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llocative Distortions

中文标题：政治关联和分配扭曲

原文来源：David Schoenherr. 2019.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llocative Distor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4(2): 543-586.

供稿：杨柳燕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利用韩国公共采购合同分配的独特制度环境，探索企业从政治关系中获益的重要机制及其对分配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家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会网络增加政府资源的分配，以利于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在赢得选举后，新总统任命他的网络成员为国有公司的CEO，这些CEO充当中介，再将政府合同分配给拥有同一关系网络的私营企业。结果，分配给这些私营企业的合同执行情况相对更差，而且通过重新谈判带来的成本更高。

 

研究背景

在韩国，总统有权任命国有企业的CEO。而这些国有企业在将公共采购合同分配给私营企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因此文章选取2007年李明博当选为韩国总统的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当选后，他从自己的两个关系网——曾就读的韩国大学商学院(KU网络)和曾任职的现代工程建设公司(HEC网络)来任命国有企业的CEO。此时，与总统的某一关系网有关的私营企业会突然与大量从同一网络中任命CEO的国有公司产生关联关系。

1.政治关联

如果一家公司的CEO来自KU网络或HEC网络，那么政治关联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为了减轻对CEO任命与采购合同分配的内生性担忧，文章采用最初的政治关联指标，即与李明博当选时有社会网络关联的59家私营企业，在整个样本期内都被认为有政治关联。

2.社会网络

韩国总统在政府中具有主导地位，有权任命高级公职人员(部长、政治顾问、首席检察官和国有企业CEO等)。有证据表明李明博当选总统后，韩国大学的首席检察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韩国大学和现代工程建设公司的CEO在42家国有企业中的比例从3人增加到12人。因为部长、检察官和国有企业的CEO决定着政府较低层级人员的任命和晋升，所以总统的任命会产生涓滴效应。

3.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业务涵盖基础设施投资、社会项目实施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为实现业务目标，国有企业一方面需要从私营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存在向私营企业分配合同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通过关注这一现象来探索私营企业从政治关系中获益的机制及对分配效率带来的影响。

 

数据与样本

文章所需的会计数据来自Mint Korea，股票数据来自Bloomberg，CEO任命数据来自韩国最高法院管辖的商业登记系统，采购合同数据来自韩国在线电子采购系统网站。样本包括2007年8月20日(即国民生产总值候选人提名后的第二天)，在KOSPI指数中的630家上市公司。由于新总统于2012年完成选举，所以文章样本期于2011年结束。

文章报告了选举前的数据(2007年之前)，以确保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的比较不受李明博当选事件的影响。就会计数据而言，平均公司账面资产为31.97亿韩元，销售额为18.34亿韩元，关联和非关联企业的可观测变量均在10%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就CEO数据而言，由于法律要求韩国公司向韩国最高法院管辖的商业登记系统报告其董事会成员的信息(如任命、重新任命和任期结束的日期)，所以作者通过将2005年至2011年间数据中出现的CEO与其进行匹配，最终确定了1924名CEO，其中有100名CEO可定义为与总统有政治关联：66名来自KU网络，34名来自HEC网络；就公司而言，59家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中40家来自KU网络(6.35%)，19家来自HEC网络(3.02%)；就采购合同数据而言，630家公司中有368家(58.41%)在样本期内至少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些有采购合同的公司在选举前占所有公司总资产的3.24%，但在选举后达到了6.55%。样本期内共有42家国有公司与195家KOSPI公司签订了合同。

 

实证模型及变量

文章建立以下模型考察李明博当选前后公共采购合同分配的变化，并评估由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CEO之间的关联而导致的合同绩效变化。

1.合同分配

文章将样本定义为选举前阶段，t=0(从2004年第三季度到2008年第一季度，即新总统就职前的季度)及选举后阶段t=1(从2008年第二季度到2011年底)，通过将每个公司的合同量调整到2007年韩元，并计算出选举前和选举后期间的平均年合同量。

模型(1)为一重差分结果， Ait为公司特征变量，Di为政治关联，Δyi为选举前后分配给私营企业i的合同数量的变化，参数Δμ衡量了选举前后政治关联对合同分配的影响。

模型(2)中，j为国有企业，Δyij为国有企业j分配给私营企业i的合同数量的变化，Dij为虚拟变量，若国有企业j任命的CEO来自与私营企业i的CEO相同的网络时取值为1，否则为0，αi为企业固定效应，参数αj控制了国有企业j分配给所有私营企业的合同量的平均变化水平。

2.合同履行

模型(3)中，eventt为虚拟变量，选举后取值为1，选举前取值为0。同时在回归模型中作者加入了私营企业时间固定效应(αi * event)以控制私营企业合同执行的时变变化，国有企业时间固定效应(αj * event)以控制给国有企业合同分配的时变变化。此外，增加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关系固定效应(αij)来确保结果不受不同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匹配变化的影响。

 

市场价值与企业绩效

文章报告了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的股价反应和实际业绩变化。在李明博宣布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前后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的累积对数收益率图中，可以发现与李明博有社会网络关联的公司的市场价值与他当选的可能性正相关，并且有关联和无关联的公司的收益率差异不是由异常值驱动的。文章也从统计学角度实证检验了李明博当选后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实际业绩变化，关联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为14.11%，销售额增长率为16.82%，投资增长率为42.11%，银行债务与资产比率为2.43个百分点。

