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检验了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的变更对其来源州政府及辖区内企业的影响。文章主要发现为:当委员会主席上任后，其来源州政府收到的联邦专项转移支付增加、总转移支付增加、政府采购合同也增多；辖区内企业资本性支出减少、研发支出减少、股东分红增加，并且企业雇佣水平降低、销售收入增长率下降。在委员会主席离任之后，所有效应随之发生反转。

理论分析
首先，文章说明了政治家的政治性身份影响所在州的公共支出。Atlas et al.(1995)和Hoover and Pecorino(2005)均发现，参议院议员人均数量影响州级联邦支出。Levitt and Poterba(1999)发现，国会议员身份影响其所在州的联邦支出，并提升了其所在州的经济表现，但这一效应仅存在于下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身上。Aghion et al.(2009)则发现，国会拨款委员会的委员身份正向影响所在州的教育支出，并支持该州的长期发展。
其次，文章分析了州级政府的公共支出是如何影响辖区内企业的。第一，联邦转移支付的增加，会导致该州居民财富的增加、劳动的边际效用降低，从而使他们更倾向于清闲度日而不是努力工作。因此，企业资本生产效率下降，企业不得不削减投资、减少产出。除了导致企业资本生产效率的下降，联邦转移支付本身也会结构性地替代私营资本投资。第二，由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实体资本与知识资本的生产力都降低了，企业应减少资本性支出与研发投资，然后将其分给股东。第三，联邦转移支付的增加，导致该州内个体感知到的财富水平增加，因而会使人们更倾向于休闲娱乐，就业水平自然就会下降。再者，政府增加了政府职员的雇佣水平，可能会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因而导致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减少。

研究设计
文章样本包括1967年至2008年的所有上市企业，共16734家，还包括Finance等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委员会。在1976至2008年这42年间共有232例委员会主席上任的事件发生。
主要的解释变量为主席上任系列变量，包括Shock_Top1ChairOnly、Shock_Top1Chair&Rank、Shock_Top1ChairOnly (House)等。其中，Shock_Top1ChairOnly 是指Finance委员会的主席上任前后，Shock_Top1Chair&Rank是指Finance委员会的主席或非执政党的最有资历的人上任前后，而Shock_Top1ChairOnly (House)是指(众议院)Finance委员会的主席上任前后。这系列变量在主席上任当年开始至后六年均取1。此外，主席离任系列变量的取值与主席上任变量类似。

实证分析

文章发现，主席上任后，主席家乡所在州收到的联邦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了40%至50%，州一级的总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了9%至10%，政府采购合同增加了24%。同时，主席上任也会对辖区内企业产生影响。主席上任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降低了当地企业的投资活动。 企业行为的这些变化，在主席当职期间一致存在，在主席卸任时反转。
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首先分别排除了三个替代性假说。第一，文章主要回归结果是由那些权势较强的主席导致的，而不是一般主席普遍具有的效应。因此，将参议院主席样本剔除，以众议院主席上任为外生冲击重新拟合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第二，文章主要回归结果是由对经营环境较为敏感的小企业导致的，而不是一般企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将小企业剔除，仅保留较大的企业作为样本重新拟合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第三，文章主要回归结果不是由主席上任导致的，而是上一任主席卸任导致的效应。因此，将上一任主席所在地的相关样本排除重新拟合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
其次，文章进行了DID动态回归，以检验平行趋势及政策效应。主席上任前一年效应不显著，说明数据符合平行趋势，而主席上任后的效应均是显著的。
最后，文章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文章认为，联邦财政转移支付与企业资本性支出之间存在内生性，于是采用主席上任事件作为工具变量，研究联邦财政转移支付与企业支出、研发支出、销售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

进一步分析
首先，文章还从理论上排除了公共支出挤出私营部门投资的两个传统的途径——税、利率。主席上任事件给州级公共支出带来的提升，仅仅是把上一任主席家乡州的转移支付转移到了这一任主席的家乡所在州，并未投入新的联邦资金，因此不会导致税收或借款成本的增加。此外，文章还识别了生产要素竞争这一新的影响机制。生产要素包括州内劳动力、房地产等固定资产要素，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导致这些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减少规模、转移投资。如果州内的生产要素余量尚足，那么公共支出的增加对企业运营的阻碍作用会降低一些。文章首先定义了集中经营的企业：无法将其投资转移到该州以外，很难接触到洲际的资本、土地及劳动力市场的企业。然后发现，集中在一个州进行运营的企业受影响更大，从而证实了生产要素竞争是公共支出对企业影响的其中一个作用机制。
其次，文章进行了一些异质性分析，并发现：（1）公共支出对私营经济的挤出效应在产能更高的行业内更显著，因为产能高的行业企业有足够的空间去降低其投资水平。（2）在州级雇佣水平大于其长期历史平均值时，企业对财政支出外生增加的反应更强。即当劳动力市场供给弹性不足时，公共支出的增加挤出了私营部门的雇佣劳动力。（3）在州级实际GDP增长率大于其长期历史平均值时，企业对财政支出外生增加的反应更强。此时，由于有些劳动力与资本能在州与州之间流动，可能不会受到某个州经济情况的影响，但却仍会受到国内总趋势的影响。因此，文章又用美国实际GDP重复了一遍，结果一致。
接着，文章又分析了对企业其他支出的影响，发现企业的资本性支出在主席上任的前两年里就开始下降，给投资者的分红在前两年里就开始增加，而企业的雇佣水平和研发支出则是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才逐渐下降。
最后，文章还分析了公共支出的增加是否会影响所有私营部门的经济情况以及整个州的经济发展。结果发现，公共支出的外生增加导致了州级GDP水平的下降，州级雇佣水平和人均收入也有所下降。

研究结论
文章以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的变更为外生冲击，研究了公共支出的外生增加对州政府及其辖区内企业的影响。文章主要发现了，主席的上任会增加其所在州联邦转移支付水平的提升，并继而影响在该州经营的企业。进一步说，主席上任后，所在州收到的专项拨款增加，总转移支付增加，政府采购合同增加；同时，企业资本支出减少，研发支出减少，股东分红增加，雇佣水平下降，销售收入增长下降；最后导致州GDP下降，州级雇佣水平下降，州级人均收入下降。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a new empirical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the private sector. Our key innovation is to use changes i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chairmanships as a source of exogenous variation in state-level federal expenditures. We show that fiscal spending shocks appear to significantly dampen corporate investment activity. This retrenchment occurs within large and small states and is most pronounced among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firms. The effects are economically meaningful, and the mechanism—entirely distinct from interest rate and tax channels—suggests new considerations in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rivate-sector economic a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