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Political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Within-firm Pay Gap:Evidence from China

中文标题：政治晋升激励和企业薪酬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原文来源：Gaowen Kong, Dongmin Kong, Ruichang Lu. 2020. “Political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within-firm pay gap: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Article In Press.

供稿：张仪莲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利用中国2002-2011年的政治晋升事件研究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当地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影响。文章发现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于大型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多的企业、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的民企和经营地域较为集中的企业，这种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薪酬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员工薪酬的增加，而不是高管薪酬的减少。文章使用地震的经济损失和高层政治关联的丧失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研究结论不变。总体来说，文章从中国场景出发，从官员职业生涯激励的视角探索了公司内部薪酬差距的决定因素，并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研究背景

1.中国的高管薪酬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中国证监会监管，其中，高管通常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从1999年开始，中国证监会要求企业披露高管薪酬，但只要求披露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总额。2001年，证监会开始要求披露高管薪酬政策，包括高管薪酬决定程序和报酬确定依据。此外，该规定没有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汇总在一起，而是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2005年，中国证监会修改了披露规则，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每位高管的薪酬。披露方案包括薪酬总额和目前持有的股权两部分。总薪酬是指公司支付的基本工资、奖金、补贴、员工福利、保险和其他形式的薪酬的总和。

除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外，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还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特别规定的约束。国资委有权决定受其控制下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管理者仅仅是政府的代表，按照公务员的薪酬标准领取工资，后来逐渐引入了基于绩效的薪酬体系(Groves等，1995；Mengistae和Colin Xu，2004年)。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鼓励和监督国有企业实施绩效激励制度。

尽管国家已经发布了一些薪酬政策相关的规定，但如何对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评估和支付薪酬尚不明确(Lin，2016)。根据已公布的规定，管理层薪酬的基本结构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中长期激励薪酬。基本工资与企业规模、管理难度、承担的责任、所在企业、行业和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等有关，然而绩效奖金和激励薪酬的决定因素并不透明。

2.中国的政治晋升

在经过数次修订后，中国的政治晋升制度最终发展成为地方分权的威权制度(Xu，2011)。在这个制度下，政治晋升是官员进入上层政府的唯一途径(Guo，2007)。中国的高层政治晋升是一项组织严密的活动，它们通常由中央政府至少提前一年进行规划，以确保权力平稳过渡(Piotroski和Zhang，2014)，被选中的官员们通常都知道自己是候选人。由于政府提前规划，包括地方政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在内的其他省内经济体都能看到并预料省内即将发生的政治晋升活动。因此，即将发生的政治晋升所产生的激励会在实际晋升之前产生影响。

 

假说提出

虽然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中国中央政府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平等)问题也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2004年，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一目标迅速纳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之中。《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制度(试行)》2006年、2009年、2013年三个版本要求政绩考评标准要包括地方经济、就业水平，以及收入不平等。保障社会和谐、改善民生(特别是低收入者的生活)已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目标。

政府官员有能力影响当地公司的薪酬政策。由于地方政府控制土地、资本和其他重要资源，并且拥有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中国的地方企业被激励与地方政府建立“亲密”关系(Piotroski和Wong，2012)。当中央政府需要改善宏观经济指标，如就业率时，地方政府将向地方企业施加和转移这种压力。同时，地方企业可能会调整他们的招聘决策来迎合其政治盟友，以达到政府的目标。

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是本市最大的雇主，受到当地政府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因此，为了促进收入公平，政府官员更关注上市公司内部的收入公平。考虑到社会和谐和改善民生是一个重要目标，政府官员会努力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1：

假设1：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将减少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

 

研究设计

1.数据与样本

文章的样本期间涵盖2002年到2011年，文章删除了金融公司、总资产为负、流动负债为负或财务杠杆比率超过100%的上市公司，并在第1和第99个百分位数处进行缩尾处理，文章最终获得了10999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

文章的政治更替数据通过手动收集得到。文章首先从中国经济信息网(http://www.cei.gov.cn)手动收集每个城市的政治更替事件，并从各种公共资源(如报纸、网站、新闻稿和公告)查看有关政治更替事件的新闻，搜集每一次更替事件的资料、每一次政治更替事件前后政府官员的职位以及政府官员的人口资料。文章中的市级变量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统计年鉴；市级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政府干预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2016年的一份报告；企业级财务会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总部的位置从年报中手动收集。

