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指令性贷款是各国普遍采取的能够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项目之一，目前对该项目的争论在于政府信贷对民营部门的活动是发挥着挤入还是挤出效应。现有文献表明政府信贷的诸多效应间相互制衡，一方面，政府信贷对基础设施建设等高社会回报性项目的资金支持是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的(Stiglitz,1993)；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政府信贷会排挤民营企业投资，尤其是当补贴信贷流向国企等具有扭曲性动机的企业时(King & Levin,1993)。现有的实证研究使用了宏观数据来估计政府信贷总额的净效应，并且既有挤出效应也有挤入效应的结果，尚没有明确答案。在此理论背景下，文章扎根中国情境，从执行政府信贷功能的国家开发银行入手研究。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六大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公司之一，是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开行的两大主要股东为财政部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它通常被看作政府财政功能的延伸，主要为能源和石油等战略产业的国有企业以及承担基础设施发展的地方政府提供贷款。相较于商业银行，虽然同为国有控股，但国开行贷款主要覆盖基础设施部门和非竞争性市场，而四大商业银行则以谋利为主要目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国开行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融资渠道，在2006年到2013年间，我国有50%-60%的地方政府债务来自于国开行贷款，而四大商业银行平均贷款额仅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6%。

在中国，政治升迁是官员最重要的职业目标之一。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地区GDP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了官员的晋升与否。官员提升GDP自然离不开国开行贷款，近十五年里，国开行贷款已成为市委书记提升当地GDP的最主要的渠道。在此政治背景下，官员更替周期同国开行贷款额之间便会建立起同步变动关系，中国市委书记的任期通常为五年，五年后更替，而国开行贷款数据经统计也呈现出五年一循环的“Z”字形变动趋势。文章以此为契机，以中国市委书记更替周期下的国开行贷款额的独特视角展开政府信贷效应研究。 

1. 数据与样本

文章样本区间为1998-2009年，各项数据获取情况如下。

首先，文章中各项贷款数据来自于国开行数据库，包括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贷款数据。在省级层面上，该数据包括1998-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95个行业的每月未偿贷款总额和贷款发行量，其中95个行业既包括基础设施部门（例如公路、空气、铁路运输、水资源供应和公共设施等）也包括产业部门（包括农业、烟业、软件业、炼油业和纺织业等）。在市级层面上，该数据包括1998-2010年中国310个城市中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型企业的年度未偿贷款总额和贷款发行量。

其次，作者从百度百科上手动搜集了地方官员简历，包括1949-2013年间中国334个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姓名、性别、年龄和出生地等信息，数据精确到每月，总共得到了1227个市委书记的信息。

再次，文章中关于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中国工业普查数据（Chinese Industry Census，CIC），文章基于CIC数据库中提供的年注册类型对企业进行分类，将政府部门持有的和集体所有的这两类企业认定为国有企业。另外，在CIC数据库中大约有9%的民营企业是经过国有企业民营化而来，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者将其视为纳入国有企业进行检验。

最后，文章从中国统计年鉴上获取了关于市级和省级层面的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GDP、人均收入、总就业量和财政收入等。

2.主要模型与变量

在中国晋升机制下，地方官员在其任期的五年内将致力于投资能促进当地GDP增长的项目。一般来说，市委书记的晋升结果于其任期倒数第一年或第二年发布，当地GDP增长通常更多地取决于其任期前三年或前四年的情况，市委书记有强烈动机去尽快提高当地GDP水平。贷款数额增长越多，GDP便能够得到快速提高，相应地市委书记的晋升概率可能也越大。文章中使用模型（1）检验该假设。

为了研究在市委书记任期的不同阶段从国开行贷款的行为，文章中使用模型（2）进行检验，加入了宏观经济情况的控制变量，并控制年度、城市和市委书记个人特征的固定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采用了前定的预期更替周期来代替实际更替周期，即以该城市过去的更替来预测未来市委书记任期，该方法能够排除其他因素对市委书记实际更替时机的影响以消除内生性。为了预测市委书记的任期首年，以y作为前任市委书记任期首年和前一个更替周期首年，则可预测第y+5年为现任市委书记任期首年；如果不存在前一更替周期，便以市委书记的实际任期首年作为预测结果。

