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Firm Outcomes
中文标题:政府在企业经济结果中的作用
原文来源:Duchin, R., Gao, Z.Y., Shu, H.B., 2020.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Firm Outcom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12):5555–5593.
供稿:陈晴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在中国,由于对土地所有权和流动性的法律限制,集体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保持高度不变,本文利用了这一特性研究了政府参与对小公司中的作用。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越弱的政府参与程度(以距离政府更远来衡量)与企业更高的坚定自主权、降低税收、保护主义和反竞争行为有关。经过对公司级财务数据的分析发现,距离政府更远的公司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高的增长率和进入率。
研究背景
1.集体企业
本文关注集体公司,因为它们与政府的地理距离受到流动性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限制,而且它们相对较小,因此缺乏积极建立政治联系的资源。
集体公司虽然为公有的,但属于非国有部门,由当地社区的居民持有和经营;此外,集体企业面临着严格的预算限制。因此,由于他们的规模很小、资源有限,他们不太可能通过游说、捐款或董事会任命来积极地追求政治联系;其次,96%的样本集体公司只有一个工厂,这能够准确地测量其与地方政府的距离;最后,集体公司员工没有终身工作保障。因此,与国有企业的员工相比,集体公司的员工有更强的努力工作的动机。
该论文的重点是城市一级政府,因为他们直接监督其管辖范围内的集体公司,并向他们征税。
2.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本文认为,集体公司的位置可以作为政府参与的工具。理由有三:第一,集体公司由当地社区的居民拥有和经营,因此,他们的位置是由运营和运营他们的当地劳动力的位置决定的;第二,集体公司的位置仅限于他们利用土地、雇员和其他资本的社区;第三,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据自己的出生地决定了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包括集体资产的福利,所以一个集体公司一旦成立,几乎就不可能搬迁。
而且,大多数集体公司都是在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后出现的,而城市中心和政府的办公室是在1978年之前确定的。更何况,在改革时期之前,集体企业的发展既不明显,也不鼓励,因此,企业的位置不太可能影响到市政府的位置。
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第一个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于2005年进行的投资气候调查(ICS),涵盖了中国行业和城市的12,400家机构,调查数据包括关于该公司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直接问题,还提供了每个公司所在的独特的县代码,最后的样本包括来自中国28个行业和114个城市的1021个集体公司;第二个数据来源是制造业企业的人口普查,由中国国家统计局(NBS)从1998年至2007年每年编制一次。最终样本包括146,839个观察结果和48,043家独特的集体公司,其中96%只有一家工厂,确保了它们与当地政府距离的准确性。
2.政治参与度指标
(1)指标有效性检验
本文认为,如果一家公司离政府更近,它就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的参与。所以选取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指标来代理政府参与度。为了检验该指标的有效性,文章通过手工收集了东南西北部中四个省份(河北、广东、江苏、四川)政府官员访问企业的详细信息,编制一份政府官员访问当地公司的全面名单。作者将政府官员的对某企业的访问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该公司与政府的距离为解释变量,做了一次回归。结果表明,这类访问的次数随着公司与政府的距离而减少。与政客们的实地考察推动政府参与的主张一致,当与地方政府的距离更大时,政府参与度就会减弱。
(2)指标计算
根据公司与其地方政府的坐标计算之间的距离,用(X,Y)表示,其中X和Y分别是每个坐标的纬度和经度。坐标(X1、Y1)点A和坐标(X2、Y2)点B之间的距离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3.实证模型
本文为了研究企业与政府距离和企业业绩的关系,建立了以下实证模型:
其中因变量Y是世界银行调查中的回应,或人口普查数据中财务业绩的四种替代衡量指标之一:①OPOA—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②OPOE—营业收入除以权益总额;③ROA—净收入除以资产总额;④ROE—净利润除以权益总额。Distance为公司与其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以1000km为单位。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杠杆、规模以及成立年限等。还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行业—年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
1.来自世界银行调查的证据
本节提供了关于与政府之间距离的作用的调查证据,确定政府参与运作的潜在经济渠道。
首先研究了政府对企业生产、投资和就业决策、税收政策和产品市场竞争的干预。调查包括三个关于互动的相关问题:与政府的关系(“坏”从1到“非常好”为5),互动的总天数,以及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的政府官员的百分比。此外,调查还询问公司是否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处理政府关系。
表1中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这些互动中,遥远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比亲密的公司保持得更好,承认政府官员对其增长的积极贡献,在与政府互动上花费的时间更少,也不太可能任命特定的人力来处理政府,这可能节省政府互动的成本。这些结果表明,与政府的距离有助于公司避免与政府的过度互动。过度互动通常会导致寻租行为,并损害公司的业绩。
-表1- 公司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其次,分析总经理在生产、投资和就业方面的自主权问题。构造了一个指标变量,如果调查中的统计结果为100%,则等于1,否则为0。从表2的回归中可以看出,距离政府增加了公司在生产、投资和就业方面的自主权,距离系数是正的,在不同的自治指标中大小相似,尽管它们对生产自治只有统计意义,而对其他两种指标则无关紧要。
-表2- 企业自主权
再次,该调查还提供了有关经理报告的业务障碍的数据。本文还研究了与政府干预有关的可能阻碍企业增长的四个因素:税收管理、海关、地方保护主义和反竞争行为。取值从“无障碍”0到“非常高障碍”4。表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结果表明,关于与税收、海关、地方保护主义和反竞争行为相关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遥远企业管理者认为的要比靠近地方政府的企业的管理者认为的要小。
-表3- 政府政策:税收、海关、保护主义和反竞争行为
