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olitical Cost Incentives for Managing th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er Loss Reserve
中文标题：财产保险公司操纵赔款准备金的政治成本动机
原文来源：Grace, M. F., and J. T. Leverty. 2010. "Political Cost Incentives for Managing th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er Reserve Error."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48(1):21-49.
供稿：李惠惠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主要研究政府费率管制对财产保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操纵行为的影响。文章通过对保险公司会计操纵的衡量，以及对美国各州保险行业费率管制横截面差异的探索，拓展了政治成本动机领域的研究，并得出结论：在严格的保险费率管制下，为了降低政治成本，保险公司更倾向于高估赔款准备金，或者说原本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公司会低估得更少。
研究背景
积极的经济管制理论认为，政府部门有权调整不同部门之间的财富分配，即采取政策手段将一个部门的财富转移至另一部门(Stigler, 1971)。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在被政府经济管制的过程中，各部门将通过会计操纵来减少自身财富转移的损失(Watts et al., 1986)。文章主要研究的是政府保险费率管制对财产保险行业会计操纵的影响。
财产保险行业由各州政府自行监管。政府对保险行业的监管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二是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其中，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与会计操纵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文献进行研究，因此文章聚焦的是保险费率对保险公司会计操纵行为的影响。保险费率，是保险公司按保险金额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的比例。各州政府对财产保险行业的保险费率进行管制，其目的在于确保保险费率既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因为过高的保险费率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而过低的保险费率将导致保险公司收入减少、削弱其偿付能力。虽然政府管制的目的看似合理，但是美国财产保险行业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过度追求低保险费率、强调消费者对保险的承担能力，严格的费率管制制度导致行业的保险费率低于正常竞争水平，接近甚至低于保险服务的经济成本。在政府严格的管制之下，财产保险行业的财富转移至消费者。根据政治成本假说，财产保险行业将采取特定的会计手段，来规避政府管制给自身带来的损失。因此，文章针对费率管制如何影响财产保险行业的会计操纵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即财产保险行业会计操纵的政治成本动机。除此之外，文章还研究了盈余平滑、避税动机和财务风险对财产保险行业会计操纵的影响。
假说提出
1.费率管制
费率管制制度中最严格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审批制，即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须经由政府审核批准；另一类是标准制，即由州政府统一制定保险费率。其他的几类费率管制制度较为宽松，保险公司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制定和使用保险费率。在保险公司制定保险费率以及政府审批保险费率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就是保险公司的赔款准备金。保险公司通常是以公司及行业过去的保险赔付经验为基础，结合所签署保险单的具体风险和特征进行调整，来预计应赔付的金额，并计提赔款准备金。而保险费率的制定决定着保险公司未来的保险费收入，为了使收入能够弥补成本，保险费率取决于预计应赔付的金额，即赔款准备金。
赔款准备金对保险费率制定起到的重要决定作用，使得保险公司通过会计手段操纵赔款准备金、进而影响保险费率的制定成为可能。文章认为，在政治成本动机下，保险公司会高估赔款准备金，目的是为了制定更高的保险费率，重新获得正常的收益水平。
2.盈余平滑
根据盈余平滑假说，公司会对盈余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水平(Weiss, 1985)。如果盈余超乎预期的高，公司会下调利润；同样的，如果盈余超乎预期的低，公司会上调利润。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赔款准备金的计提来调整利润，进而达到平滑盈余的目的。
3.避税动机
赔款准备金的计提是税前扣除项目，为公司避税提供了机会(Grace, 1989)。因此，当公司避税动机强烈时，即可以规避的税费越多，公司越有可能高估赔款准备金。
4.财务风险
Gaver和Paterson(2004)认为，为了表现出较好的偿付能力以及避免政府的监管，财务风险较大的保险公司会低估赔款准备金；Harrington和Danzon(1994)则认为，由于各个州设立了担保基金，避免保险公司破产时无法赔偿投保人和索赔人，保险公司仅承担有限责任，将更愿意承担风险，故意低估赔款准备金以换取较高的公司成长速度。故两种观点都认为财务风险较大的保险公司更倾向于低估赔款准备金。
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文章使用了美国保险委员会协会(NAIC)提供的保险公司年报数据。文章选取了财产保险行业关联或无关联的相互保险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作为样本，样本期间为1990年至1997年。文章首先剔除了赔款准备金误差较大的样本，随后采取了与前人研究类似的样本筛选机制——剔除了赔款准备金为负值的样本，同时剔除了将所有保险费转让给再保险人的样本，以及工伤赔偿、事故和健康、担保、信贷和再保险等业务的保险费收入占比超过25%的样本。最终文章获得约680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样本公司约占行业总资产的63%。
