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ublic Pressure and Corporate Tax Behavior
中文标题：公众压力与公司税收行为
原文来源：Dyreng, S., J. L. Hoopes and J. H. Wilde. 2016. "Public Pressure and Corporate Tax Behavior."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asearch, 54(1): 147-186.
供稿：王宇新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利用非营利组织行动援助国际对子公司所在地的审查这一外生冲击，研究是否公共审查会改变公司披露和避税行为。结果表明，公共审查足以改变避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最终增加被审查公司的税费。文章证实来自社会活动家组织的公众压力会对大型上市公司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确认了公共审查与公司披露、避税行为间的实证关系，扩展了现有研究。
研究背景
2006年，英国议会颁布了针对上市公司子公司披露要求的修改法案，《公司法》第409条、第410条规定，英国公司须在年度报告或年度回报中披露完整子公司的清单。2010年，行动援助国际发起了一个两阶段运动，旨在揭露英国大型跨国公司的避税港使用。第一阶段，行动援助检查了富时100中所有公司的年度回报和年度报告，指出其中约一半公司未对子公司进行完整披露。在识别出违规公司后，行动援助开始采取措施要求公司提供子公司的完整名单，包括：（1）威胁未遵守披露法的公司将进行负面宣传；（2）向Companies House提交富时100中的违规公司名单。在对富时100所有成份股公司的披露情况感到满意后，行动援助启动了该运动的第二阶段：公布富时100公司的子公司名单，并发布了题为“沉迷于避税天堂”的报道，引发英国媒体及税务局（HCMC）的高度关注。
研究贡献
关于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后果的研究在过去十年间急剧增长，但关于企业如何回应公众对其避税行为的审查的研究较少。公司决策者可能会认为公众对避税活动的审查是负面的，因为担心公共审查可能会引发投资者、政治家和客户对其公司或产品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可能会正面看待公众对避税的审查，因为它可以向投资者释放信号，即由于该公司有效的纳税筹划，政府将获取较少的公司资源，并且如果公司遵守税收规章制度，避税相关风险可能很小。长远来看，企业可能会在避税的好处与公众审查日益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声誉等成本之间权衡。
文章利用行动援助国际对公司子公司的审查这一冲击，研究公众审查是否会导致公司避税活动的变化，具有以下贡献：
1.为子公司注册地披露政策的实际后果提供了实证证据。文章结果表明，一旦执行信息披露要求，企业会对其组织结构进行实质性改变，以避免在避税国披露过多的子公司。
2.拓宽了对非传统监督者在监督企业行为中作用的理解，扩展了关于政治成本和声誉问题是否会影响公司税收决策的研究。文章证据表明，公众压力可以促进企业和政府对现有法规的遵守和执行。这一证据与其他研究一致，均表明企业要回应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员工和非约束性股东的压力。
3.为政策决策提供了依据。文章结果表明，更多披露公司的地理足迹可以减少避税活动。
样本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文章使用Compustat Global搜集了1997年至2012年富时100所有公司的数据，得到最大样本量1500个公司年。文章因变量为ETR（账面ETR减去法定税率），是一种公认的企业避税行为综合衡量指标。在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并进行缩尾后，最终样本为1997年至2012年间1010个公司年观察值，对应了2010年富时100上列出的77家公司。其中包括515个不遵守子公司披露法的观测值（对应39家公司），以及495个遵守子公司披露法的观测值（对应38家公司）。文章设置了两个指标变量：Incomplete Subs List，对于515个公司年观测值，该变量等于1；Post Pressure，对于2010年及以后的年份等于1，否则为零。
表1分别报告了违规（Incomplete Subs List =1）和合规子样本（Incomplete Subs List =0）中公司的统计数据。在预压样本期内（Prepressure），违规公司的平均ETR为−1.2%，显著低于合规企业1.4%的平均ETR（p值<0.01）。2010年不合规公司的平均税前收入（中位数）为12.72亿英镑（5.66亿英镑），这一差异意味着预压期违规公司的税费比合规公司平均少约3307万英镑（1472万英镑）。更低的ETR表明，违规企业最初不愿披露其子公司名单可能确实与避税行为有关。这种差异在后压力期（Post Pressure）发生逆转，与合规企业相比，不合规企业ETR更高（−1.3%和−2.2%），表示不合规企业的平均（中位数）税费比合规企业多出约1145万英镑（509万英镑），尽管差异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表1- 描述性统计
实证检验
（一）子公司披露