最后,由于调查证据显示了地方政府干预公司运营和政策的几种机制,接下来,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的有限样本估计政府距离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的重点是2004年的公司业绩。回归使用利润率来衡量公司的业绩,控制了公司的年龄和固定资产,还有城市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如表4所示,遥远的公司的业绩表现超过了更接近政府的公司。企业与政府的距离与其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表明,政府对被调查证据捕获的当地公司的干预与公司业绩不佳有一定关系。
-表4- 与政府的距离与企业利润率
2.来自人口普查的证据
在本节中,使用了企业水平的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与政府间距离、企业结果以及政策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参与的负面作用提供了系统和有力的证据。
首先,使用四种替代的性能度量来提供关于运营表现的证据。表5展示了对公司绩效的四个单变量分析结果。表中按照与政府之间距离进行分组,从左到右距离递增。估计表明,公司业绩与地方政府的距离单调增加。在1%的水平上,第一组与第四组的业绩差异是显著的。
-表5- 公司业绩单变量分析
其次,表6对这四个业绩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结果显示,距离回归系数是正的,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表6中列5还对利润率进行了回归,发现,与政府间距离和集体公司的利润率呈显著正相关,与世界银行调查的结果一致。
-表6- 与政府间距离和公司业绩
再次,为了进一步控制远近公司之间的差异,本文还对倾向评分匹配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基本上与表6结果一致,表明,与政府间距离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远近公司之间的差异所驱动的。
-表7- 倾向匹配得分
此外,本文还提供了一些图形以描述与政府间距离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图1显示,与政府间距离和公司绩效之间的距离每年都是显著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显著趋势;图2照与政府间距离分成五份,表明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最初,随着与政府的距离的提高,经营业绩显著提高。然而,超过了一定的距离,这种关系就变得相对较弱了。
-图1- 不同时间与政府间距离的影响
-图2- 分段回归的证据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1.稳健性检验
与以上得出的观点相反,还有一个假设认为政府通过向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提供补贴,在企业运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通过调查与政府间距离和政府补贴的关系来检验这一假设,经过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证据表明,“与政府间距离”和“政府补贴”之间无相关关系。
-表8- 政府补贴
之后,作者又对其他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表9中,遥远的公司在资产、权益以及销售方面有着明显更高的增长速度;表10中,在远离市级政府的地区,企业进入率更高。相反,偏远地区的企业的退出率较低。还发现,在遥远的地区,公司数量的增长率要高;表12中,探讨了遥远公司业绩优于临近公司是否是通过企业支出表现出来的。研究结果与这一假设不一致,因为反污染成本似乎随着公司与政府的距离而增加;表13中,对于更遥远的公司来说,公司每名员工的盈利能力更高,这与政府通过专注于以牺牲利润最大化为代价提高就业率而损害公司绩效的假设相一致。
-表9- 公司在资产、股权和销售方面的增长
-表10- 企业的进出率
-表11- 企业支出
-表12- 当地的就业情况
2.政府的搬迁
在本节中,通过在围绕外源性政府办公室搬迁的短窗口内进行的活动研究,进一步解决了对自选择的担忧,这些分析并不局限于在集体公司上。在样本期间,有23个城市搬迁了其政府,使用搬迁完成年前两年窗口作为搬迁前期,搬迁完成年后一年作为搬迁后期。
表13检验了政府搬迁与可能影响公司业绩的搬迁前的公司属性无关。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皆不显著;表14研究了与政府距离的外源性变化与绩效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更接近政府与绩效呈负相关,而离开政府与绩效呈正相关;表15将样本分为靠近政府的公司和远离政府的公司进行分析,接近地方政府的公司经营业绩中位数下降为0.5%-3.7%,而远离政府的公司经营业绩中位数改善为2.6%-4.5%。
-表13- 协变量平衡估计
-表14- 政府办公室搬迁前后公司业绩的变化
-表15- 距离越来越近或更远的公司
图3供了政府办公室搬迁后运营绩效的事件研究图。随着政府的搬迁,更远离政府的公司的业绩,相对于更接近政府的公司的业绩,已经有所改善。
-图3- 围绕政府办公室搬迁的事件研究
3.横截面数据
文章还探讨了公司与政府的距离与其运营绩效之间关系的横截面变化,主要考虑道路基础设施、政府规模和法律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和公路状况的改善,大大削弱了公司与政府的距离与其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当政府的规模高于中位数时,与低于中位数的水平相比,公司与政府的距离与其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明显低得多;法律发展的改善显著削弱了公司与政府的距离与其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政府参与在小型、未上市的中国集体公司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距离政府远的公司的业绩优于较近的公司。当政府规模较小,法律体系和地方基础设施也较不发达时,这种差异就会更大。文章还探索了政府角色的变化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几种渠道,并找到了与自主权、税收政策和反竞争行为一致的证据。
Abstract
Using a unique setting in China, where the geographic distance between Collective firm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s highly persistent due to legal restrictions on land ownership and mobility,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small firm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responses, we find that weaker government involvement, measured by greater distance from government,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firm autonomy and reduced taxes, protectionism, and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In the analysis of firm-level financial data, we find that distant firms have bett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higher growth and entry rates. We find similar results around exogenous government office relo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