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到各州的监管，各城市的市政财务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各城市可以自愿参与由政府财政官员协会（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GFOA）管理的CCP项目。CCP项目要求市政府综合年度财务报告不仅遵循公认会计原则(GAAP)，而且要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披露额外信息。根据GFOA选定的评审委员会的评估，CCP项目向综合年度财务报告符合标准的州和地方政府单位颁发证书。文章研究了城市参与CCP项目的信号动机与监督动机。

1.信号动机

信号传递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法之一，信号传递在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会产生成本。由于能力较强的市政财务官（CFO）可以提高城市的经营现金流量，降低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市政债券的利率，因此，文章认为CFO能力较强的城市可能通过参与CCP项目向政府债券市场传递信号以降低市政债券的利率。CFO能力较弱的城市也可能通过参与CCP项目以模仿CFO能力较强的城市向政府债务市场传递信号，但这些城市的参与成本可能较高，会增加信号传递成本，从而使城市放弃参与CCP项目。假设每个CFO都是风险厌恶的期望效用最大化者，为了参与CCP项目使得市政会计和财务报告体系满足CCP项目的要求，相较能力强的CFO，能力弱的CFO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需要得到更多的薪酬作为补偿，这将会增加各城市的参与成本，形成一个标准的斯宾塞耗散信号环境。每个城市的债务数量会影响信号均衡的形式。随着债务增加，城市参与CCP项目的可能性和CFO的薪酬都会增加。对于债务较低的城市，通过参与CCP项目进行信号传递带来的潜在利息成本节约较低，不足以弥补参与CCP项目所需CFO额外努力而向其支付的薪酬。当城市债务较多时，更大的利息成本节约更有可能证明参与成本的合理性，因此会产生负债较低时所有城市不参与CCP项目的混同均衡，负债较多时所有城市都参与CCP项目的另一种混同均衡，中间债务水平的城市会产生只有CFO能力较高的城市参与CCP项目的纯粹的分离均衡（即在中间债务水平，只有CFO能力较高的城市参与CCP项目而CFO能力较低的城市不参与CCP项目）。

2.监督动机

监督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另一种主要方法。Baber（1983），Baber和Sen（1984）以及Ingram（1984）提出公共部门会计信息披露和审计行为的变化可以用监督需求的变化来解释。衡量公共部门这种需求程度的变量有债务、政府薪酬、政府形式、人口、公司镇和政治竞争水平。债务较多时，政府债券持有者有更强的监督动机。较高的政府薪酬也需要更强的监督以抑制政府官员为谋取个人利益在工作中消耗资源。Zimmerman（1977）提出市议会—经理制的城市相对于市长—市议会制城市有更强的监督动机，市议会有动力监督其指定的代理人，因为集体和个别议员的福利与代理人的表现挂钩。但市长不是议会的代理人，市议会成员和市长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选民监督市长和市议会的动机很弱。Baber（1983）提出人口可以作为衡量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项措施，从而它可作为政府官员/代理人可能挪用的资源水平。因此，人口更多的城市预计会有更强的监督动机。“公司镇”表示一个城市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公司在经济上发挥主导作用。Zimmerman（1977）提出监督需求在公司镇中更大，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公司代表了足以实现高效运营的经济利益的集中。利益集团（委托人）和政治家（代理人）之间具有契约关系，政治家提倡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利益集团帮助他们获选，他们共享公共服务中的利益。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一方面委托人要求代理人接受监督，另一方面，代理人可能会自愿提供监督。因此，被选举出的官员会提供监督以证明他们履行选举前的承诺，随着政治竞争的升高，政治家相对于利益集团的地位就越弱，他们提供监督的动机也会增加。

文章在1985年对444个城市的CFO进行了调查，取得了主要数据。公共部门的会计信息披露取决于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以及信号动机和监督动机。参与CCP项目的成本取决于市政会计和财务报告体系满足CCP项目的要求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文章预测具有较低参与成本的城市更有可能参与CCP项目。信号和监督模型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信号和监督模型变量定义

文章分析了1976年-1980年和1981年-1984年城市CCP项目参与情况。在1980年处拆分一方面是因为随着NCGA (National Council on Governmental Accounting)1号声明的发布，市政公认会计准则（GAAP）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GFOA在80年代初开始更积极地推动CCP项目。因此，城市参与CCP项目的条件预期在二个分阶段内会更加一致。回归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1976-1980年信号和监督模型的Probit分析:CCP项目参与为因变量

-表3- 1981-1984年信号和监督模型的Probit分析:CCP项目参与为因变量

由表2知，全样本回归结果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pseudo r2 = 0.182），子样本中，中型城市（0.213）和较大城市（0.278）的模型拟合优度要优于小城市（0.135）。这意味着通过信号传递和监督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在小城市并不显著，小城市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者通过直接观察比通过正式会计报告进行监督和信号传递可能更有效。

此外，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信号模型与监督模型同有的8个变量中，6个变量与预期符号一致且在统计上显著。虽然信号和监督模型下变量的预测符号非常一致，但是监督模型中人口、公司镇和政治竞争等特有的变量几乎没有进一步解释力。这些变量的系数通常不显著(如公司镇和低政治竞争)或与预期符号相反（人口和高政治竞争）。由此可知，信号模型对CCP项目参与的解释力大于监督模型。

表3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在1981年-1984年（pseudo r2 = 0.192）略优于1976年-1980年（pseudo r2 = 0.182）这一阶段，尽管表2和表3中报告的具体变量对CCP项目参与的影响之间存在差异，但两个阶段数据回归得到的结论相似。监督和信号模型共有的变量通常具有预期的符号，并且在常规水平上通常具有统计学意义。监督模型独有的变量通常在统计上不显著或具有与预期相反的符号。因此，实证结果再次支持信号动机而非监督动机促进城市参与CCP项目。

文章将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如表4所示，比较发现监督与信号模型同有的6个变量中仅政府形式和政府官员薪酬这两项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其他四项与已有研究不一致。文章认为导致结果不一致的两个可能原因是：（1）文章中使用城市CCP项目参与情况作为因变量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因变量存在差异；（2）公共部门基于监督的会计和审计理论本身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总之，已有研究得出的监督动机影响公共部门会计和审计决策的研究结论与本文不符。

-表4- 实证结果统计

文章分析了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信号动机与监督动机，并使用城市参与CCP项目情况来衡量财务报告质量。通过分析城市在1976年-1980年和1980年-1984年参与CCP项目的情况，文章发现信号动机会促使城市参与CCP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