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olitical Connections, Tax Benefit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中文标题：政治关联、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的证据
原文来源：Wenfeng Wu, Chongfeng Wu, Chunyang Zhou, Jun Wu. 2012. “Political connections, tax benefit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31(3): 277-300
供稿：田甜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文章将中国上市公司分为私企、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并对这三类企业分别研究了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对企业业绩、税收优惠和过度投资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私企中，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与政府相关的福利，如税收优惠。但在地方国企中，受到政策负担与官员晋升的影响，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有动机通过过度投资等方法来帮助政府实现社会和政治目的。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私企的业绩具有积极的影响，对地方国企具有消极的影响。此外，在私企中，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有效税率；在地方国企中，政治关联使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结果与文章的假设一致。
研究背景
1.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上市
1993年，中国颁布的《公司法》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法律框架。国有企业根据“抓大放小”的指导原则进行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较大的国企按照现代公司模式进行重组实现公司化，并对一些亏损的国企进行私有化。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以下简称国资委)的成立将国企分为中央、省和市级，同时将控制权转移到国资委各级机构以明确地方对地方国企的控制原则，中央政府仅保留对国家整体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关键国企的控制权。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115078家国企，其中央企仅有151家。尽管如此，央企的规模和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仍占据主导地位。
国企公司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进行IPO上市。上市不仅有助于筹集股权资本，也使得国企的所有制更加多元化。尽管如此，政府仍保留对上市国企的最终控制权。作为控股股东，政府通过对上市国企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由于中国股市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国企融资，国企有着明确的上市优先权，因此股市被国企主导。截至2007年底，中国A股上市公司有1533家，其中国企有943家(占比61.5%)。
2.私营企业的发展和上市
1987年之前，私企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承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此后，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私企的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国家统计局，2011)，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私企有177080家，占国内企业总数的66%，总销售额达到90280亿元，占国内企业销售总额的33%。
1998年，第一家上市私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Zhang，2004)。2004年，深证证券交易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为私企的上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上市私企590家，占全国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38.5%。
3.中国的所得税政策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对财税政策进行了系统性改革。税收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由国税局和地税局分别负责征收。自2002年起，地方国企和私企的所得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但所得税仍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2008年之前，中国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中央政府对特定地区和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且2002年以前，中国省级政府对地方企业实施退税政策，对符合要求的企业，所得税率由33%下调至15%。这项政策在2002年被废除。
假设提出
1.政治关联对私营企业的影响
私企缺乏与政府的官方联系，雇佣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是私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方便而有效的渠道。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私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帮助公司获得关键的政府资源和支持，如税收优惠。因此文章认为，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对私企的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
2.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国企的股份，这种所有权关系比管理者与政府的私人关系更加明确和稳定。这表明，在国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在获得政府相关福利方面的作用不如私企。因此文章认为，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政治关联作用可能会被政府所有权的作用稀释。
此外，地方政府通常会在国企中任命政府官员为管理者来实现政府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地方官员的晋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任期内当地的GDP增长情况、赤字情况和失业情况(Li and Zhou, 2005)，且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管辖权竞争。因此，这些被任命的管理者更关心政府的目标，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有动机干预国企的经营活动，如通过过度投资来减少失业和增加GDP。因此文章认为，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对地方国企的绩效有着消极的影响。
相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策负担较轻，其利用国企实现政治目标的动机较弱。中央政府保留对国企的控制权是为了保持对关键行业的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中国国资委，2006)。此外，中央政府官员之间不存在管辖权竞争。因此文章认为，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对中央国企的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3.税收优惠和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已有的研究表明，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能帮助企业从政府获得多种形式的福利。文章以税收优惠作为政府相关福利的代理变量来研究政治关联和企业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
前已述及，在地方国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更关心政府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如提高地方GDP和降低失业率，而增加投资是国企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方便而有效的途径。因此文章认为，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的国有企业会面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文章使用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作为地方国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承担的政策负担的代理变量。
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以下假设：
H1：在私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企业的业绩优于没有这种管理者的企业；在地方国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企业的业绩不及没有这种管理者的企业。
H2：在私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的企业会缴纳更低的税款；在国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企业与没有这种管理者的企业缴纳的税款相同。
H3：在地方国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情况比没有这种管理者的企业严重；在私企中，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所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情况与没有这种管理者的企业相同。
