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Shareholder Orientation and the Framing of Managementcontrol Practices: A Field Study in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中文标题：股东导向与管理控制实践框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实地研究
原文来源：
Yang C, Modell S. 2015. Shareholder orientation and the framing of management control practices: A field study in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45: 1-23.
供稿：李雪娣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借鉴了社会运动相关文献的研究形式，运用实地研究方法，讨论了以股东为中心的框架在过去十年中如何影响管理控制体系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实践和发展。研究阐述了以股东为导向的管控体系如何对现有的事业部管控体系形成挑战，又在公司业绩出现危机时如何与现有管控体系互为补充。
研究背景
近二十年的公司治理进程和实践体现了受托责任观和对股东利益的追求，这种现象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社会运动以从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概念衍生出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根据代理理论，有关公司治理的很多论述都在强调如何设计契约以使经理人的目标和利益与股东一致。相关会计学者也对公司治理意识形态向增强股东利益导向的转变如何影响企业的管理会计与控制实践，以及不同的参与者如何抵制这种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将这一调查范围延伸到中国国有企业，探讨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管理控制实践。
文章主要采取Gerring (1997)对意识形态的定义：相当稳定和连贯的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相互影响，指导具有政治动机的行为。文章还引入了框架的概念，旨在研究新兴的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以及植根于毛泽东思想和更广泛的儒学文化体系的现存框架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管理控制实践框架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一形成过程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文章同时探究了在以股东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激励下，企业管理控制实践框架如何与嵌入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现存框架相协调。
分析框架
1.意识形态、框架、框架整合
有关社会运动对框架影响的研究通常是从社会运动的前提出发的，即依靠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来源来支持社会运动发起者建立更广泛的共同价值观。框架在调节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富有争议性的框架建立过程，新兴的意识形态往往会转变为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框架，进而达到框架整合。
文章将框架整合定义为起源于某些意识形态的新兴框架与现存框架相协调，协作指导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个体行为。为了研究框架整合如何形成以及如何促进集体行动，文章将社会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框架建构工作分解为以下三个内容：诊断性框架 (diagnostic framing) 、预测性框架 (prognostic framing)和动机性框架 (motivational framing)。
诊断性框架 (diagnostic framing) 是对问题的甄别，探索问题的根源原因，明确社会运动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样就确定了问题矛头，以及是什么造成了这些问题。预测性框架 (prognostic framing)是指对诊断出的问题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针对抛出来的社会问题应该怎样去应对解决，社会运动者必须胸有成竹，有可行性的实施蓝图。这样，社会运动就有具体的可操作的计划，行动就有目的和方向。动机性框架 (motivational framing) 是一个呼吁鼓动人们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的过程，说服人们采取实际行动，最终要达到社会运动的目标。
2.股东导向的框架建构
以从增强股东利益导向的意识形态衍生出的框架为例，代理理论提供了公司治理结构转型和控制实践的重要灵感来源。从诊断性框架分析，代理理论指出了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就预测框架而言，代理理论学者提出解决代理问题主要在于设计适当的业绩履行合同，从而达到监督管理层自利行为或衡量管理者业绩的目的。就激励框架而言，代理理论学者认为在保持合理的成本效益下，应重点制定与契约一致的激励和惩罚措施。
3.国有企业工作单元框架
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基础，毛泽东思想强调中央计划和公有制是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石，这培养了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毛泽东思想对集体主义的强调也受到历史上儒家思想“相互依赖”原则的支持。这个原则要求经理人具有高尚品德，以群众利益为重，尊重职工以维护良好的工作关系，作为回报，下级要对上级高度忠诚。
诊断性框架主要是寻找问题所在，工作单元框架强调人民态度与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主要治理机构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重点解决“地方主义”和缺乏“正确思想”。“正确思想”被视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支柱之一，即员工要对上级忠诚。解决方案或预测框架主要是将“正确思想”转化为遵循群众路线的正确行动。通过动机框架，“群众路线原则”与教育活动相结合。同时，受毛泽东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儒家思想影响，利用物质激励个人表现的做法一般受到限制，个人被要求保持谦逊，应将组织成就归功于集体而不是个人。然而，与儒家“相互依赖”观念相联系的道德期望也给管理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们通过创造所谓的“私人金库”、未经授权的预算等来弥补个人激励和低水平的常规收入，从而达到集体加薪和增加员工福利。
研究背景和方法
MetalCo是采矿和金属制造行业的领先公司，成立于2001年。成立MetalCo是政府为了巩固国有企业具备更大规模、同时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所做出工作的组成部分。在MetalCo发展进程中，它合并了六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并逐步成为采矿和金属制造业的领先公司。尽管中央政府保留了控股权，但MetalCo近年来通过在中国和海外上市已经半私有化。
文章对MetalCo控制实践的框架研究主要聚焦于集团总部与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HN”)之间的相互影响。文章对MetalCo的实地研究由2008-2011年间的四次年度现场调查组成，以及2014年对HN的后续回访，总共形成了90个半结构化访谈以及由主要管理人员组成的扩展对话，获取的信息反映了MetalCo形成前后的发展进程。实地研究方法的倡导者强调平衡主位和客位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文章在分析实地调查数据时采用了溯因的方法。文章遵循过程导向，提出分析的出发点是审查公司备忘录、演讲稿和其他公司层面与分支机构相关的沟通内容以阐明特定时间点控制实践变革的根本原因。