 

实证结果

1.采购合同的分配

在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的平均年合同量的变化图中，选举之前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的合同数量增长率非常相似，但从2008年新总统就职时开始，关联企业在合同量方面的增长明显高于非关联企业，直至2010年二者之间差距才逐渐缩小。

表1第(1)、(2)栏报告了模型(1)的实证结果，第(1)栏表明当选后关联企业的合同量与资产比率的增幅比非关联公司高3.03个百分点，即使将样本限定在在样本期内从国有企业获得至少一份合同的样本中，第(2)栏结果表明关联企业的年度采购合同量依然增加2.39个百分点。第(3)至(8)栏显示了模型(2)的实证结果，第(3)栏显示与其他国有企业相比，由总统从同一网络任命CEO的国有企业的关联企业合同量增加了0.33个百分点，在第(4)栏控制公司固定效应、第(5)栏进一步控制国有企业固定效应后结果变得更强。为了缓解同一网络成员被任命为国有企业CEO或受雇于私营企业，从而导致更多的合同分配给该私有企业的内生性问题，第(6)栏进一步加入国有企业*行业固定效应，第(7)、(8)栏加入国有企业*合同类型固定效应后，结果仍与主结果一致。

表1 采购合同分配的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国有企业投资变化的可能性，文章进行了安慰剂测试，结果发现在选举之前，与KU网络有关的私营企业就已经从拥有KU网络CEO的国有公司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合同。即私营企业的合同分配的增加，并非由于执行新总统议程的国有企业CEO的内生任命所推动。

2.其他社会网络

上述安慰剂测试表明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CEO之间的网络联系也会影响合同分配。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文章重新度量政治关联变量，如果私营企业在选举后通过其CEO的校友网络与国有公司建立了关联，则取值为1，否则为0。

表2报告了不同社会网络的回归结果，私营企业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合同比通过CEO校友网络联系的国有企业多0.25%，经过固定效应之后仍然稳健。表明合同分配的变化是由独立于政治关系的国有和私营企业CEO之间的社会网络驱动的。

表2 不同社会网络的检验结果

3.合同履行

表3报告了模型(3)的实证结果。PanelA中因变量为合同绩效，若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不利事件取值为1，否则为0。结果发现，分配给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合同比分配给没有关联的私营企业的合同表现更差的可能性高11.48%。PanelB中因变量为合同成本，若合同执行过程中成本增加取值为1，否则为0，结果分配给有关联的私营企业合同使得政府的成本显著增加，表明分配给关联私营企业的合同不仅执行情况更差，而且带来的成本更高。

-表3- 合同履行的检验结果

4.合同差异

为了检验“合同绩效的差异可能是由国有企业将最复杂的合同分配给关联的私营企业所造成的”这一假说，文章将合同的复杂程度分为低、中、高三类，结果发现与选举前相比，分配给关联私营企业的合同既不明显偏大，同时相对于分配给非关联私营企业的合同而言，也不太复杂，但关联私营企业的合同绩效仍然更差，后期成本仍然更高。

5.事前错误分配和事后重新谈判

关联合同表现更差，可能是因为合同事先分配不当导致合同无法有效执行，或者存在政治关联导致事后对关联公司监控不严。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文章检验了在新CEO时期执行前任CEO分配的合同，结果发现合同绩效方面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但事后建筑成本显著增加的情况。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国有企业将更多的租金转移到关联的私营企业，这种不利结果不是由合同分配后对关联公司的事后监督不严造成的，而是由合同最初分配给关联公司时的扭曲造成的，这种扭曲使得在执行项目时效率较低。

 6.分配不当的私人租金和社会成本

文章计算得出，由于政治关联采购合同总量增加了83310亿韩元，累计利润增加了10080亿韩元，市场价值增加了50610亿韩元。这表明，采购合同利润的增长解释了政治关联企业市值增长的19.92%。额外公共采购合同的租金构成了企业从政治关系中获得的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社会成本，从同一校友网络分配给私人公司的额外合同量占到国有公司分配合同总量的5.83%，总成本占到GDP的1.08%。

 

研究结论

文章研究发现，赋予政治家任命人员的权力，会使他们控制政府资源的分配，从而实现通过现有网络将资源输送给相关企业。韩国总统在赢得选举后，新总统可以任命他的网络成员为国有公司的CEO，这些CEO充当中介，再将政府合同分配给拥有同一关系网络的私营企业。结果发现分配给这些私营企业合同的执行情况相对更差，而且更有可能通过重新谈判带来成本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分配给关联企业的合同似乎没有分配给非关联企业的合同复杂，由此证实了合同的错误分配。鉴于政治关联对合同分配的扭曲效应，监控分配合同的政府实体和接受合同的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降低政府采购中的低效率。

 

Abstract

Exploiting a unique institutional setting in Korea,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politicians ca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allocated through their social networks to the benefit of private firms connected to these networks.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the new president appoints members of his networks as CEOs of state-owned firms that act as intermediaries in allocating government contracts to private firms. In turn, these state firms allocate significantly more procurement contracts to private firms with a CEO from the same network. Contracts allocated to connected private firms are executed systematically worse and exhibit more frequent cost increases through renegoti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