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达成共识，但如何有效开展反腐行动并无标准方案。现有研究发现国家政治制度、司法和检察机构等能够有效制约官员行为（Becker，1968）。然而制度和机构作用的发挥仍受制于政府监测腐败的能力，执行政府审计有利于政府发现腐败行为。文章基于巴西开展的以随机审计为主要手段的反腐计划，探究政府审计对地方腐败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审计对腐败的作用机制。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审计通过影响官员选举晋升和司法问责来抑制地方腐败，审计将提高地方官员遭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

研究背景
巴西是世界上分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市政当局都会从联邦政府获得数百万美元来供给初级教育、医疗健康和环境卫生等基础公共服务，地方官员对于这些资源的利用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与高额转移支付不相匹配的是联邦政府监管不足，这导致了严重的地方腐败。巴西的腐败问题通常表现为商品和服务采购的欺诈、资金的转移以及商品和服务的过高报价等形式（Ferraz & Finan，2011）。已有研究发现在获得的联邦转移支付更多或地方媒体和司法机关缺位的城市，腐败更为普遍（Brollo et al., 2013；Zamboni & Litschig，2015）。
为解决以上问题，联邦政府在2003年成立了“总审计长办公室”（Office of Comptroller-General,以下简称CGU），该办公室的功能独立自主，汇总所有联邦政府的内部控制活动并且负责制定打击腐败的政府指令。为建立横向问责，联邦审计法院（TCU）、联邦检察院（MPF）以及联邦警署，负责检查、控制、纠正和指导针对公职人员和政客的法律行动以防腐败发生（Power & Taylor，2011；Speck，2011）。
在CGU成立后，其发起了一项针对市政府的反腐行动，即“公众抽签式监管计划”。该计划对市政府使用联邦资金情况采取随机审计，先是在26个随机选定的来自不同州的市政府中开展，不久后再对抽签选出的60个市政府进行审计，居民数达50万以上的所有市都将有资格参与抽签。一旦被抽中，CGU将收集过去三到四年间中央政府对该市的联邦资金转移支付情况，并且发布一项随机选取的检查令，每一项检查令代表着对特定政府项目（比如学校建设、医疗采购等）的审计任务。在执行检查令时，10-15名审计师将进驻该市并展开为期1-2周的审计，检查账户和文件、市政工程建设质量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情况，检查完成后将出具一份包括所有违规行为的详细报告，该报告被递交至CGU、TCU、MPF、当地司法机关、联邦警署和立法机构，并且相关信息经由CGU整合以后将发布到网络上。
为增强CGU的审计能力，该项计划也不断地进行规则调整。虽然这些调整会影响哪些市政府被审计，但是因为抽签是由各州组织进行，同一州内各市被审计的概率不变。尽管各市的审计概率固定，但每个州内被审计的城市数不断变化，具体数目在抽签开始前才可获知，此外，因为联邦预算的浮动性，市长很难预测其任期内的抽签次数，故市长并不能准确感知审计风险的大小。
随着项目的推进，该项计划成为巴西反腐行动中的有力武器，从CGU审计中获得的信息被用于官员选举、选民投票以及官员问责（Ferraz & Finan，2008）。联邦警署和联邦检察院能够利用审计结果更好的瞄准调查目标，有效打击了腐败政客和公职人员。在此过程中，当地媒体发挥了重要的增效作用，例如广播作为巴西最重要的媒介之一，通过促进相关信息传播，使得官员和选民了解到邻省的审计情况并预估未来受到法律问责的概率。

