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制度背景部分以中国1981年至2011年期间所有中文报纸为对象。由于大部分报纸在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被撤，故不包括1981年之前的报纸。

1.中国报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中国的报纸均完全或部分归国家所有。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批准报纸的开办、报社高层的聘任以及对重要文章的审核。中国报纸的所有权结构与国家行政体制一致，包括中央、省、市和县四级，非中央级别的报纸由地方政府负责领导和监管。一般而言，低层级报纸的商业运作独立于更高层次的报纸。

根据规定，大众报纸的不同类别体现在名称上，例如日报、晚报以及都市报等。日报俗称“党的喉舌”，它的编报标准受到相应党委宣传部的严格监管。相对而言，晚报和都市报在编报标准和管理制度上拥有更多自主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众报纸开始允许设立子报，通常被命名为晚报或都市报。子报引入了非国有资本的参股，主要负责商业性内容的报道。

依据上述背景，文章根据各报纸的所有权和名称，将报纸分为三类：一是党的日报；二是党的晚报（由政府直接拥有的晚报和都市报）；三是子报纸（母报附属的晚报和都市报）。

2.政治和经济目标

所有大众报纸均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首要目标便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这是一项旨在维持制度稳定的媒体政策。为此，媒体需履行宣传党的思想和领导、向干部和群众宣传党的决策和政府的政策等任务（Zhao，1998）。此外，中国媒体还有一项易被忽视的政治身份——“群众路线”，即通过媒体向领导人提供关于群众情绪和官员表现的信息（Zhao，1998）。媒体通过报道下级政府和官员腐败和过失等行为从而实现“群众监督”的目标。

除政治目标以外，包括日报在内的中国报纸还承担着盈利的经济目标。1988年，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自此大众报纸被视为准国有企业，实行政治监管和商业化经营的管理模式。直至20世纪90年底，广告收入占据了主流媒体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Man，2001）。

中国报纸保持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用自身经营所得来弥补宣传报道的成本（Chen and Li，1998）。报纸盈利所得同样也是当地政府的经济来源之一。文章根据报纸的政治性和商业性将报纸分为党报和商报，其中党报指的是党的日报，而商报包括党的晚报和子报。

3.市场结构

图1描绘了1981年至2011年期间大众报纸的演变沿革。1981年时中国报纸几乎都是日报。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报的数量仍旧不断增长，为实行产品差异化，划分政治和商业化目标，晚报开始进入市场。20世纪90年代，随着晚报的发展，日报的发行份额不断萎缩，为此日报开始陆续推出子报，报纸行业进入了繁荣期。就不同层级的报纸而言，中国报业由各省级和市级层面的独立地方市场组成，最活跃的市场是省会城市和大型非省会城市。2003年以前，县级政府允许发行党的日报。自2003年起，中央政府撤销了80％以上的县级报纸，导致日报数量急剧下降（见图1中左图第二条垂线）文章将以2003年的改革为切入点，探讨报纸竞争对媒体偏差的影响。

文章在理论部分主要通过模型构建的结构化方式探讨地方媒体的竞争对媒体偏差和报纸进入的影响。模型首要具备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消费者对于媒体偏差有着异质性偏好；二是报纸的所有权分权给各级地方政府，他们拥有利润分配和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三是地方政府持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模型还需满足两项额外假设，首先，报纸的利润以广告收入为主，该收入取决于读者群体的规模；其次，读者偏好具有排他性，每个人仅选择购买某一类报纸或者不买报纸。此外，还需遵循一项已知条件，即上级政府比下级政府更加关注报纸的政治倾向，文章将此称之为报纸更具媒体偏差。基于上述特征与条件，文章分别从产品差异化、垂直竞争和市场进入、政治-经济因素和市场进入关系提出了三项命题。

1.产品差异化

政府在决定报纸偏差时，存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考量。首先，当广告市场规模足够大时，政府将会经营两类差异化报纸，一类是旨在实现政治目标的党报，另一类是主要实现经济目标的商报。其次，当其他政府所拥有的报纸退出时，两类报纸的差异会更大。再次，报纸的偏差随广告市场规模缩减而缩减，随政治价值的提高而提高。

2.垂直竞争和市场进入

该部分分析上级政府（H）和下级政府（L）的决策，文章认为上级政府更关注政治价值的实现。市场中同时存在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两者都可以发行党报和（或）商报。首先，该市场上的第一份报纸是上级政府发行的党报。其次，该市场出现的第一份商报是下级政府的商报。再次，政府之间的竞争将会促使商报进入市场。最后，存在两种可能的进入市场顺序，一种是“上级政府党报-下级政府党报-上级政府商报-下级政府商报”，另一种是“上级政府党报-下级政府商报-上级政府商报-下级政府党报”。