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文章选取1999年至2007年作为样本期间。其中，因变量数据来自2000年至2007年，自变量数据来自1999年至2006年。文章通过手动搜索IPO招股说明书和公司年报，搜集了1999年至2006年中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CEO和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信息。文章通过调查CEO和董事长是否现任或前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方官员来追踪其政治关联信息。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控股股东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年报及公司网站。
文章将中国上市公司分为私企、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三大类。在剔除了外国公司作为控股股东的国企和缺失数据后，文章的最终样本包含了1408家企业共计8351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2.主要模型与变量
文章将政治关联(POLCON)定义为董事长(CEO)现任或前任政府或军方官员，如果公司有一个有政治关联的董事长(CEO)，POLCON为1，否则为0。
文章用托宾Q值和ROA来衡量企业绩效(Performance)，用当期税费除以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来计算企业的有效税率(ETR)。
文章将过度投资(OVERINV)定义为投资支出超过预期新增投资支出那部分支出，并使用模型(1)来估计过度投资：
其中，因变量INEW表示新增投资支出。控制变量中，GROWTH、SIZE、LEV分别代表公司的增长机会、规模、杠杆水平；CASH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总资产的比率；FAGE是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RET是股票年回报率。因变量的拟合值表示预期新增投资水平，残差项INEWi,tε为对过度投资的估计。
文章使用模型(2)来检验H1：
其中，因变量业绩Performance为企业的托宾Q值或ROA。控制变量中，CAPINT为资本密集度；MAGE、EDU分别表示管理者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其余变量和模型(1)一致。
文章使用模型(3)来检验H2：
其中，因变量ETR为公司的有效税率，其余变量和模型(1)和模型(2)一致。
文章使用模型(4)来检验H3：
其中，因变量OVERINV为模型(1)中的残差项INEWi,tε。解释变量包括自由现金流FCF以及FCF与POLCON的交互项，其余变量与模型(1)和模型(2)一致。
文章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别对私企、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子样本回归上述模型。此外，文章还对包括POLCON和两个所有权哑变量(私企和中央国企)的交互项的上述模型进行全样本回归，以检验不同所有权类别的POLCON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实证分析
（一）政治关联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影响
1.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文章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对私营企业，POLCON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政治关联的私企比没有政治关联的私企有着更高的估值；对地方国企，POLCON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企的估值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企；对中央国企，POLCON系数不显著，表明是否有政治关联并不影响中央国企的估值。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POLCON与私企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将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托宾Q值换为ROA后，回归结果保持不变。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1。
2.政治关联对有效税率的影响
文章对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政治关联对有效税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对私营企业，POLCON系数显著为负，而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POLCON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在私企中，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低的有效税率，但这种影响在国企中并不存在。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POLCON与私企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2。
3.政治关联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
文章对模型(4)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政治关联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对地方国企，交互项POLCON*FCF的系数显著为正，而私企和中央国企的该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企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企存在更严重的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问题，但这种影响在私企和中央国企中并不存在。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3。
（二）稳健性检验
1. Heckman的二阶段处理效应模型
文章采用Heckman的二阶段处理效应模型来缓解内生性问题。该模型的第一阶段是一个probit分析，其中因变量为政治关联可能性，控制变量包括前述OLS回归和面板分析中使用的变量。此外，文章还控制了异质性风险、公司年龄和滞后一期的托宾Q值三个额外的变量以区分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从第一阶段的回归中得到的政治关联可能性的估计值(即处理效应工具)被用于第二段回归。第二阶段回归是将模型(2)、(3)、(4)中的POLCON变量替换为处理效应工具进行的回归。
文章仍然分私企、地方国企、中央国企三个子样本和全样本进行上述二阶段回归分析，第二阶段回归的因变量包括托宾Q值、资产回报率ROA、有效税率ETR和过度投资OVERINV。因此，文章共建立了16个二阶段处理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以托宾Q值作为因变量的模型的逆米尔斯比系数在三个子样本和全样本中均显著，说明前述对托宾Q值和政治关联的回归分析中存在样本自选择和遗漏变量偏差问题。但调整后的POLCON系数比前述OLS分析中的该项系数更加显著，且对ROA为因变量的模型的分析结果与托宾Q值相同，表明Heckman的二阶段模型回归结果支持文章的结论。
在对以ETR和OVERINV为因变量的模型的回归分析中，逆米尔斯比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前述对政治关联与有效税率和过度投资的回归分析中，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此外，probit模型中的滞后因变量的系数也说明OLS回归分析中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些结果支持了文章的结论。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企业业绩和有效税率的替代指标。文章使用经行业调整的托宾Q值和ROA或ROE作为企业业绩的替代指标，回归结果保持不变。文章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替代调整后的税前利润来计算ETR，回归结果保持不变。
政治关联的重新定义。文章将政治关联重新定义为企业的CEO具有政治关联。回归结果显示，对国有企业，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但政治关联对私企的绩效和税收优惠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在私企中，政治关联的影响主要由有政治关联的董事长驱动，而不是CEO。
2002年所得税政策变化对税率的影响。文章使用两种方法来捕捉政策变化的影响。首先，文章使用2002年的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基本不变。其次，文章在模型(3)中加入哑变量POST以区分政策变更前后的年份，并基于每个公司2001年及以前年度的平均数据和2002年及以后年度的平均数据对修改后的模型(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H2仍然成立，但在2002年的退税政策取消后，政治关联对私企税收优惠的影响减弱了。
省级财政赤字对有效税率的影响。地方政府会利用所得税政策来调整财政收支，因此地方财政赤字程度可能会影响公司所得税。文章在模型(3)中加入控制变量DEFICIT以控制地方财政赤字情况。对修改后的模型(3)进行回归的结果仍支持H2。
研究结论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和税收优惠的影响。文章对私企和国企进行了对比实证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对私企的业绩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地方国企的业绩有着消极的影响。此外，在私企中，政治关联能带来税收优惠，但在地方国企中，政治关联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这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性质，还受到管理者的政策负担和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the firm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Using data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from 1999 to 2007, we find that private firms with politically connected managers outperform those without such managers, whereas local SOEs with connected managers underperform those without such managers. Moreover, we find that private firms with politically connected managers enjoy tax benefits, whereas local SOEs with politically connected managers are prone to more severe over-investment problems. Our study reconciles the mixed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firm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