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选民的选举问责是对官员腐败抑制的有效手段。文章基于巴西的反腐审计计划研究了揭露政治腐败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并分析了媒体对腐败信息的传播效应。研究发现，揭露政治腐败能够促进选民对在职官员的政治问责，强调了保障选民知情权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
许多已有的文献提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当公民能够获得关于官员表现的信息时，公民会根据官员的表现对官员进行政治问责(Manin, Przeworski, and Stokes 1999)，因此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够促使在职的政府官员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Besley 2006）。事实上，由于来自非独立可靠渠道的政治信息经常被操纵，因此鲜有经验证据证明公民会利用这些信息通过选票对政府官员问责。
2003年，巴西联邦政府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对市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随机审计。此次反腐行动通过抽签的形式随机抽取城市进行审计，为了保证抽签过程的公正透明，媒体代表、政党代表以及公民代表会被邀请来监督抽签。城市审计项目完成后，联邦审计总署会将审计报告递交给审计法院和立法委员会，随后会将审计结果在网上进行披露，并通过主要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布。
由于联邦政府的随机审计计划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随机性，其最终向公众公布的审计结果几乎不存在被操纵的可能性。基于此，文章利用联邦政府的随机审计计划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政府审计揭露政治腐败是否会影响选举结果，以及媒体对腐败信息传播带来的调节效应。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截至2005年7月，共有669个城市被随机选取进行审计并可获得其审计报告。由于文章研究关注于揭露政治腐败对重新选举的影响，而巴西的市长最多能够连任两个任期，因此将样本限制在第一任市长被审计的城市中，最终获得373个城市样本。
2.数据来源
文章认为，巴西联邦审计总署公布的审计报告中主要包括两类违规事项，分别是管理不善和腐败，并将采购欺诈、挪用公款以及虚开发票三类违规事项归结于腐败造成的。因此，文章将以上三类违规事项加总构造了官员腐败水平指标。除此之外，政治特征数据、城市特征数据以及媒体特征数据分别来自巴西联邦高等选举法院以及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
3.实证模型
 
文章用以上三个模型检验了揭露政治腐败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其中Ems代表在任市长在重新选举中的表现，分别用是否重新当选以及重新选举的结果特征作为衡量指标；Ams是虚拟变量，在2004年10月的重新选举之前被审计的城市为1，重新选举后被审计的城市为0；Cms代表审计报告中包含的审计发现的腐败数量；Mms代表城市地方电台的数量；Xms是包括政治特征、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Vs代表州的固定效应；εms代表随机扰动项。
第一个模型中，系数β检验了相对于重新选举后被审计而言，在重新选举前进行审计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第二个模型中，系数β2检验了重新选举前审计发现的腐败数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第三个模型中，系数β6检验了媒体传播腐败信息带来的调节效应。
实证分析
表1列示了第一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2)包括所有第一任期的市长在样本期间内被审计的样本，其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重新当选的虚拟变量；列(3)-(7)仅包括参与重新选举的市长在样本期间内被审计的城市样本，其被解释变量加上了参加重新选举的最终选举结果。文章研究发现，仅当被解释变量为获取选票份额变化时，Preelection audi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重新选举之前是否被审计并不会显著影响到重新选举结果。

-表1-  选举前被审计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表2列示了模型二的实证结果，列(1)-(2)为线性回归的结果，其中(1)为不包括控制变量的结果。文章研究结果显示交乘项（简称AC）的系数均不显著。文章通过观测被发现的腐败水平与是否重新当选的折线图发现AC的系数不显著可能存在两点原因：一是腐败水平与选举结果的关系可能为非线性关系；二是异常值的影响。因此文章在列(3)中加入了AC的平方项，在列(4)中采用了半参数回归，在列(5)-(6)中分别删除了腐败数量大于5和4的城市样本。实证结果发现，列(3)中AC的系数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列(4)中当经审计报告的腐败水平为2和3时，AC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剔除高腐败水平的异常值后，列(5)和列(6)中 AC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文章认为，由于腐败数量大于5的城市少，并且线性回归列(1)-(2)中，number of corrupt violations的系数符号与列(5)-(6)的系数符号不一致，因此文章认为线性回归AC的系数不显著的原因是由异常值造成的，而并非存在非线性关系。 
尽管审计计划以及选举的时间是外生的，但是参与审计的审计师可能存在腐败，特别是选举前被审计的城市市长存在强烈的动机去贿赂审计师以获取有利的审计报告。文章认为这些审计师是联邦审计总署通过公开竞争选拔的，并且报酬丰厚，因此存在被贿赂的可能性不大，并且没有发现审计师被贿赂的现象。除此之外，文章也采用实证分析排除了这一点担忧。如果审计会被操纵，选举前被审计的城市中有两类市长会操纵审计结果：一是有政治关联的市长，其有能力贿赂审计师；二是第一次选举中“险胜”的市长，其有动机去贿赂审计师。但是实证结果显示，在选举前被审计的城市中这两类市长被查出的腐败数量并不显著低于其余城市。同时，在控制了上述两类市长的替代变量后，文章实证结果并未改变。

