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ial Career Concern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the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

经理人的职业担忧与公司避税：来自IDD的证据

原文来源：Li, NZ, Shevlin, T, Zhang, WN, 2022, “Managerial Career Concern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the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9 (1) : 7-49.

编者按：虽然经理人对职业的担忧已被证明对他们的决策有影响，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担忧可能对经理人的避税动机产生影响。文章利用各州法院对不可避免披露原则（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IDD）的不同步采用，考察了经理人的职业担忧对公司避税的因果效应。由于外部就业限制的增加而导致的经理人的职业担忧会显著影响企业避税，而且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职业担忧的类型。对于那些可能担心被解雇的经理人，IDD的采用显著增加了避税行为。对于那些可能有外部晋升机会且不担心失去现有工作的经理人，IDD的采用显著减少了避税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市场对CEO能力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时，这些效应其任职早期更明显。文章还发现，IDD的采用会影响经理人改善公司业绩的激励。

一、研究背景

大量文献试图探究企业避税策略的决定因素。经理人薪酬相关激励被认为是这些决定因素之一。然而，已有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理人对潜在的解雇和晋升机会的职业担忧的影响，而这些担忧已被证明对管理决策的形成具有影响。文章利用州法院对不可避免披露原则（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简称IDD）的交错承认探究经理人的职业担忧如何影响企业避税。

IDD是一项法律原则，规定：如果公司的前雇员的新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该雇员向竞争对手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公司可以阻止该雇员为竞争对手工作。IDD限制了经理人的外部就业机会，因为他们通常会接触到公司的商业机密。

在美国，商业机密受州法律管辖。18个州承认IDD，其中3个后来拒绝承认。虽然大多数高管的劳动合同都包含限制了其流动性的竞业禁止条款（CNCs），但IDD仍然会减少高管的流动性，原因有二：首先，IDD在限制员工流动方面的范围比CNCs更广。其次，此前有研究发现20%至30%的高管合同不包含CNCs。

已有的研究表明，IDD的采用有效地限制了员工的流动性，改善了商业机密保护。Klasa等（2018）发现，相对于其他员工的流动性，各州对IDD的采用减少了经理人和可以接触到公司的商业机密的员工的流动性。州法院承认IDD后，企业更容易被竞争对手以获取人力资本为目的进行收购。

美国各州对IDD的交错采用/拒绝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来研究经理人的职业担忧（特别是对其外部就业的限制）对企业避税的因果影响。这种识别来自两个因素：第一，交错采用/拒绝减轻了对混淆事件的担忧。第二，州法院承认IDD，通常基于特定法律案件推动的法院裁决，是由与公司税收规划无关的因素驱动的，因此对税收规划决策似乎是外生的。

文章有几个方面的贡献：首先，经理人的职业担忧是避税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的发现有助于避税研究，特别是关于激励和避税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关于经理人薪酬相关激励对避税影响的研究，文章所讨论的激励是由于影响经理人职业担忧的法律制度，而不是由于薪酬合同。Graham等（2005）的研究证据表明，在改变管理决策方面，职业担忧比薪酬激励更有影响力。最近Lobo等（2015）和Goldman等（2017）的两项研究使用CEO任期来衡量职业担忧，并研究了对避税的影响，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与这两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章关注的是对经理人的外部就业机会的限制，作为职业担忧的衡量标准。IDD的采用能够检查两类职业担忧的影响。其次，文章对IDD经济后果的研究进行了补充。最近的研究表明，IDD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披露行为、盈余管理、成本结构、创新和并购活动。文章对这一新兴领域进行了补充，表明对IDD对企业避税和绩效有显著影响，更重要的是，影响的方向取决于经理人的职业担忧类型。

二、提出假设

在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存在代理问题的情况下，经理人在避税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其自身利益角度确定最优避税水平。经理人的避税成本主要包括税收筹划耗费的精力、声誉和职业成本，以及政治成本。收益包括更高的薪酬和其他与职业相关的福利，如工作保障和更多的外部就业机会。文章关注与职业相关的成本和收益或等效的职业担忧如何影响经理的避税动机。

文章假设，当与税相关的净职业收益更大时，经理人有更强的避税动机。一个关键前提是，更多的税收节省是否会为经理人带来正的净职业收益或成本。尽管税收文献认为声誉成本限制了公司和经理人的避税行为，但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合法边界内避税似乎对经理人的职业生涯有积极影响。Lanis等（2019）发现，当企业参与更多的避税行为时，CEO的声誉会得到提升，并获得更多的外部就业机会。Chyz和Gaertner（2018）的证据表明，当对避税的监管审查相对较宽松时，在法律边界内的避税有利于CEO当前的工作保障。尽管他们也发现，缴“过多”或“过少”的税都与CEO被迫离职呈正相关，但他们对前者的研究结果更为有力。他们发现只有当公司承受着相对较大的压力而不得不减少税收时，缴纳“过少”的税才与被迫更换首席执行官呈正相关。即使是激进的避税活动，Gallemore等（2014）发现，在公司宣布参与避税后，CEO的流动率并不会增加。因此，尽管避税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声誉成本，经理人的职业相关成本似乎很低。