进一步地，文章探究国开行贷款对同产业企业的影响以及对相关产业的溢出效应，为消除国开行贷款额的内生性，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拟合出国开行贷款额，在第一阶段中构建重点行业虚拟变量同预期更替周期的交乘项，按照模型(3)进行拟合，再将拟合出来的未偿国开行贷款额代入第二阶段的模型(4)进行回归检验。

上述模型所涉及到的变量定义表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首先，采用Probit模型对模型(1)进行检验，依次检验市委书记上任后的五年里国开行贷款增长与晋升与否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均表明国开行贷款增长和市委书记晋升可能性之间显著正相关且在市委书记任期前两年更为显著，随着任期的拉长国开行贷款对晋升的正效应逐渐减弱。

其次，采用OLS对模型(2)进行检验，在实际更替周期标准下，市委书记在刚上任时倾向于进行大规模贷款，随着任期推进贷款规模逐渐降低，在预期更替周期标准下，其系数与实际更替周期下的方向相同但绝对值更小；再采用市委书记担任总年数作为因变量与贷款数额进行回归并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结果显示市委书记留任年数每增加1年，该城市国开行贷款规模平均降低36.4%。该结果证实了市委书记更替周期与国开行贷款间的“Z”形关系。

再次，采用模型(3)拟合出的国开行省级层面的各产业年未偿贷款数据同公司层面的中国工业普查数据相匹配，按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进行分组，按照模型(4)检验国开行向国企贷款额和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额同公司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国开行国企贷款额同国企的总资产规模、员工数和销售额和平均销售额显著正相关，同民企除债务以外的指标显著负相关，该结果说明国开行国企贷款能够帮助国企发展壮大但是却会对同产业的民企产生挤出效应。相反地，国开行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额同民企除员工数以外的指标均显著正相关，表现为挤入效应。

最后，文章将检验范围扩展到供应链上下游产业的民企，并采用2SLS拟合出的国开行向上游国企贷款额，同下游民企各项指标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国开行上游国企贷款能够对下游民企起到显著溢出效应，使其资产规模、销售额、ROA和平均每位员工销售额得到增长。文章进一步检验其对不同类型下游企业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有更高ROA以及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国开行上游国企贷款对其的溢出效应更为强烈。

1. 官员影响当地经济的其他渠道

地方政治周期可能不只是通过影响国开行贷款来影响地方经济，为了排除替代性假设，文章进行了进一步检验。文章提出除了通过国开行贷款，市委书记上任后可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来发展当地经济，比如从其他银行贷款、出售土地、出口退税、财政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外企减免所得税、出口企业减免所得税等，因此文章便通过更换模型（2）的因变量对以上七个渠道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表明预期更替时机对其他筹资渠道均没有显著影响，该结果进一步巩固了文章主要结论。

2.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国有企业贷款

文章认为之前观察到的地方政治周期对民企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不一定是国企贷款的影响结果，可能是基建贷款的驱动。据统计表明国开行倾向于贷款给国企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因城市而异的，当一个城市中国企数目更多时，其国企贷款也更多而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较少。文章构建了两项指标以分离国企贷款居多的城市和基建贷款居多的城市，国企型城市衡量方式为当国有企业总资产与民企总资产占比在中位数以上时赋值为1，基建型城市则是与国企型相反的赋值。以该两项虚拟变量同年度变量分别交乘，拟合出总国企贷款额和总基建贷款额，再同民企各项指标回归，结果表明国企贷款对民企表现出挤出效应，而基建贷款表现为挤入效应。两者相反的结果排除了上述替代性假设。

文章以国开行贷款为切入点研究政府贷款在供应链不同层次上的异质性效应，发现国开行的产业类贷款尤其是投向国企的贷款能够促进国企发展壮大，但会对同产业民企产生挤出效应，使得民企资产规模、债务规模、员工数、销售额、ROA和人均销售额降低，相反地会对下游产业的民企产生挤入效应，使得下游企业各项指标提高。另外，文章还进一步研究了政府投向基建的贷款对民企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向基建的贷款会促进民企发展。文章创新地剥离并分别检验了政府信贷的辨证效应，得到的结论皆应证了文章标题：政府信贷是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