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文章聚焦于2004-2008年以及2008-2012年两届任期，因此，文章的主要样本区间为2006年7月至2013年3月（第22-38项抽签），各项数据获取情况如下。
首先，文章中关于官员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数据均来自CGU管理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每一项检查令中审计师所发现的所有不法行为编号及具体情况（例如部门和政府项目信息、联邦转移支付数额以及审计发现的问题）。对于每一项审计发现问题，审计师都将描述具体情况并根据性质将其划分为管理不善（例如文件填写不当或设备储存不当）、中度腐败和重度腐败。文章在构建市级-抽签项层面的指标时，将有关管理和程序的问题划分为管理不善类，将中度和重度腐败结果均作为腐败类。
其次，政治结果的数据（例如再次竞选、投票份额和市长特征）来自于巴西最高选举法院，该数据库提供了2004-2012年间市级选举的结果，并详细记录了市级候选人的总票数，性别、教育背景、职业和党派等个人特征信息。
再次，文章采用了CGU主页提供的联邦警署出警情况数据，对于每一项惩处结果，通过检索联邦警署专项行动名称、目标城市的名称以及“市长”或“腐败”等关键词，文章构建了包含目标城市、惩处结果和市长参与或被逮捕情况的数据库。
复次，文章从巴西国家司法委员会数据库获取了市长任职期间因行为不当被定罪的信息，该数据库对于每一项定罪，记录了违法类型（例如违反行政管理准则或者转移资源）、起诉法院以及日期等。文章将该数据同选举数据进行匹配，一旦市长被定罪他将在至少五年内禁止参与选举。
最后，城市特征数据来源于巴西地理统计局，该数据依托2000年人口普查，包含了人均收入、收入不平等度、人口密度、城市人口比重以及受教育人口比重等重要变量。为进一步控制不同城市的制度特征，文章还使用了1999年的市政府调查数据，该调查包括公共管理的各方面情况和结构化特征信息（例如公路比例、是否有联邦法官），此外它还提供了对媒体可及性的衡量，即各城市的广播台和日报数。
2.主要模型与变量
文章通过模型(1)检验抽签式审计能否降低腐败。模型中，因变量Corruptionmst为m市在t审计中发现的腐败违法数量取自然对数，自变量Past Auditmst为虚拟变量，指执行t审计时m市是否在过去已被审计。Z’mst表示一系列城市特征组成的控制变量，nosmst为审计师所执行的检查令数，由于执行的检查令数量越多，发现的违法情况也越多，故文章在回归中分别采用参数或非参数两种形式进行控制。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州固定效应vs和抽签项固定效应μt。
 
进一步地，为估计抽签式审计对腐败的具体影响效应，文章采用模型(2)检验了审计是否增加联邦惩戒或调查的可能性。模型中，因变量Legalmt为虚拟变量，表示t年m市是否受到法律制裁（例如对腐败官员的处分），自变量Auditedmt在该市经历第一次审计之后便取值为1。该模型控制了市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实证分析
首先，文章运用OLS对模型(1)进行估计检验审计对于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影响。表1列(1)-(3)的因变量为未分类的所有违法行为数，列(4)-(6)为管理不善类违法行为数，列(7)-(9)为包括中度和重度腐败在内的腐败类违法行为数。根据回归结果，相比较没有被审计过的市，过去有审计经历的市将表现出更少的总体违法行为和腐败类违法行为，但是否有审计经验与管理不善类违法间并无显著关系。
-表1-  实证回归结果
其次，文章检验了审计的溢出效应，在模型(1)中加入经历过审计的邻省数量作为自变量，由于地方媒体能促进审计情况在相邻市间的传播，故构建媒体变量（该市是否存在地方广播和电视台）与自变量的交乘项。此外，文章继续控制来自同州同党派的其他市长所在市的被审计次数。回归结果发现，当存在广播或电视等地方媒体时，邻省审计表现出显著溢出效应，没有地方媒体时，这种溢出效应不复存在，而同党派间审计表现出较弱的溢出效应。
最后，对模型(2)回归来检验该市被审计与进一步法律制裁的关系，分别检验因变量为所有法律制裁、警方质押以及法院起诉两类不同的法律制裁手段。回归结果显示，相对没有被审计过的城市，有过审计经历的市受到进一步法律制裁的可能性更大，且对于两类不同的制裁手段该效应都显著存在。文章为进一步巩固结论，将审计得到的腐败类和管理不善类违规数分别与法律制裁手段进行回归，检验发现腐败类违规同进一步法律制裁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管理不善类并无显著结果。