2.模型设定
模型(1)为检验费率管制、盈余平滑、避税动机和财务风险与赔款准备金误差之间关系的OLS模型：
被解释变量Error是衡量赔款准备金误差的变量。X为一系列机构及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Z为衡量费率管制、盈余平滑、避税动机和财务风险的变量。
由于文章想检验各变量在不同Error水平上的影响是否不同，并且经Shapiro-Wilk检验，Error是右偏态分布，在这种情况下OLS估计无效。因此文章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分析，因为分位数回归可以说明，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大，被解释变量不同范围的数据是不同程度地变化的，并且分位数回归对被解释变量的异常值和偏态分布不敏感。分位数回归模型(2)如下所示：
Qτ(Error | X, Z)是条件随机变量Error | X, Z的条件τ分位数。X、Z的定义与模型(1)一致。其中λτ为在被解释变量τ分位水平上的分位数回归曲线斜率。
3.变量设定
(1) 赔款准备金误差
赔款准备金的计提是以过去赔付经验为基础的，其估计通常不准确，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获得了更多的证据和信息，应对估计结果进行修正。保险公司根据估计的已发生损失来计提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损失的金额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已知的赔付金额；另一部分是未知的、估计事故已发生的应赔付金额。NAIC提供的年报披露了各保险公司对意外年已发生损失的估计，如表1所示，其中列为会计年，即年报披露的时点；行为意外年，即发生应赔付的事故的当年。从表中可以发现，每一会计年都对过去意外年估计的已发生损失进行了修正。因此，应以会计年t估计的所有意外年的已发生损失之和，减去会计年t+j对相同意外年修正后的已发生损失之和，得到的差根据总资产缩放调整，作为t年赔款准备金误差Error。文章借鉴前人研究做法，将考察期定为5年，即j为5。Error为正，说明赔款准备金被高估，反之则说明赔款准备金被低估，反映了公司管理层利用赔款准备金计提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会计操纵的行为。
表 1 赔款准备金误差计算示例
(2) 费率管制
不同州对费率管制的规定不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可能横跨多个州，并且不同保险产品的费率管制规定也可能不同。因此文章根据NAIC提供的各州针对保险问题的法律纲要，以保险公司保险费收入中服从严格费率管制的所占比例来衡量费率管制水平，如式(3)所示：
%Reg即为衡量费率管制水平的指标。Premiums Writtenistl为t年公司i在s州取得的保险产品l的保险费收入。Stringent Reg Lawstl为哑变量，当州政府s在t年对保险产品l有严格的费率管制规定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费率管制制度为审核制和标准制时，则认定为严格的费率管制制度，其他费率管制制度为不严格的费率管制。
(3) 盈余平滑
文章通过一系列变量来衡量公司的盈余分布，并据此判断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Small Profit为哑变量，当公司为利润大于0并接近0的前5%的样本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Small Loss为哑变量，当公司为利润小于0并接近0的前5%的样本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Profit为哑变量，当公司的利润为正且高于90%的样本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Loss为哑变量，当公司的利润为负且低于90%的样本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Loss在回归模型中被省略。
(4) 避税动机
文章使用哑变量Tax来衡量公司的避税动机。当公司承担的税负率较高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该变量是根据公司的纳税状况进行定义的。如果公司当前没有税负或者收到了以前年度的退税，则被认定为低税负公司，否则为高税负公司。
(5) 财务风险
文章使用NAIC财务分析和监督跟踪(FAST)系统中的衡量公司财务状况的指标，结合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对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估计。文章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4)对公司的破产概率Prefail进行估计：
Iit为哑变量，当公司i在t+1或者t+2年破产时，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Xrstit为衡量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变量，即FAST系统中的19个衡量公司财务状况的指标。Xfcit为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以及公司结构哑变量，即衡量保险公司是否为相互保险公司。公司破产概率Prefail越大，说明公司财务风险越大。
(6) 控制变量
Long-Tail衡量长期保险业务比例，即已发生损失中长期保险业务所占比例；Mutual，哑变量，若公司为相互保险公司，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Publicly Traded，哑变量，若公司最终所有者为上市公司，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Group，哑变量，如果公司隶属于保险集团，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Product Herf为产品的赫芬达指数，Geo Herf为地理分布的赫芬达指数；Growth衡量公司的成长速度，即相比上一年的净保险费收入增长比例；Reinsurance衡量公司的再保险比例，即让与再保险公司的净保险费收入比例；Size衡量公司规模，即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实证分析