行动援助的该项运动专门针对使用避税天堂的公司。该小节检验面对行动援助的压力，公司是否改变了子公司披露政策。公司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是发布一份新的、经修订的年度回报。图1分别绘制了合规和违规公司在预压期内每年提交多份年度回报的公司数量。图1显示，2010年是面临行动援助压力的第一年，违规公司提交了多份年度回报，这与压力驱动的披露政策变化相一致。
-图1- 提交多份年度回报的公司数量
表2列出了与2008年相比，2011年完整披露中最常披露的25个国家。2008年，这25个国家共有1122个子公司，其中10.96%在避税国（以灰色突出显示）。2011年，在行动援助要求遵守披露规则后，披露结果显示共有7251家子公司，其中15.40%位于避税天堂。
-表2- 违规公司披露的子公司所在地
与预压期隐瞒避税天堂子公司的情况一致，2008年至2011年，避税天堂子公司的披露数量增长速度快于非避税天堂国家的子公司。
2010年，违规企业更多的重复申请以及避税天堂子公司比例的增加均表明，行动援助的压力确实足以改变样本中违规企业的披露行为，且样本中的公司系统性地隐瞒位于避税天堂国家的子公司。
（二）避税行为
上一小节记录了在公众压力下违规公司披露政策的变化。该小节调查与子公司披露相关的公共压力是否会影响公司的避税活动。
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来确定公众监督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DID方法要求控制处理组（不合规公司）和控制组（合规公司）之间的时不变差异以及二者共同的经济趋势。文章使用1997年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以下DID模型：
1.自助安慰剂检验
作为另一种证实推断不是随机的方法，文章通过打乱样本中的指标变量Incomplete Subs List进行了自助安慰剂检验（压力后变量仍为真实值），对模型1重复估计了1000次。在1000个随机样本中，β3的估计系数有35个大于0.038，相应的自助p值为0.035。
表3中给出了自助安慰剂检验的结果。第（1）列中，不完整子公司清单×后压力（β3）的系数显著为正（p值<0.01），表明与已经符合子公司披露要求的控制公司相比，不合规公司的ETR显著更高。系数估计为0.038，表明与子公司披露相关的公共压力与ETR正相关，与控制公司相比，违规公司的ETR占税前收益PI的3.8%。这些结果表明，行动援助压力的政治和声誉成本至少为4834万英镑（12.72亿英镑×3.8%），否则企业将继续像压力开始前那样避税。第（2）列使用企业固定效应代替行业固定效应重新估计模型，以验证时间不变的公司属性不会影响实证结果，这排除了不完整的子公司列表和避税港使用比例等时不变的公司变量。不完整子公司清单×后压力（β3）的系数为0.027（p值=0.06），即税前收益比第（1）列的估计值小1.1%。
这些测试的结果表明，与合规公司相比，与子公司披露相关的公共审查减少了不合规公司的避税行为。
-表3- 公共压力与公司避税
2.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要求在处理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应为平行趋势，文章因此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首先修改模型（1），引入单独的年度指标，以评估在公共压力出现之前，违规企业的ETR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使用个别年份指标和交互变量估计以下模型：
不完整子公司清单和每个压力后年的交互项（即β11、β12、和β13）为文章关心的变量，如果对富时100公司的公开审查会对违规公司避税行为产生持续影响，则这些系数为正。模型（2）还可以评估在公开审查前的几年内，合规与不合规公司的ETR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则系数β8、β9和β10不显著。
表4报告了模型（2）的估计结果，公共压力前的两年系数相对较小（0.018和0.007），且无统计学意义（p值>0.10），在公众施加压力后的三年里，这些系数的大小增加了一倍以上，且通常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4- 公共压力与公司避税（按年分析）
3.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
文章还进行了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根据前期（2009年）避税港披露情况和主回归分析中的控制变量将每一家不合规公司与一家合规公司进行匹配，并允许任何有足够数据的英国公司成为潜在的匹配对象（不仅仅是富时100的公司）。
表5是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样本估计的模型（2），可见压力前三年内任一年处理组和控制组公司的ETR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压力后的每一年中，ETR普遍存在显著的正差异。
-表5- 逐年分析
（三）子公司所在地的真实改变
前面的小节证实了行动援助国际的公共审查足以影响公司披露并减少公司避税行为。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企业是否通过撤销位于避税天堂管辖区的子公司真正改变了公司的组织结构。文章由此研究在公众压力之后的一年中与合规公司相比，不合规公司是否减少了对避税天堂子公司的使用，估计了t=2012的以下横截面DID模型：