实地研究
1.现代企业系统和MetalCo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国内股票市场建立后，现代企业系统得以发展。世界银行大力推崇加速公司大规模上市实现私有化，同时设立更多的独立董事会，以此解决管理层受托责任意识弱化和国家干预过度的问题。2001年MetalCo的成立是现代企业系统发展的直接成果，被誉为 “推进行业整合，遏制国有企业病，提高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重要进程之一。MetalCo成立之后，便采取积极的国际增长战略，很快成为行业内最大的制造商。在它形成后的几年里，由于开发了一个新的管理控制系统“MetalCo模型”，它也成为了持续治理改革的方向标，MetalCo模型是文章实证分析的重点。
2.“MetalCo 模型”的产生(2001-2004)
虽然现代企业系统为增强股东利益导向理念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真正催化“MetalCo模型”产生的是财务总监(CFO)职位的设立，CFO被认为是MetalCo真正的执行总裁。CFO重视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新成立的分支机构应该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体系。CFO对“MetalCo”模型的构建终结了长期以来财务控制从属于工作单位框架下的控制实践的做法。就诊断框架而言，CFO反复责难坚持“旧国企做法”的管理者，如管理者试图通过“不规范行为”维持“私人财富”、将分支机构的利益置于全体股东利益之上等。就预测框架而言，CFO强调加强集中核算的必要性并且实行按财务业绩进行管理。此外，分支机构在很多关键领域的决策权也被撤销。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总部对分支机构的业绩监督，总部采用按照月度财务业绩指标对分支机构进行排名，同时也引进了企业资源管理系统。“MetalCo模型”减少了旨在维持“私人利益”的不规范行为，HN也同意放弃“私人利益”的账户并促进内部审计的开展，“MetalCo模型”给企业控制实践带来了重大变化。
3.“MetalCo 模型”的重新构建
在国资委成立后，旨在向国有企业注入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改革得到进一步加强。但随着“MetalCo 模型”的逐步发展，分支机构管理者最初的改革热情逐渐消退，他们害怕挑战“正确思想”的观念，未采取更有力的企业发展措施来改善财务业绩，企业发展停滞。因此，需要以一种更“务实”的方法重新构建“MetalCo模型”，从而与工作单位框架产生共鸣。模型的重建工作是由首席执行官(CEO)执行的，CEO自2005年开始与CFO一起关注绩效管理和评价工作，CEO形容自己为脚踏实地的“传统国有企业人”。就诊断框架而言，CEO认为先前的“MetalCo 模型”只是被动地“按会计数字管理”，导致公司整体缺乏和谐。解决现有问题主要是放弃成本观念，支持利润最大化，以提升企业家精神，增强分支机构对经营绩效的责任感。CEO实施的具体措施与工作单位框架下的理念相一致，同时也关注经营层面的问题，不反对以股东为中心的理念。
4.“MetalCo模型”的衰落(2008-2011)
2007年，国资委在国有企业业绩评价中引入了评价股东利益导向理念的指标，比如经济增加值(EVA)，强制国有企业将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MetalCo模式”下，由于主要产品市场萎缩，控制实践逐渐转向了工作单位框架模式。2008年经济危机使得市场需求急剧下降，MetalCo的各个分支机构在其他竞争对手都缩减产量的情境下，依旧满负荷生产，最终造成巨大损失，业绩在国有企业中垫底。同时，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总部开展了两项成本节约运动，但在2014年的后续访问中，分支机构依然无法建立一个可行的供应系统。至此，MetalCo作为先前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标突然“失宠”，CEO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企业员工缺乏“正确思想”。因此，在没有完全放弃MetalCo模式的情况下，企业控制实践逐渐被毛泽东思想主导，并出现了“红线目标”的概念。和“MetalCo模型”参与式的目标设定不同，“红线目标”是未与分支机构协商过的、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业绩设定。对于MetalCo管理委员会来说，回归工作单位框架是为了快速找到替代解决方案并恢复公司竞争力。
研究结论
文章旨在探究世界大范围内意识形态向增强股东利益导向的转变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控制实践。文章引入了社会运动文献中出现的框架以及框架整合的概念，并将框架构建过程分解为了一系列不同的任务，详细的描述每个框架建构任务如何受到新兴意识形态和现存框架的影响。研究表明：长远来看，现存思想框架继续主导实地考察企业的管理控制水平，并且颠覆了先前在控制实践中灌输以股东利益导向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所做出的努力，这说明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系统起到了强大的稳定作用，并使人们对新兴的意识形态是否能产生更持久的效果以彻底改变控制实践产生质疑。从后续现场研究的进展来看，现存框架虽然对新兴框架的实施起到了约束作用，但是又在公司业绩出现危机时促使公司管理层启用新框架以解决部分出现的问题。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notions of enhanced shareholder orientation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control practices in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over a ten-year period. Drawing on the social movement literature and adopting a historically informed field study approach we examine how this took the form of a protracted framing process where an emerging, shareholder-focused frame interacted with the extant work unit frame embedded in Maoist ideology and the broader cultural system of Confucianism and imbued control practices with context-specific meaning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this interplay fostered varying degrees of frame alignment, deno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particular frames are congruent with those enacted by various social actors, and how this affected organisational action. We illustrate how the shareholder-focused frame challenged extant control practices but was also complemented and ultimately replaced by the work unit frame to address an escalating performance crisis. These findings lead us to reflect on how resistance to shareholder-focused control practices is brought about and what roles alternative and more deeply embedded frames play in constraining as well as enabling collective action. We also discuss how the approach to framing informing our analysis may complement cognate accounting research drawing on notions of performativ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