2.主要模型与变量

文章首先对模型(1)进行回归来研究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

其中PayGapi.t+1为模型的因变量，表示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文章中使用PayGap1和PayGap2两个指标来度量薪酬差距。两个指标均为管理层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率，不同的是，PayGap1中的员工数量从CSMAR数据库中获取，PayGap2中员工数量是从年度报告中手动收集的。

Promotioni,t为模型的自变量，表示政治晋升激励。Promotion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年度为市委书记晋升的前一年或者当年，并且公司的注册地为即将晋升的市委书记所在城市，则Promotion取1，反之为0。具体而言，对于在t年1月1日至6月30日之间晋升的地方市委书记，将前一年t-1年定义为对同一地方政界人士激励力度最大的一年，虚拟变量Promotion取1；对于在t年的7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晋升的地方市委书记，将t年定义为对同一地方政界人士激励力度最大的一年，虚拟变量Promotion取1。

文章还从公司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因素。在公司层面，文章主要控制了公司规模、财务杠杆、销售增长、资产回报率、经营现金流、账面市盈率、CEO两职合一、前2-10名股东的股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是否国企和公司经营年限。在城市层面，文章主要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地方市委书记性别、市委书记种族以及市委书记是否大于57岁。文章还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并在城市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

 

实证分析

1.基本回归分析

文章首先对模型(1)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基本回归结果

表1中列(1)和列(2)的因变量分别为PayGap1和PayGap2，并且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在列(1)中，PayGap1的回归系数为-0.312，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即将发生的政治晋升减少了约0.3的薪酬差距，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在市委书记晋升的前一年或者当年，企业的薪酬差距平均会降低约7.5%(0.3/4=7.5%，4为PayGap1的均值)，回归结果在经济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列(2)的结果与列(1)类似。

列(3)和列(4)是在列(1)和列(2)的基础上将行业固定效应替换为企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与之前一致。

2.路径分析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薪酬差距，具体而言，文章分别研究了晋升激励对高管薪酬和员工薪酬的影响，以此来判断企业是通过减少高管薪酬还是增加员工薪酬来降低企业薪酬差距。在模(1)的基础上，文章分别将因变量替换为高管薪酬和员工薪酬，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治晋升激励会增加员工的平均薪酬，但不会影响高管薪酬，从而导致薪酬差距的缩小。因此，政治晋升激励是通过增加对普通员工的薪酬来降低薪酬差距。

表 2 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薪酬和员工薪酬的影响

3.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了避免文章的研究结果可能受到一些未被观测到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文章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安慰剂检验。文章将政治晋升后的第二年做为构造的伪政治晋升年。如果公司年份为伪政治晋升年的前一年或当年，则虚拟变量Placebo_Promotion等于1，否则等于0。文章用Placebo_Promotion替换模型(1)中的自变量回归进行安慰剂检验，研究结果表明Placebo_Promotion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政治晋升激励确实减少了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

(2)限制国企高管薪酬规定的影响

2009年，中共中央政府出台了一项限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规定。为了避免该规定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文章将样本分为2009年之前和2009年之后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在两个子样本中，政治晋升激励都能降低企业薪酬差距，在2009年之后的子样本中这种影响更显著。

(3)行业调整的薪酬差距

为了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文章将薪酬差距分别进行了行业均值调整和行业中位数调整，调整后的回归结果不变。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的领导、政治目标和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活动。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和党的关键职位得到确认，权力发生了转移。由于党强调团结和谐是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保证，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年份晋升的市委书记在维护地方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因而对地方企业薪酬政策进行干预的积极性更高。为了控制这一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文章创建了一个新的晋升变量，如果地方政治晋升活动和全国代表大会发生在同一年，则该变量等于1，反之为0。文章用新的晋升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晋升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此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远大于基本回归中回归系数绝对值所示的值，这表明与全国代表大会同一年的政治晋升活动可以加强晋升激励，以减少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

(5)删除零薪酬高管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高管薪酬可由上市公司股东或关联方支付，但上市公司关联方支付的高管薪酬金额不受披露限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规定，上市公司须将未从本公司获得薪酬的高管列示在表中，并说明是否从股东或子公司获得薪酬。文章将这部分未从本公司获得薪酬的高管删除，并相应调整高管的平均薪酬，重新计算回归，结果仍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6)控制高管股票期权