机制检验
1.竞选和法律规制效应
竞选和法律规制效应均会使得官员在审计压力下减少腐败行为，竞选规制是指有连选动机的官员通常会控制自身腐败行为来谋取选民的认可，而法律规制是由于腐败可能导致高昂的违法成本，官员恐于遭受法律制裁从而减少腐败行为。为更干净地检验竞选和法律规制效应，文章聚焦于在市长的同一任期内经历过两次及以上审计的城市，市长任期未变则不存在选举行为的干扰，通过限定样本范围对模型(1)进行初步回归，排除了审计导致的政治选择或者进入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市长是否在第二任期的虚拟变量来构建其与自变量的交乘项，由于第二任期的市长的竞选动机更弱，有助于排除选举规制效应，单独分析法律规制效应。此外，为排除替代性假设，即第二任期的市长可能存在竞选更高职位的动机，文章运用logit模型预测了市长竞选倾向，将其加入回归方程中并构建交乘项。通过以上方法，大致剥离出竞选规制效应和法律规制效应，初步回归结果表明在竞选或（和）法律规制效应作用下，审计能够使得腐败行为降低12.7%，而两项交乘项分别加入前后的回归结果并无显著差异，法律规制效应占具主导作用，竞选规制效应很小。
2.政治选择效应
为检验政治选择机制，文章比较了被审计且连任的市长与未被审计而连任的市长，若选民通过投票来表达对腐败官员的惩罚，则经过审计而连任的市长应是公认的“清官”，其腐败水平比未经历审计而连任的市长更低。文章将样本限定为获得连任的市长所在市，并对模型(1)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体现的是政治选择和法律规制的混合效应，结合前文得到的法律规制效应大小进行对比，该结果中政治选择效应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3.政治进入效应
审计还有可能通过政治进入机制来降低腐败，由于审计存在震慑功能，使得具有腐败倾向的候选人望而生畏，筛选出更为清廉的官员。文章聚焦于在公开席位选举中选出新任市长的市，比较前一年被审计和未被审计的城市之间腐败水平差异，由于现任官员不再参与公开席位选举，可直接观察到审计作用于潜在候选人的结果，进而排除政治选择效应的干扰。文章通过限定样本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前一年未经审计的城市，经过审计的城市腐败水平显著更低，但该结果为竞选规制、法律规制和政治进入效应的混合作用，结合前述分析得到的各效应净值，文章发现腐败降低主要来自于法律规制效应的驱动。
4.替代性假设
文章认为除上述四类机制之外，官员可能通过隐藏腐败行为来应对审计，在这种假设下腐败行为并未真正降低，而是有所转移。作者认为有两大理由能排除该替代性假设，首先市长很难准确预测到下一轮的审计区域或项目；其次可对下一轮审计结果中的腐败类型进行回归检验，如果腐败被转移，腐败类型应有所不同或者同一类型的腐败数量显著减少，回归后的结果均不支持上述结论。因此，该替代性假设得到了排除。

研究结论
文章采用理论模型、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等多种研究方法（限于篇幅未全部展示），揭示了巴西所推行的政府审计在打击腐败过程中的实践成果和路径。文章发现，相较于未被审计过的城市，经历了审计的城市腐败水平减少8%。审计的作用在市际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当地媒体能够促进邻市审计信息的传播，使得其他城市受到威慑进而控制腐败水平。此外，文章进一步证实审计通过提高腐败官员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来降低腐败水平，法律规制效应是驱动审计降低腐败的主要机制。文章的结论为联邦政府在开展随机审计过程中如何在反腐机构中进行资源分配提供了指导意见，要达成可持续性反腐目标，应当致力于提高州政府监察和惩戒腐败官员的能力，不断增进完善法律体制建设。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government audits of public resources can reduce corruption by enhancing political and judiciary accountability. We do so in the context of Brazil’s anticorruption program, which randomly audits municipalities for their use of federal funds. We find that being audited in the past reduces future corruption by 8 percent, while also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experiencing a subsequent legal action by 20 percent. We interpret these reduced form findings through a political agency model, which we structurally estimate.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duction in corruption comes mostly from the audits increasing the perceived nonelectoral costs of engaging in corru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