避税的职业收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更多的税收节省可以向股东发出信号：经理人有能力识别和利用税收节省机会来改善公司业绩，因为税收节省导致更高的税后收益和现金流，通常被视为对股东有利。当经理人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时，内部和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会根据企业绩效（包括税收节省情况）对其进行评价。对经理人能力的不利评价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包括被解雇，失去外部就业机会；而有利的评价可以增加他们的薪酬、当前的工作保障以及外部就业机会。Koester等（2017）的研究表明，更多的税收节省有助于显示经理人的能力，与具有卓越能力的经理人会避免更多的税收的观点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税收节省可以为经理人创造净职业收益。由于州法院承认IDD对经理人外部就业的限制可以增加或减少他们避税的动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担心被当前工作解雇或寻求更好的外部就业。如果一名经理人一直表现不佳，有失去当前工作的可能，被称为“下行职业担忧”，由于IDD而导致的外部就业限制可能会增加失业成本。因此，经理人有动机在公司总部所在州采用IDD后进行公司避税，以积极地改变雇主对她能力的评价。然而，如果一个经理人在外部市场有良好的晋升机会，被称为“上行职业担忧”，由IDD导致的外部就业限制将降低经理避税的动机。由于在州法院承认IDD之前，经理人在寻求外部就业方面受到的限制较少，因此有动机避税，以便提高外部对其能力的评价。这种激励在州法院承认IDD后减少。

这些论点表明，州法院对IDD的采用可能会增加那些对职业生涯有负面担忧的经理人的避税行为。同时，对IDD的采用可能会减少那些有职业发展前景的经理的避税行为。因此，提出以下一组假设：

H1a：对于那些经理人有职业下行担忧的公司来说，当公司总部所在州承认IDD时，避税会增加。

H1b：对于那些经理人有职业上行担忧的公司来说，当公司总部所在州承认IDD时，避税会减少。

如果IDD的采用对避税的影响是由经理人的职业生涯担忧驱动的，那么预计，当经理人与避税相关的职业收益更大时，这种影响将更强。避税影响市场对经理人能力评价的前提是，经理人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市场就越会在观察到税收节省程度后更新其评估。因此，当经理人能力的不确定性较大时，H1a和H1b中预测的效应会更强。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经理的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IDD不会影响经理人避税的动机，从而影响市场对其能力的评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避税不会改变市场的评价。

H2a：对于那些经理人有职业下行担忧的公司来说，当公司总部所在州承认IDD时，对在公司任职最初几年的CEO，避税行为的增加更为明显。

H2b：对于那些经理人有职业上行担忧的公司来说，当公司总部所在州承认IDD时，对在公司任职最初几年的CEO，避税行为的减少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参考Balakrishnan等（2019），文章使用行业规模调整后的GAAP ETR（effective tax rate实际税率，以下简称ETR）和调整后的cash ETR衡量避税情况。

GAAP-ETR反映了通过永久性账面税收差异的避税行为，如投资于税收优惠资产，在外国税率较低的国家投资，以及参与导致税收损失而非账面损失的交易。Cash-ETR反映了永久性和临时性帐面税差异。较低的ETR值与较大的避税相关。参考Chen等（2010），文章删除了GAAP-ETR和Cash-ETR小于0或大于1的观测值。然后，将一家公司的避税行为与同行业中规模相似的公司进行比较，对GAAP-ETR和Cash-ETR进行行业规模调整后，得到Adj GAAP-ETR和Adj Cash-ETR。

为检验假设，需要将经理人分为两类：一种是担心失去工作而没有外部晋升机会（职业下行担忧）；另一种是在其他地方有可能晋升机会而不担心失去当前工作（职业上行担忧）。第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公司的相对业绩划分样本，用行业调整后的股票回报（Ind-Adj Return）来衡量。假设行业调整收益率相对较低的公司的经理人担心失去目前的工作，而行业调整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公司的经理人可能有外部晋升机会。第二种分类方法是参考Ali等（2019），根据管理能力对样本进行划分，用Demerjian等（2012）制定的管理能力评分（MA-Score）来衡量。假设在最低/最高等级的公司的经理有职业下行/上行担忧。

通过估计以下OLS模型来检验H1a和H1b：

（1）

Tax Avoidance是上文两种避税度量：Adj GAAP-ETR，Adj Cash-ETR；IDD为虚拟变量，承认IDD的公司年为1，否则为0。控制公司和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为了检验H2a和H2b，创建虚拟变量EARLY，如果CEO在任职前三年为1，否则为0。并对每个子样本进行如下回归估计：

