲击，但它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没有影响，除非是通过获得连任的有关联的政治家。 第二个变量是2005年选举前，2001年在同一城市当选的政治家中65岁以上的人数。老年政治家的比例越高，意味着竞选连任的人就越少，因此这种情况增加了竞选连任的政治家成功的可能性。合理假设2001年市政委员会的年龄分布与给定的关联公司的特征无关。 如表7所示，因变量为虚拟变量，若公司与连任政治家有关联，则为1，反之为0。而控制变量是在第1-4列中分别报告的两个变量。有无与虚拟变量的相互作用，表明市政当局是否因改革而改变。负处理效应与合并后的市政当局竞争更加激烈的猜想是一致的。控制候选人样本的选择不会改变政治权力的增加对关联公司绩效的影响。 -表7- 控制连任政治家的选择 然后，作者使用替代估计方法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报告了基于重新加权和最近邻匹配方法的结果。通过这些方法，找到了与每一家与合并市政当局有关联的公司的最相似的控制组公司观测值，从而舍弃其他观测值。由此带来的好处是，通过缩小合并城市和未合并城市之间的区别，减少了由可观察到的公司和政治特征差异所引起的偏差。匹配过程中包含的协变量为原资产和经行业调整后的经营业绩、区域定位、政治家的性别和政治家的年龄的对数、以及其在选举名单上的位置的对数。根据倾向评分调整观察结果权重后获得的估计，结果见表8。第1-4列的所有估计数在统计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其范围在2.9%至3.5%之间。 对识别的另一个怀疑是，合并城市可能由经济或人口呈下降趋势的城市组成。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些市政当局有关联的公司将无法与与未合并的大城市市政当局有关联的公司相媲美。数据表明，这种潜在的差异并没有反映在在改革前的盈利能力数据中。尽管如此，文章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排除了控制组中最小的合并城市和最大的城市。第5、6列报告的结果与作者估计一致。第二，进行断点估计，结果见第7、8列。总之，所有的替代估计方法都证实了增加的政治权力对关联公司的绩效有显著和积极的影响。 -表8- 匹配和断点估计 进一步分析 在建立了政治权力和关联公司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后，文章进一步探讨表4中所示的平均效应如何随政治家、公司和市政当局的特征而变化。结果如表9所示。 第1列显示了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成员（或他或她的配偶或儿子或女儿）是市政府成员的情况。此前数据中可观察到，系数略大于对全样本的平均影响。第2列显示的是有权势的政客，指的是那些在特定政党和自治市赢得的个人选票份额超过中位数的人。同样，该系数略高于平均影响。第3列显示的是与市长所属政党或联盟的政客有关的公司。这里的系数明显高于平均影响。这些分组样本表明，关联政客的权力越大，政治关联给公司带来的好处也随之增加。 文章分别分析小公司和大公司。预计公司的规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较小的公司可以更集中地依赖市政当局的公共采购，而大公司则更倾向于将其业务扩展到当地市政当局以外。此外，小公司背后的家族关系可以在地理上更加集中，家族成员的利益也更加一致，因此更容易将租金从政治部门转移到公司。总的来说，假设小公司从改革中获益更多。结果见表9第4、5列，研究发现两个子样本的系数都是正的。与前文论点一致，对小公司的影响更大。 接着，分析改革前的盈利水平如何影响研究结论。按照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公司要么专注于提高效率，要么依赖关系，那么在改革之前，公司就可以拥有类似的盈利水平。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关联公司的盈利能力低于非关联公司。因此，更依赖关联的公司可能盈利能力更低，从改革中获益更多。结果见表9第6、7列，研究发现盈利能力的增长只存在于那些在改革年之前表现出低绩效的公司。这一结果似乎与生产率最低的公司从政治权力的增加中获益最多的观点一致。 第8-11列，分析了政治制度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关联公司的租金抽取能力。测试如果一个关联公司所在城市与一个政治制度较弱的城市合并，该公司是否会从改革中获益更多。结果证实了作者的假设：关联公司在选举竞争变化不大的城市比选举竞争加剧的城市的公司从合并中受益更多。 -表9- 政治家、公司和市政当局 文章探讨了与合并市政当局相关联是否是影响公司的特性，而不是盈利能力。结果如表10所示。第1列显示，对以总资产的变化来衡量的公司规模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前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是由公司总资产的变化的差异导致的。第2列显示，在合并市政府的公司持有的现金有所增加。这一发现与以下解释是一致的，即当新的商业机会出现时，这些公司会保留收益并积累现金用于投资。第3列，发现利润的波动有一个积极的和显著的影响（以选举年前后OROA的标准差的变化衡量）。这一发现表明，改革带来的利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改革所需的财政支出推动的。第4列检验对杠杆率的影响，使用总负债与资产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这一改革显然没有带来重大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影响债务结构。这些发现表明，政治权力的增加并没有通过债务融资影响关联公司。此外，没有发现政治权力的变化对关联公司的工资和就业政策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表10- 其他公司特征 研究结论 基于丹麦地方市政规模外生变化，文章建立了政治权力变化对与地方政客有家族关系的公司的绩效的因果关系。平均估计与企业业绩对政治权力的弹性是一致的，弹性约为1。平均而言，政治权力翻倍（以每名当选政客的人口衡量）会使政治关联公司的业绩翻倍，而在向公共部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这种影响更大。结果表明，即使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地方层面的政治关联也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商业策略。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地方预算在任何国家的公共支出总额中都占很大比例，而关于低腐败制度环境中地方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企业绩效的现有证据很少。 政治关联在全世界都很有价值，但政治租金转移到关联公司的途径因国而异。以往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通过降低资本成本、在金融危机时期得到保护以及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等方式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部门进行业务往来是将租金转移到关联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制度完善的国家，通过政治关联转移租金似乎是由需求驱动的；关联公司在公共部门的外包事务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