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ublic Accountability: a New Paradigm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s

中文标题：公共问责制：学院和大学年度报告的新范式

原文来源：David Coy.2001.“Public Accountability: a New Paradigm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12 (1):1–31

供稿：黄莎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涉及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丑闻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公众的信心，因而加强对官员和机构的问责制成为社会广泛的要求，为了适应环境发展的需求，文章以美国大学年度报告为例阐述如何在高校报告中建立起公共问责制概念框架，使得其报告超越以往决策的范畴，体现出公共责任的特点。并据此提出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范式——公共问责制，在以往的决策有用观上做进一步的延伸，从而更好地适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涉及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丑闻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公众的信心，加强对官员和机构的问责制因而成为社会广泛的要求。目前出具的财务报告都是基于决策有用观编制的，认为财务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定量的财务信息，对绩效等非财务信息的提供少之又少，这样的财务报告很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需求。大学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任何特定大学的模式都是社会环境的反映。因此文章以美国学院和大学年度报告为例，阐述如何在高校报告中建立起公共问责制概念框架，使得其报告超越以往决策的范畴，体现出公共责任的特点。并据此提出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范式-公共问责制，在以往的决策有用观上做进一步的延伸，从而更好地适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理论基础

1.决策有用观

决策有用观最早出现在1970年左右的美国，它主张财务报告的基本目的是为特定的报告使用者，特别是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有关企业定量的财务信息，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做出经济决策。在过去二十年中得到了广泛接受和认可。但是决策有用性范式并非完美的理论，随着社会发展，有批评者指出仅仅从决策有用观出发，报告使用者在作出经济决策时只关注如何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却忽略了资源分配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

2.公共问责制

随着西方诸如水门事件等丑闻事件的爆发以及公众的主体意识的加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强问责制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普遍共识，加强公共问责制的建设无疑是有效控制权利滥用的重要方式。正如英国皇家财务管理和问责委员会（Tower，1993）所说：“问责制是防止滥用授权和确保权力的基本先决条件。因此应该建立起公共问责制这个新范式”。

 

高等教育公共问责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财务报告都主要是基于决策有用观进行编制的，提供的年度报告里主要强调财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与其存在商业关系的人（贷方、债权人等）的需求，对于那些对其存在广泛兴趣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教师、学生等）提供的教学、研究等方面的绩效评价的信息少之又少，且年度报告总体的披露水平都比较低。当时虽然决策有用性目标主导着高校的对外报告，但是许多资源提供者和对教育过程感兴趣的其他人、高校、机构及国家都开始探索如何进行高校的绩效评估，并指出高校应该进行更全面的报告，建立起高校的公共问责制框架，从而更好地评估其绩效和具体表现。具体而言，就是要解决如下四个问题：一是年度报告在履行问责义务方面的作用是什么？二是谁是学院和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三是利益相关者需要或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四是年度报告的定性特征是什么？

1.年度报告在履行问责义务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履行问责义务所需要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正式和非正式、书面、口头、电子和其他媒体，相比较于其他方式，年度报告能够通过单个文件定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广泛的信息，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全面了解大学在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目标和表现。

2.谁是学院和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Engstrom和Fountain（1989）基于决策有用模型列出的13个利益相关者，Coy等人以采用了公共问责制的新西兰高等教育年度报告为对象列出6类利益相关者，通过表1对比，不难发现就外部报告的受众而言，公共问责制包括所有与决策有用性相关的人，并扩展到更全面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表1 学院和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模型比较

3.利益相关者需要什么信息？

文章提倡五种形式的信息披露：教学、研究、服务工作和成就、资源、间接费用分配。在教学表现上，主张披露报名学生人数、毕业生人数、每个学生的支出、每个学分的教学支出、学生/教师比例和学生对课程的反馈等信息；在研究表现上，主张披露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人数、研究补助金、出版物等非财务信息；在服务工作和成就上，主张采用大学内外的绩效指标和其他管理统计数据，但是在年度报告中发布绩效信息和其他管理统计数据时，学院和大学年度报告编制者应该提供叙述性评论，解释其局限性和背景。在资源分配上，主张多监控补贴的信息；在间接费用分配上，要加强分配的公平性。

4.年度报告的定性特征是什么？

GASB（1987）和FASB（1980）确定了年度财务报告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可理解性，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一致性和可比性。在基本特征之外，文章认为在公共责任的框架下，评估者会从公允性的角度来判断大学年度报告中的会计数据是否公允；在公允性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需要较为容易获得大学年度报告，并且年度报告也需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广泛传播。因此，文章认为大学年度报告的特征还应包括公允性、可获得性和传播性。

除了上述的四个问题，在高校问责制视角下，还需解决以下其他几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行业需要应遵循相同报告标准吗？二是需要什么样的额外指导来解决非财务措施？三是如何解决成本效益问题？四是在额外报告中是否将商业性评价标准引入高校组织问责体系？首先，在报告标准方面，文章主张高等教育应与其他行业一样采用一套共同的标准进行报告；其次，关于如何进行绩效等非财务信息的衡量，文章建议从五个主要运营领域中提取绩效指标：一是组织在履行其使命时取得的成果；二是战略、空间和财务规划的有效性；三是机构实现财务稳定的能力；四是有效分配和使用资本资产；五是人力资源的使用和开发， 这五个领域可以很容易地分为财务和非财务两类条件和绩效；再次，针对成本效益问题，文章认为公共问责报告的重要额外费用是机构内的一次性启动费用，一旦系统到位，年度成本可能不会过高；最后，在是否引入商业性评价标准上，文章认为大学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发展，对大学教育结果的评估面临着经济思想的冲击。但相对于企业而言，大学的绩效评估除关注效率、效果和产出之外，还应考察社会资源在高校中是否得到更好的利用。因此，将营利性企业所采取的评价标准引入非营利组织的问责体系中并不是正确处理方式，高校应当更加强调利他主义、配合与协作精神。

 

研究结论

今天的学院和大学是美国和其他地方数百年来社会发展、增长和变化的产物，加强问责制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了顺应环境变化，美国高校的年度报告应该采用公共问责制。文章中提倡的建立起公共问责制使得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走向更加管理主义的方向，将年度报告的界限扩展到公共问责制，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美国学院和大学之间存在的各种信息，这种变化对于教师和学校来说都是健康的。与此同时，通过主张提供更全面的年度报告，无疑增强了公众的信心。因此，建立起公共问责制的大学年度报告制度对于美国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Abstract

Thispaper argues that the decision usefulness paradigm,which currently dominates accounting theory, is not an adequate basis for considering external report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s developed that draws upon older ideas of stewardship, as well as more recent notions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specific case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reporting is used to delineate the impact a public accountability conceptual framework could have. The new paradigm is needed to address changes in society and in the enviro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style countries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umerous scandals and other dubious affairs involving even the most senior public officials has brought about an erosion of public confidence, and led to widespread demands for improved accountability by public officials and institutions. Comprehensive disclosures on the cond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institutions would mov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xternal reporting beyond decision usefulness and towards true public accoun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