（2）

样本期是从1979年至2009年。从Compustat获取会计信息，从CRSP获取市场信息，从ExecuComp获取CEO信息。从样本中剔除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类实体的ETR非常低或者为零。样本包含74,661个公司年观测数据。由于1989年之前没有现金税数据可用，文章将cash ETR的分析限制在1989年至2009年期间，样本由57163个公司年度观察数据组成。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H1a和H1b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对于低行业调整收益率（MA-Score）和高行业调整收益率（MA-Score）的子样本，文章分别报告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公司在采用IDD前后Adj GAAP-ETR和Adj Cash-ETR的均值，然后计算DiD。

A组（C组）显示，对于行业调整收益率较低（MA-Score较低）的公司，即经理人存在职业下行担忧的公司，Adj GAAP-ETR 或Adj Cash-ETR的DiD显著为负，这表明，相比于对照组公司，实验组公司的经理人在采用IDD后增加了避税。这一结果与H1a相一致。

B组（D组）显示，对于行业调整收益率较高（MA-Score较高）的公司，即经理人存在职业上行担忧的公司，Adj GAAP-ETR 或Adj Cash-ETR的DiD显著为负，这表明，相比于对照组公司，实验组公司的经理人在采用IDD后减少了避税。这一结果与H1b相一致。

表 2 - 单变量分析

基于行业调整收益率划分的子样本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报告了不含控制变量的模型和完整模型的估计结果。

A组显示了低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的结果，在两个模型中，两个ETR指标估计的IDD系数均显著为负。第2列和第4列中的完整模型的结果表明，在经理人有下行职业担忧的公司，公司总部所在州承认IDD后，调整后的GAAP ETR和cash ETR分别减少了1.4和2.9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H1a相一致。

B组显示了高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的结果，在两个模型中，两个ETR指标估计的IDD系数均显著为正。第2列和第4列中的结果表明，公司总部所在州承认IDD后，调整后的GAAP ETR增加了1.0个百分点，调整后的cash ETR增加了2.1个百分点，这与H1b一致，当经理人有上行职业担忧时，IDD的采用实际上减少了经理人避税动机。

为了进行比较以及保证实验的完整性，文章在C组展示了中等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的结果。IDD系数不显著。因此，对于行业调整收益率中等的企业，IDD的采用对避税没有显著影响。

表 3 - IDD与公司避税（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

基于Demerjian等（2012）制定的管理能力评分（MA-Score）划分的子样本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与表3的结果基本一致，提供了与H1a和H1b一致的进一步证据。

表 4 - IDD与公司避税（MA-Score子样本）

DID分析的一个重要假设——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没有采用IDD的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公司在避税水平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恒定的。为了提供平行趋势假设有效性的证据，文章进一步探讨。将模型（1）中的IDD替换为几个虚拟变量：IDD Adoption(-2)，IDD Adoption(-1)，IDD Adoption(0)，IDD Adoption(+1)，IDD Adoption(2+)。IDD Adoption(-2)表示如果公司总部所在州在两年后采用了IDD，则等于1，否则为0。其他虚拟变量定义类似，除了IDD Adoption(2+)表示如果公司总部所在州在两年或更长时间前采用了IDD，则等于1，否则为零。时序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A（B）组报告了低（高）行业调整收益率或管理能力得分的子样本的结果。除A组第5列外，IDD Adoption(-2)和IDD Adoption(-1)系数均不显著，支持平行趋势假设。IDD Adoption(0)不显著，而IDD Adoption(+1)和IDD Adoption(2+) 均显著（A组为负，B组为正）。不显著的结果与经理人改变税金需要一定时间的预测一致。

表 5 - 时序分析

为证实表3和表4的研究结果，文章进一步使用两个伪IDD采用年进行伪事件分析（pseudo-event analysis）：对照组实际采用年份的前后5年。将IDD替换为IDD-pseudo，这是一个基于伪IDD采用年份的重新定义的IDD，结果如表6所示。正如预期的那样，IDD-Pseudo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都不显著，减轻了表3和表4中的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随机因素的担忧。

表 6 - 伪事件分析

表7和表8报告了不同子样本对H2a和H2b的检验结果。基于行业调整收益率划分的子样本的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A组显示了低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的结果。结果与H2a一致，对于两种调整后的ETR，IDD*EARLY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该子样本中IDD识别对避税的正向影响。如表3（A组）所示，在CEO任职的最初几年这种效应更明显。

B组显示了高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的结果，结果与H2b一致，对于两种调整后的ETR，IDD*EARLY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子样本中IDD识别能够减少避税。如表3（B组）所示，在CEO任职的最初几年这种效应更明显。

表 7 - CEO任职阶段影响（行业调整收益率子样本）

基于MA-Score划分的子样本的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得到了与表7一致的结果。

