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担保被认为是预防银行业危机和减轻其负面影响的有效工具。然而，由于担保给政府并最终给纳税人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也因此受到很多的质疑。考虑到公共资金的大量使用，以及对现有担保计划的重大修改，近期的危机重新激起了各界人士对政府干预银行部门可取性和设计的兴趣。

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政策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政府担保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扭曲上：由于银行不能完全承担其可能倒闭的成本，政府担保会诱使它们承担过度的风险。其结果是，提供担保甚至仅仅是宣布提供担保，都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严重程度增加，从而导致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成本增加。

除引发道德风险外，政府的担保也可能导致实际的和潜在的巨额支出，甚至威胁到主权偿付能力。公共财政的恶化降低了担保的可信度，从而降低了其在维持银行业稳定方面的效力。2008年爱尔兰危机事件清晰的说明了政府担保引发的风险以及政府在引发危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2008年9月底，爱尔兰政府宣布推出全面担保，以应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引发的国内银行业动荡。这一声明导致主权信用违约互换息差迅速扩大，在随后的担保后阶段，银行与主权信用违约互换的息差也随之扩大。

银行-主权关系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文献中，担保只表示联系银行与主权国家稳定的渠道之一，其认为银行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传递主要渠道为银行对主权债券的持有，而担保只起辅助作用。然而，理解政府担保在银行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关于担保的现有文献，还是关于银行-主权关系的文献，都忽视了这一点。

为了分析政府担保在银行-主权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银行业和主权债券市场的全球博弈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银行和政府面临着展期风险，都比较脆弱。这一框架使其能够内生地确定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以及政府担保的提供和规模对银行和主权稳定及其相互影响中所起的作用。

在该模型中，银行提高了国内消费者的税后禀赋，并将其投资于一项高风险投资，而这种投资的回报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前景。国内消费者是规避风险的，他们的效用来自于私人和公共产品。考虑一个由银行业和主权债券市场组成的三期经济（t = 0，1，2），公共产品由政府在日期为2时提供。在日期为0时，政府从两个途径筹集资源：向国内代理商征税和向外国投资者发行债券。政府将所有这些资源都投资于一个有风险的项目，其回报也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前景。在中间日期，每个存款人和投资者都会收到关于国内经济前景的不完全的信号，根据这个信号，存款人决定是否挤兑和投资者决定是否展期。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他们会比较从第1天撤出的收益与从投资到第2天滚动的收益。

在这一框架下，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担保在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及其相互作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将存款人和债权人的撤资决定联系在一起，是存款人和主权债权人行动战略互补性的来源。这是因为担保的提供依赖于政府的可用资源，而这些资源又由主权债权人的展期决定以及存款人的数量决定。投资者在主权债券上的滚动投资越少，政府可用来支付担保的资源就越少，因此对存款人的还款就越低。从理论上讲，存款人越多，政府需要向银行转账的金额就越大。从而，政府的预算更加紧缩，主权债权人的预期还款更低，主权违约的可能性更高。正是这种战略互补性为银行与其主权之间的负反馈循环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循环中，提供担保所导致的主权违约概率的增加会降低担保维持银行稳定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