-表2-  审计发现的腐败数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表3列示了模型三的实证结果，列(1)-(2)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交乘项（简称ACM）的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证明了媒体传播腐败信息带来的调节效应。由于媒体的度量指标可能与城市的其他特征高度相关，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在列(3)-(4)中加入了人口特征（人口密度、文化水平、城市人口比率等）和制度特征（政治竞争等）与AC的三交乘项。实证结果显示，ACM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3-  审计发现的腐败数量以及地方媒体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研究讨论
文章研究发现选民会基于揭露的政治腐败对在任官员进行选举问责，但是仍存在三个潜在的替代性假说。
1.政治能力不足
第一个潜在的替代性假说为审计报告披露的腐败信息可能被选民理解为在职官员的政治能力不足（或认为官员缺乏政治能力去掩盖腐败），因此再当选率降低可能是由于选民对官员政治能力不足厌恶导致的。文章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点原因排除此替代性假说：首先，如果腐败水平与政治能力相关并会影响选举结果，那么重新选举后被审计的城市公布的腐败数量应该也会影响选举结果，但这与实证结果不符；其次，如果政治能力会影响选举结果，那么政治能力强的在任市长在其第一次选举中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控制了在任市长在其第一次市长选举中竞争优势后并不影响文章的实证结果；最后，从理论上讲，市长的能力是与教育程度相关的，如果政治能力与腐败水平相关，那么市长的教育程度与腐败水平也应相关，但是实证研究发现，不仅市长的教育程度与腐败水平无关，而且控制了市长教育程度后文章的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2.非信息渠道
第二个替代性假说为审计结果会通过非信息渠道影响选举结果，比如审计结果可能会迫使在任市长更换竞选策略、竞争党派会选择一个更廉洁的市长竞选人，以及导致更为激烈的竞选。文章认为以下两点原因可以排除此替代性假说：首先，如果被审计会迫使参选各方改变竞选策略，那么在选举前被审计的城市中，被审计时间的先后会影响选举结果，但是文章的实证结果排除了这一可能；其次，如果审计的信息会被竞选各方使用，那么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审计信息会被更广泛的使用，文章控制了选举竞争程度与AC的交乘项后，文章的实证结果并未改变。
3.更少的竞选捐款
第三个替代性假说为被查出较多腐败数量的市长可能会收到更少的竞选捐款，导致在再次选举中表现不佳。文章认为以下两点原因可以排除此替代性假说：首先，文章控制了竞争捐款与是否在选举前进行审计的变量的交乘项，但是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并且文章的实证结果并未改变。其次，一般而言，在选举前被审计的城市中，其越早被审计并披露腐败会导致其获得更少的竞选捐款，因为距离选举时间越近，其已经获得捐款的越多，但是文章并未发现在选举前被审计的时间先后会影响再选举结果。
 

研究结论
文章利用了巴西联邦政府的随机审计计划和媒体的研究发现，选民会基于揭露的政治腐败水平与自己的预期腐败水平对官员进行选举问责，如果在任官员的腐败水平低于选民的预期，那么选民将在重新选举中更多地支持该官员，相反则会对该官员进行惩罚，在选举中减少对其投票。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会通过传播腐败信息让更多的选民了解在任官员的腐败水平，提高选民对官员的选举问责程度。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保障选民知情权能促进选民对官员进行政治问责，在选举中支持更为优秀的竞选候选人，鞭策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publicly released audit report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sclosing information about corruption practices on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In 2003, as part of an anticorruption program, Brazil's federal government began to select municipalities at random to audit their expenditures of federally transferred funds. The findings of these audits were then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and disseminated to media sources. Using a data set on corruption constructed from the audit reports, we compare the electoral outcomes of municipalities audited before versus after the 2004 elections, with the same levels of reported corruption. We show that the release of the audit outcome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cumbents' electoral performance, and that these effects were more pronounced in municipalities where local radio was present to divulge the information.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value of having a more informed electorate and the role played by local media in enhancing political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