表 8 - 表 7 - CEO任职阶段影响（MA-Score子样本）

综上所述，表7和表8的结果与H2a和H2b的预测一致，在CEO任职早期，IDD识别对避税有更强的影响。

五、进一步分析

文章探讨了避税效应的可能路径。

首先，文章探讨了IDD识别对激进避税活动和避税天堂使用情况的影响。经理人为了积极地改变劳动力市场对自身能力的评价，预期经理人将在法律范围内通过“良性”的税收规划实现额外的税收节省，因为激进的税收策略，是高风险的，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文章采用Wilson（2009）制定的避税评分（Wilson-Shelter）来衡量避税活动。文章还研究了避税天堂的使用，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将收入转移到避税天堂，以降低税金。然而，使用避税天堂可能会引起媒体的负面关注，这可能会对经理人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文章使用以下变量来衡量避税天堂：避税天堂使用指标（TaxHaven）；1+公司在避税天堂国家的子公司数量的自然对数（HavenSubsidiaries）；（1+公司在避税天堂国家的子公司数量）的自然对数（HavenCountryPresence）。结果如表9（A组）所示。估计的IDD系数均不显著。结果与预测一致，即经理人不太可能通过改变避税活动或避税天堂的使用来应对公司总部所在州对IDD的采用。

接着，文章探讨主要的税收管辖区。计算每个管辖区的GAAP ETR：Federal-ETR，State-ETR，Foreign-ETR；使用前文方法计算行业规模调整的ETR：Adj Federal-ETR，Adj State-ETR，Adj Foreign-ETR。并使用这些ETR作为因变量估计模型（1）。结果如表9（B组）所示。对于那些经理人有下行职业担忧的公司，IDD的采用降低了联邦和州的ETR，而对于那些经理人有上行职业担忧的公司，IDD提高了联邦和州的ETR。在所有子样本中，对Foreign-ETR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面对IDD，公司改变了对联邦和州的税收策略，但没有改变其对其他国家税收的策略。

表 9 - 路径分析

可以注意到，在表3和表4中IDD采用对调整后的cash ETR的影响一般大于对调整后的GAAP ETR的影响。这一证据表明，除了与永久性账面税收差异相关的税务筹划策略外，经理们还采用基于递延的税务筹划策略。

文章进一步研究了对IDD的采用如何影响公司业绩，结果如表10所示。第1-4列的因变量分别为：税前收入（不含非经常性损益）/滞后资产（PRETAX ROA）；税前收入（不含非经常性损益）/销售额（PRETAX MARGIN）；经常性损益/滞后资产（ROA）；经营性现金流/滞后资产（CFO）。对于低行业调整收益率和低管理能力子样本，IDD的采用增加了所有绩效指标；而对于高行业调整收益率和高管理能力子样本，IDD的采用降低了所有绩效指标。这些结果与前文中发现的避税效应一致，也与文章主要结论一致。

表 10 - IDD和公司业绩

六、研究结论

文章利用限制经理人的外部就业机会的IDD，考察了经理人的职业担忧对其企业避税的因果效应。证据表明对于那些可能担心被解雇的经理人，IDD的采用显著增加了避税行为。对于那些可能有外部晋升机会且不担心失去现有工作的经理人，IDD的采用显著减少了避税行为。这些效应在CEO任职的最初几年更为明显，因为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的能力更不确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些避税效应是通过联邦和州税收而不是他国税收发挥作用的。此外，这种影响是由于基于递延的税收规划和永久账面税收差异进行的税收规划。文章还发现，对于那些可能担心失去当前工作的经理人的公司，IDD的采用增加了经理人改善公司税前和税后业绩的激励。相比之下，对于那些经理人可能有外部晋升机会且不担心失去当前工作的公司来说，IDD的采用降低了他们改善公司业绩的动机。总之，由于外部就业限制的增加而导致的经理人的职业担忧会显著影响企业避税，而且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职业担忧的类型。

原文地址：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911-3846.12726

ABSTRACT

While managers’ career concerns have been shown to be influential in shaping their decisions,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of the impact such concerns may have on managers’ tax avoidance incentiv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usal effect of managers’ career concerns on tax avoidance using the staggered recognition by state courts of the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 (IDD), a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doctrine that places greater restrictions on managers from joining or forming a rival company. We argue that the IDD recognition increases the cost of job loss for managers whose current jobs may be in jeopardy,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incentive to avoid taxes in order to positively change their current employer’s evaluation of their ability. The IDD recognition also reduces outside opportunities for high-ability managers, and thereby reduces their incentive to avoid taxes in order to positively change external employers’ evaluation of their ability.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we provide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ese predictions. We further show these effects are stronger for CEOs in their early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focal firms when the market is more uncertain about their abilit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nagers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tax avoidance on their career outcomes when making tax avoidance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