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根据Rubin（1988）的费用模型构建了市政审计费用模型。因变量是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债务对数，债券评级，财务报告的形式，“旺季”的审计绩效，审计是否通过竞标，是否为六大审计公司成员，以及审计和财务官员的任期。

解释变量包括：审计行业经验，在德克萨斯州学区的审计质量研究中，Deis和Giroux（1992）发现审计质量与审计公司的行业经验正相关，所以作者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六大审计公司成员来衡量审计行业经验。审计调整，审计调整的数量按十项调整的增量进行分类，以降低该项目对调查对象的敏感度。审计意见类型，在政府部门，尤其在固定资产方面，保留意见较为普遍。由于许多政府缺乏固定资产的记录，所以会提出保留意见。但是，如果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记录却是非保留审计意见，说明这与增加的审计工作相联系。因此，作者假设固定资产的保留意见与低审计费用相联系，而其他审计意见类型则与高审计费用相联系。代理成本，作者使用当地筹集的一般基金收入百分比，作为与纳税人服务资金相关的代理成本的衡量标准；将物业税率作为纳税人服务资金的第二个衡量指标。由于政府的出现，可能会产生额外的代理成本。Copley（1989）认为，拥有职业经理人的政府形式可能会有更好的控制系统和更低的审计成本。所以作者将城市管理者的政府形式作为一个变量，但不对这个变量的系数方向做出预测。另外，与城市管理者变量类似，作者还使用一个指标变量来区分城镇政府形式。政治竞争，作者在模型中纳入了政治竞争的两种衡量标准，以测试审计费用是否随政治竞争而增加。无党派政治竞争的衡量标准是在前两次选举中没有连任的民选官员的百分比。对于以党派为基础进行选举的实体，政党竞争的党派措施被定义为少数党所拥有的当选席位的百分比。

作者使用1988年密歇根州市政当局的审计费用来测试该模型。使用此样本有助于作者从所需的财务报表，选举结果和财产税记录中收集额外数据。密歇根州也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实体，国家内部的政治并不是由一个政党主导。虽然从一个州选择样本可能会限制结果的普遍性，但作者认为文章中使用的变量可推广到其他州和其他政府实体。

作者调查密歇根州人口超过2500人的216个城市和村庄，以及人口超过5000人的141个乡镇，这些乡镇是由密歇根州市政联盟(1989年)和密歇根州乡镇协会(1989年)发布的目录中确定的。如果一个或多个费用回归变量缺少数据，则删除观察结果。删除的最常见原因是未能提供审计调整的数量。收集了来自92个城市和村庄以及79个乡镇的可用信息。作者直接从密歇根州地方政府服务局的财务报告中为每位受访者收集了其他变量。财产税信息来自国家税务委员会（1988）的报告。选举结果信息来自报纸报道，并通过电话采访市镇文员。

作者通过OLS回归，在市政审计费用模型中纳入反映市政会计和审计环境的其他变量，主要包括审计行业经验、审计调整、审计意见类型以及政府形式的代理成本和政治竞争等，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审计行业经验的回归结果正如预测的那样，该变量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这表明审计行业经验存在费用溢价。回归结果显示审计费用与审计调整数量正相关，除了捕获审计调整对审计成本的直接影响之外，审计调整数量增加导致客户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提高，从而增加审计测试程度和审计成本。然而，作者没有发现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关于代理成本，政府城市管理者的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不支持政府形式的城市管理者拥有更高的代理成本，但是与Copley（1989）关于城市管理者政府可能拥有更好的控制系统观点一致。政府类型的系数，仅适用于组合回归，是无关紧要的。另外，政治竞争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政治竞争与审计费用之间缺乏强有力的关系，与审计可能不是监督政治行为的最有效手段观点一致。

文章的研究表明，审计行业经验存在费用溢价，拥有较多市政客户的审计公司收取了更高的费用。审计调整在政府部门中很常见，而且审计费用与审计调整数量正相关，对依赖市政财务报表的投资者和政府官员以及审计人员来说，未来在评估市政审计业务风险时，可能会对这些审计调整的性质感兴趣。关于审计意见类型，作者没有发现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调查市政审计意见类型对市政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重要性。另外，较少证据表明审计费用与政府形式的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而且政治竞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政治竞争可能是其他监测信号的重要决定因素。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更广泛的公共部门监测激励措施，包括纳税人资助服务范围的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