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条例假定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能够更好地评估政府的受托责任与绩效(GASB，1999年；IFAC，2005年；波特，2002年)。然而，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用于政府会计主体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尚未有定论(Barton，1999、2005；Walker等，1999、2000)。例如，美国扩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对政府会计主体披露要求的阻力主要源自执行与监测的成本，以及对此类信息是否存在充分的需求(Barton，1999；Copley等，1997；Jones和Puglisi，1997；Rowles等，1998)。如果遵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成本很高，且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并没有明确的益处，那么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强加于地方政府可能会违背公共利益(Baber和Gore，2008)。

综上，对地方政府而言，权责发生制提供的信息是否有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文章考察了在预测未来现金流时，地方政府当期收益与当期现金流相比，能否提供增量信息，并在此过程中考察了权责发生制是否能提供更好的经济绩效衡量标准。此外，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文章研究了地方政府的收益是否具备稳健性，此处的稳健性指更及时的确认损失而不是收益。

监管机构要求政府会计主体实行权责发生制是由于其认为权责发生制能够更及时的确认经济交易，从而更好地衡量真正的经济业绩。然而，政府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否有此类需求尚不可知。对于企业而言，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对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的需求(Decimow，1994)，但是政府会计主体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可能不太倾向于通过财务报告直接监督地方政府，从而导致对政府高质量财务报告的较低需求(Zerman，1977)。由于权责发生制的编制成本较高，若是对地方政府财务报告信息的需求度较低，相应的，对权责发生制工作的投入也会较低。综上，权责发生制是否有利于衡量地方政府经济绩效尚不可知。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1：在预测未来现金流时，地方政府基于权责发生制确认的收益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

如果低质量的权责发生制表明对地方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度较低，则财务报告质量的其他属性也可能较低。文章研究的财务报告质量的第二个属性是财务报表确认经济损失的及时性，及时确认损失通常能够增加财务报表的的有用性。Ball和Shivakumar(2005)认为，由于潜在的诉讼成本，对上市公司高质量财务报表的需求促使管理者与审计师更及时的确认经济损失。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即及时的确认损失能够减轻与管理者投资决策相关的代理问题。

在地方政府中，报告的利润没有作为股息直接分配给居民，也没有任何基于收入确认管理者报酬的证据。此外，与企业相比，政府利益相关者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不太可能在契约关系中发挥核心作用。文章预测契约关系不太可能对稳健性产生激励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H2：与报告收益相比，地方政府报告损失的方式不会更具及时性

文章还测试了地方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横截面差异。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公民、立法与监督机构、债权人等，文章认为地方政府的相关特征导致对高质量财务信息的不同程度的需求，并预测地方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和稳健性会随对信息的需求程度而变化。

具体而言，文章预测，地方政府越大，拥有外部利益相关者越多，对其高质量信息的需求越高。这些政府主体也可能有更长的业务周期、更激烈的政治竞争与更高的代理成本。地方政府越大，在编制财务报表方面也可能具备更专业的知识技能，且由于规模经济，他们可能拥有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系统。文章还预测，契约动机表明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可能为了监督目的而使用财务报表，此时对高质量财务信息的需求会更高。因此，文章选取债务水平与政府拨款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为对象，对其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与稳健性进行测试，此外，文章还对面临更大政治竞争的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的质量与稳健性进行了测试。综上，提出下列假设：

H3a：地方政府权责发生制的有用性与地方政府的特征无关。

H3b：地方政府确认损失的及时性与地方政府的特征无关。

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澳大利亚各地方政府1996年至2003年的财务报告，经随机选样最终选取2058份报告作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