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财政分权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地方政府支出占所有政府支出的70％。作为不处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最高一级地方政府，市级政府在财政开支、政策制定及实施方面拥有非常大的自治权，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治理进程。所以文章认为对市级政府官员行为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国，政治激励制度即人事制度决定了地方领导人能否升迁。因而中央政府通过控制政治激励制度从而使得地方领导人顺应中央的政策导向。中央政策偏好改变，地方人事考核的制度随之改变。出于晋升（或者获得嘉奖）的政治动机，地方官员的施政政策随之改变。这就意味着政治晋升的决定性因素塑造了官员的政治动机结构。

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从经济发展为主转移到更注重民生，即科学发展观，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经济增长与民生的平衡，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因而地方政府也转而更注重社会政策等领域，例如教育、健康、保障房建设等。同时，针对地方政府在诸如环境保护之类的社会政策领域的不作为现象，党中央相对应地修改了其官员管理评价体系以促使地方官员更好的施行社会政策。

在初期，干部考核制主要是基于政治忠诚度的主观考核。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干部考核制是由衡量实际工作业绩的定量化指标构成（侧重经济发展）。在1991年的市级领导考核中，过半的分数都赋予了经济发展相关的目标。2006年之后，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维度：德、能、勤、绩、廉。考核不再一味侧重于经济发展，而是注重“科学发展”，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等民生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评价体系中社会福利指标所占权重变大，有些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指标；一些关系民生指标变成一票否决指标；上级政府会对社会福利发展较好的地方进行奖励，这些奖金有一部分直接计入地方领导人的年终奖。新的干部考核办法的改变体现在：实际工作业绩所占的比重增加；强化了评价结果对官员晋升的影响；考核过程和方法更加标准化，减少以往由于不透明而导致的暗箱操作。实施考核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方法：同级党委评价其工作业绩；与其同事进行个别谈话；进行民意调查（地方领导人的治理风格，履责情况，官方形象）；上级评价；实绩分析，主要是对目标完成情况（TRS）的打分。根据业绩评价结果，决定官员是被奖励还是惩罚。其中，业绩目标根据重要程度被分为三类：软指标、硬指标和一票否决指标。如果没有完成一票否决指标的内容，那么其他指标完成的再好也没有用。过去，TRS中社会政策指标所占的比重不到30%。而2006年之后，几乎一半的TRS赋予社会政策指标，比经济发展指标占有更多的权重。这一改变意味着官员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业绩也能算作政绩，进而提升其考核结果，提高晋升的可能性。

基于此，文章以中央政策偏好改变为背景，通过地方人事制度的变化去研究市长、市委书记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业绩、社会政策表现及派系联系等，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地方领导人发展民生的原因。

数据和样本：

文章作者收集了2006年之后来自19个省的69份地方人事考核条例。这些考核条例中分别有10份是关于镇级领导官员，46份是关于来自41个市的县级领导，13份是关于来自11个省的市级领导。此外，文章作者还在2011年至2013年间采访了51位干部及43位知情人。

文章作者同时收集了2003年至2010年间280个地级市的数据，试图系统性地分析市长、市委书记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业绩、社会政策表现及派系联系等。这里的样本为领导人－任期，而不是通常的领导人－年份。因为领导人－年份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变更当年的业绩表现不影响官员变更，而这明显不恰当，因此应该考虑领导人在其整个任期之内的总体表现。

实证结果：

根据对各个地方人事考核条例的分析，文章证实了在新的考核机制下，一些地方的官员考核制度更加注重社会福利，而在这些地方，社会政策方面的业绩被视为政治晋升的决定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其考核机制更能激励地方领导人响应中央号召，增进社会保障。

在市委书记的晋升因素分析中，工作业绩变量都不显著，但派系联系变量显著。此外，经济增速更快的省份里的市委书记更有可能晋升。而城市总财富与晋升为倒U形关系，中等富裕水平城市的市委书记更有可能晋升。

在市长的晋升因素分析中，所有工作业绩变量和派系联系变量都不显著。但社会政策方面的业绩与晋升显著正相关：任期内小学与初中的师生比增长率，每百人的执政医生人数增长率每增长10%，晋升几率增长5%。而市长的年龄与其晋升呈倒U型关系，年龄在46岁左右的市长最占优势。此外，副省级或省会城市的市长比一般城市市长晋升的可能性高出27%。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城市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受到优待。当市长所处的省份福利水平较高时，也会增强社会福利方面的业绩表现对其晋升的提升作用。

文章还进行了一些稳健性检验：首先，文章采用简单的Logit模型进行拟合，结果类似；其次，文章仍采用随机截距项的Logit模型，但加入更多的省份特征，如预算收入及其增长率、自然人口增长率等，结果类似；最后，文章采用其它衡量社会福利的方法，例如医院床位与人口比率的增长率或学生总数与人口比率的增长率等，结果类似。

首先，文章检验了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社会福利改进对其市级领导的晋升的作用有何不同，回归未发现显著差别。

其次，文章检验了不同任期长度对官员晋升的影响，亦未发现显著差异。

文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当中央政策偏好改变时（更倾向于社会政策领域），地方政治领导人会随之调整地方人事制度（更注重社会政策领域的业绩）。

第二，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政治动机不一致：年龄，城市级别，社会政策领域的表现决定市长的政治命运；与省级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城市所在省份的经济业绩更佳，都增加市委书记晋升的可能。

第三，不同地域其发展社会政策的政治动机不一致，其业绩指标的内容和权重分布也会不一样。比如说，社会福利更好的区域发展社会政策动机更强，生态发展地区会赋予环境指标更高权重，而优先发展地区会赋予社会政策指标更小的权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