1.回归结果
模型(1)、(2)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1)列为OLS回归结果，(2)至(6)列为第10、25、50、75、90百分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OLS结果显示%Reg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严格的费率管制导致保险公司高估赔款准备金，验证了文章假设。%Reg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中，第10、25、50百分位的系数显著为正，而第75、90百分位的系数不显著。Wald检验验证不同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曲线斜率是否相等。%Reg的Wald检验结果说明在不同分位点，%Reg和Error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即在赔款准备金误差较大时，严格的费率监管与赔款准备金误差无关。
Tax的OLS回归结果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税负高的公司更可能高估赔款准备金，下调利润，达到避税的目的。Tax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说明，在赔款准备金误差较大时，高税负公司与低税负公司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
OLS回归结果中，Small Profit系数显著为负，而Profit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微利的公司更可能低估赔款准备金，上调利润，而高盈利的公司更可能高估赔款准备金，下调利润。分位数回归结果说明，在赔款准备金误差适中的时候，盈余平滑动机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在赔款准备金误差较大或较小时，其影响不显著。
PreFail在OLS回归中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更可能低估赔款准备金。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赔款准备金误差较小时，财务风险的影响更大。
表 2 各变量对赔款准备金误差的影响
2.稳健性检验
文章样本选取的是关联或无关联的相互保险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并且采取了与前人研究相类似的筛选机制，因此文章重新构建三个子样本重复文章分析过程：(1)选择保险集团和无关联单一保险公司作为样本，再进行筛选；(2)选择个体保险人作为样本，不进行筛选；(3)选择保险集团和无关联单一保险公司作为样本，不进行筛选。结果与文章实证结果一致。
赔款准备金的计提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文章使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即Prais-Winsten估计和Cochrane-Orcutt估计对模型(1)进行回归。除此之外，文章还在OLS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了滞后一期、二期、三期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同样的，文章也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使用了滞后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与文章实证结果一致。
研究结论
文章通过对保险公司会计操纵的衡量，以及对美国各州保险行业费率管制横截面差异的探索，拓展了政治成本动机领域的研究，并得出两点结论：
(1)在严格的保险费率管制下，为了降低政治成本，保险公司倾向于高估赔款准备金，或者说原本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公司会低估得更少。
(2)财务风险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低估赔款准备金。并且管理层会利用他们对赔款准备金计提的自由裁量权来避税和平滑盈余。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rate regul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er loss reserve. The 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 predicts that managers make accounting choices to reduce wealth transfers resulting from the regulatory process. Managers may under-state reserves to justify lower rates to regulators. Alternatively, managers may have an incentive to report loss inflating discretionary reserves to reduce the cost of regulatory rate suppression. We find insurers over-state reserves in the presence of stringent rate regulation.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along the conditional reserve error distribution, we discover that a majority of the response occurs from under-reserving firms under-reserving less because of stringent rate reg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