中国企业很少采用股权型高管薪酬制度(如股票期权和绩效型股权授予)，在文章样本中只有567个公司年度样本有股票期权，占上市公司总数的不到5%。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增加股票期权变量重新运行回归，结果仍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7)增加金融公司

为了确保样本中的公司具有可比性，在主回归分析中，文章样本删除了金融公司，但是企业内部最具争议的薪酬差距问题主要来自金融行业。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首先对金融公司单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晋升激励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金融公司更为显著。文章还将金融公司纳入基本回归的样本中重新回归，结果仍与之前一致。

(8)政治降职

文章以市委书记的降职为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来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如果回归结果显著，则说明薪酬差距会导致政治降职，模型存在反向因果问题。文章将晋升变量替换为降职变量来重新运行回归，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存在反向因果。

(9)控制高管股权

由于公司的高管会持有公司的股权，文章控制了高管持有的股权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仍不变。

 

内生性分析

文章使用两个变量作为政治晋升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

1.城市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场严重的地震会造成社会混乱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灾区的社会稳定，上级政府通常会在这段时间内避免发生重大的换届事件，地震将降低灾难年晋升的可能性，从而减少政治晋升所来的激励。同时，地震对公司内部薪酬差距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城市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作为政治晋升的工具变量。

2.高层政治关系的丧失

在中国，拥有共同的家乡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纽带，能够提高晋升概率和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Fisman等，2018；Francois等，2016；Jia等，2015；Shih等，2012)。文章认为如果市委书记与副省级以上官员有共同的家乡，那么可以认为该市委书记具有高层政治关系。如果高层官员被指控违反法律或纪律，那么那些与其拥有共同家乡的市委书记将被视为失去了他们的高层政治关系(LossTopPC)。失去高层政治关系会降低市委书记晋升的可能性，但与特定城市的固定薪酬差距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高层政治关系的丧失可以作为政治晋升的工具变量。

3.2SLS回归

文章首先分别以城市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Earthquake)和高层政治关系的丧失(LossTopPC)做为政治晋升(Promotion)的工具变量在城市-年度层面进行第一阶段回归，然后分别以第一阶段回归中Promotion的拟合值做为模型(1)的自变量进行第二阶段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Earthquake和Promotion均为强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均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表 3 2SLS回归结果

 

进一步分析

文章进一步进行了横截面测试以研究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如何随企业特征而变化。

为了检验所有权结构、公司规模和公司经营地分布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文章分别将样本分为国企组和民企组、大规模公司组和小规模公司组、经营集中组和经营分散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国企组、大规模公司组和经营集中组结果显著，而在民企组、小规模公司组和经营分散组结果不显著。文章认为在国企中显著可能是由于政府对国企影响更大，国企通常自愿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如维护社会稳定和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改善晋升机会或获得其他稀缺资源；在大规模公司显著可能是由于大规模公司薪酬差距的降低更能促进收入平等、社会公平和公正，并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这导致大规模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员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在经营集中组显著可能是由于经营集中的企业薪酬支付政策更统一。

为了检验民企中有政治关联和无政治关联企业之间政治晋升效果的差异，文章将民企分为有政治关联和无政治关联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在有政治关联的民企样本中回归结果显著，而在无政治关联的民企样本中结果不显著，这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企内部薪酬更容易受到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有政治关联的民企也会自愿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当地方政府受到即将到来的政治晋升的激励时，地方政府会对有政治关联的民企进行更多的干预。

为了检验政治干预程度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文章将样本分为高政治干预组和低政治干预组进行回归。在高政治干预组回归结果显著，而在低政治干预结果不显著，这表明在政治干预较为普遍的地区，晋升激励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在政治干预较高的地区，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干预地方经济体系的运行。

 

研究结论

文章研究了即将发生的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市委书记即将晋升所带来的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且这种薪酬差距的减少主要源于员工“加薪”而非高管“降薪”。文章通过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地震的经济损失和高层政治关系的丧失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结论不变。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大型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多的企业、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的民企和经营地域较为集中的企业更为明显。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how the promotion incentive of politicians affects the pay gap between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in local firms. We find that the promotion incentive of local politicians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within-firm pay gap.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large firms, firms in regions subject to m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tate-owned-enterprises, private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rms with mo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operations.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to the use of the loss of top-rank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conomics loss due to earthquakes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for the promotion incentive. Furthermore, a reduction in pay gap is mainly driven by an increase in employee pay, instead of a decrease in executive pay. Overall,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determinants of within-firm pay ga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reer concerns of local politic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