其中ΔHavens是指2011年到2012年避税天堂子公司的变化；ΔSubs是指同一时期内子公司总数的变化。β3表示最初未完整披露子公司名单的公司，子公司变动与子公司总数变动之间的关联程度，预计在该类公司子公司总数增加一定的情况下，避税港子公司的增长会更小，即β3应为负值。
表6报告了模型（3）的估计结果,四列中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且通常统计显著，系数大小对控制变量的加入也基本不敏感，与预计一致。
-表6- 公共压力与避税港子公司的变化
（四）DID估计量的横截面变化
进一步分析
2011年10月11日，行动援助发布了一份题为“沉迷于避税天堂”的报告，文章研究了该报告发布前后，富时100公司的负回报是否集中于2006年未完整披露子公司名单的公司。通过计算2011年10月10日至12日英国所有上市公司三天内的买入和持有收益，文章发现最初未披露完整子公司名单的公司，其回报率显著低于其他两类公司（如图2所示）。
-图2- 行动援助报告发布前后三天内的买入持有收益
表8第（1）列为买入并持有回报与不完整子公司清单的回归，不合规公司的回报率比市场上其他公司低0.6个百分点。第（2）列为仅对富时100公司进行的估计，发现不合规公司的回报率比合规公司低0.8个百分点。
-表8- 行动援助报告发布与买入持有收益
研究结论
文章利用非营利组织行动援助国际对公司子公司所在地的审查这一冲击，研究是否公共审查会改变公司披露和避税行为。结果表明，公共审查足以改变避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具体而言，在行动援助的公开压力下，违规公司立即增加了其子公司的披露，且与之前的不完整披露相比，随后的披露显示子公司避税港的使用水平高得不成比例，表明在公共压力出现之前，公司对于避税天堂的战略性保密；使用DID研究设计，文章还发现在公众审查后，富时100中违规公司的ETR（有效税率）高于预期，表明与未受审查影响的公司（合规公司）相比，避税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合规企业，不合规企业减少了其位于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比例，尤其是减少了小避税天堂子公司的比例（dot ，该地区子公司不太可能拥有经营实体）。这些结果表明：对于负面的公众审查，违规企业的应对方式是减少可能会产生高披露成本的子公司的使用。为验证文章假设，即不披露子公司信息是一种公司策略，其动机是降低披露的相对成本，文章还检验了行动援助国际报告发布前后三天内两类公司的市场回报，发现与最初披露子公司名单的公司相比，最初未披露的公司短期窗口期内市场回报显著更为负面，该结果与文章假设一致。
Abstract
We use a shock to the public scrutiny of firm subsidiary location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at scrutiny leads to changes in firms’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a nonprofit activist group, levied public pressure on noncompliant U.K. firms in the FTSE 100 to comply with a rule requiring U.K. firms to disclose the location of all of their subsidiaries. We use this setting to examine whether the public pressure led scrutinized firms to increase their subsidiary disclosure, decrease tax avoidance, and reduce the use of subsidiaries in tax haven countries compared to other firms in the FTSE 100 not affected by the public pressure.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public scrutiny sufficiently change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ax avoidance such that tax expense increased for scrutinized firm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ublic pressure from outside activist groups can exert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behavior of large, publicly traded firms. Our findings extend prior research that has had little success documenting an empirical relation between public scrutiny of tax avoidance and firm behav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