3.政治-经济因素与市场进入

假设市场中同时存在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上级政府可以同时发行党报和商报，然而下级政府只能发行党报。那么，政治价值将会促使上级政府党报进入并阻止上级政府商报的进入，但是对于下级政府党报没有影响。

1.事件与样本

2003年，为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财务负担、遏制强制农民订阅报纸的现象，中央政府撤销了超过80%的县级层面的报纸。该改革导致了县级报纸从2002年的325家锐减为2004年的75家。原本市场上存在着上级政府的党报和商报，与下级政府的党报相互竞争。在县级报纸退出之后，上级政府将成为报纸行业的垄断者，其所拥有的两类报纸的产品差异化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在市场竞争时，报纸的价格是固定的，读者数量决定了报纸的收入。

文章的基础研究样本设定为36个市级市场，市场中所拥有的报纸档案可WiseNews数据库获得。样本区间为1999年至2010年，共包括872个报纸-年度的全样本。此外，文章进一步地根据理论框架模块设置的假设与模型，筛选出了16个主要市级市场，其中8个是完全满足模型设定的非省会城市，即上级和下级政府分别存在一份党报和一份商报；另外8个是与模型设定相似的省会城市，满足只有一份省级党报，但是存在多份省级或市级商报。16个主要市场在样本区间内供组成了286个报纸-年度主要样本。

2.模型构建

文章采用带有强度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媒体偏差程度bias。时间变量为Reform_2003，该变量以2002年该市所拥有的县级报纸数量与表示事件发生的虚拟变量进行交乘，虚拟变量在2003年之前取0，在2003年及以后取1。以此来度量2003年县级报纸关闭的时间变化和强度变化。组别虚拟变量为Commercial，当某份报纸是商业报纸时取1，否则取0。此外，模型还控制了人口、GDP、就业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市级层面的控制变量。

3.被解释变量度量

被解释变量媒体偏差指的是报纸中政治性内容相对于商业性内容的偏差，其度量方法为文章的难点之一。文章根据中国报纸的报道特点，选取不随报纸和时间变化相对稳定的事件主题，以此度量报纸的媒体偏差。

文章根据报道内容，将新闻事件分为三类路线和九项主题。三类路线分别为党的路线、群众路线以及基本路线。具体地，党的路线包括三项，一是计算样本期间提及政治领导人的文章篇数；二是计算引用（或转发）新华社的文章篇数；三是对报纸分别引用两类不同立场的典型报纸文章数量比较，该两类典型报纸为新华社和Epoch Times。以两类报纸年度十大新闻为对象，计算各报纸中Epoch Times引用数相对于两者总引用数的比值。群众路线包括三项，分别计算报纸中有关腐败、灾难和事故的报道篇数相对总报道篇数的比值。基本路线包括三项，分别计算报纸中有关体育、犯罪和娱乐的报道篇数相对总报道篇数的比值。

由于媒体偏差度是一项综合性指标，从整体上度量报纸的内容对政治倾向性，越偏向于政治化的报刊则偏差度越大。文章采用三种方法，将上述九项主题提炼为一项指标以衡量偏差度。第一种方法以九项内容为解释变量，以是否为党报为被解释变量，构建probit模型。得到回归系数后估计报纸为党报的可能性程度，党报可能性程度越大则偏差越大。第二种方法以九项内容为解释变量，以广告收入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得到回归系数后估计报纸的预计广告收入，预计广告收入越高则偏差越小。第三种方法是通过主成分分析（PCA）的方法将九项主题降维处理，以PCA得到的第一主成分来衡量媒体偏差。作者通过比较发现三类方法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并且验证了主成分的可信性。

2.命题2和命题3检验

首先，文章在回归中引入城市是否是通商口岸的虚拟变量以及该市所拥有县城是革命根据地的比例，根据回归结果构造预计政治价值的表达式。其次，文章以样本区间内27个省会城市（剔除了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四个直辖市）为对象，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市场中省级党报、省级商报、市级党报、市级商报进入市场的顺序。通过计算每种进入顺序的城市占比，与命题2相互印证。再次，文章为检验假设3中政治与经济权衡和市场进入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视角聚焦于256个非省会城市。在这些市场中，2003年以前报纸行业由市级政府垄断或者由市级和县级政府共同所有。通过实际观察报纸进入市场的顺序，并将前述的政治价值变量和广告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与每个市场中党报或商报数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印证命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