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Fraud Allegation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ing
中文标题：欺诈指控和政府承包合同
原文来源：Jonas, Gerardo. 2019. “Fraud Allegation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7(3):675-719.
供稿：徐昀斐
封面图片来源：Pexels
编者按
文章研究了被指控欺诈后，公司与政府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在成交金额以及合同设计上的变更。文章通过实证设计研究了公司欺诈在政府承包领域的经济后果，对声誉假说提供了研究思路，并在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方面带来了新的见解。
研究背景
美国政府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单一买家，每年的合同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文章希望通过实证验证在公司被指控欺诈后，其与政府的客户关系是否会破裂，以及对合同金额和合同设计带来怎样的影响。基于政府与公司的合同关系，文章利用《虚假指控法案》（FCA）的数据展开研究。
理论基础
根据声誉假说的原理，欺诈指控会损害公司的声誉，给企业带来负面后果，甚至导致交易关系的破裂。即使指控被证实是错误的，公司也将为声誉承担责任。因此有理由认为，在被指控后，联邦政府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合同金额会减少。但是，由于指控可能被政府视为无意义或者误导，则不会导致合同金额减少。因此欺诈指控对合同金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另外，政府可能通过改变合同条款来减轻公司声誉带来的不确定性。在政府采购中，合同设计主要包括固定价格和成本加成合同。在固定价格合同中，承包商以固定价格为政府提供产品或服务，同时承担与成本超支相关的所有风险；在成本加成合同中，收入等于生产成本加利润率，因此更容易被操控。由于欺诈指控增加了风险，因而政府可能不愿意承担这一风险，从而减少成本加成合同。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以政府采购合同可用数据的第一年，即2000年开始，排除医疗相关案例、缺少数据的案例。根据Engstorm(2013)从司法部收集的数据，并对案件和被告进行手工匹配，最终样本包括针对195家被控欺诈政府的上市公司的296名举报人指控。文章对指控案件的年度分布、行业分布进行描述统计，被控欺诈案件主要针对国防部、卫生服务部和总务管理局。
政府合同信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财政服务局官网，包括自2000年以来65个联邦政府所有金额超过2.5万美元的合同，内容包括总价值、承包商和代理机构信息。文章根据FARs将合同类型分类为固定价格或成本加成合同。
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自Compustat数据库，最终样本包括4012份公司季度财务报告。文章对合同金额、合同内容、合同设计类型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分析。
2.变量定义
模型中的因变量的含义包括：政府签订的合同中被控涉嫌欺诈公司的金额占比、与被控涉嫌欺诈的公司签订的成本加成合同的金额占比。
Treatment变量在提出指控之后的八个季度的窗口期内取值为1，在指控前八个季度取值为0。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竞争力、销售成本、财务杠杆等。另外文章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政府财政季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控制跨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合同差异。
3.模型构建
文章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欺诈指控对客户合同的影响。回归模型为：
模型刻画的一重差分是在指控发生前后政府与被指控公司是否签订合同的变化。二重差分刻画了在所有被指控的公司样本中合同设计的变化。
1.合同总金额
实证分析的第一步是检验被指控涉嫌欺诈的公司和政府的合同金额是否降低。为此，文章以政府与被控欺诈的公司签订合同金额占政府合同总金额的百分比作为被解释变量，验证在指控期间公司声誉是否受到负面影响。Treatment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因此政府并不会对指控立即作出反应，减少与被控公司的合同金额。
2.合同设计
如前所述，对于固定价格合同，政府仅需要核实是否收到合同协议规定的货物或者服务，而成本加成合同中，政府还需要监控资源的有效使用以及成本是否恰当计量和报告。有文献表明，成本加成合同使政府承担更多风险，而且更容易被欺诈和滥用。而由于指控在调查期内通常处于保密状态，因此官员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更加强硬，转向更有利的合同设计，而不会透露指控细节。FAR 16.104指出承包商的声誉是合同类型的关键决定因素，并要求官员尽量减少使用成本加成合同。
文章研究了政府是否修改其与被指控公司的合同安排，减少成本加成合同。为此，模型的因变量设置为与被指控欺诈的公司签订的成本加成合同金额占政府合同总金额的比例。回归结果显示，Treatment系数为负且显著，第一列系数为-0.021，即政府与被控欺诈公司签订的成本加成合同总金额减少了14.1%。考虑到固定效应，在第二列和第三列中，减少比例分别为18.8%和21.5%。
-表1- 政府与被控欺诈公司的合同设计变更
3.影响机制分析
在这一节，文章探讨了主要结果是否集中在服务的采购上，以及联邦政府是否会通过改变同一服务的合同类型或者采购不同的服务来减少成本加成合同的使用。
（1）合同类别数量与合同设计
首先，政府将合同分为采购产品、购买服务和研发三大类。其中产品合同多采用固定价格合同的方式，而研发合同由于高风险而通常使用成本加成合同。基于样本的描述分析，所有的成本加成合同中，产品合同金额占比6%，服务合同占比22%，研发合同占比58%。文章推测服务合同是最可能以固定价格合同来替代成本加成合同的。
在对合同类别进行划分后，文章重复了之前对合同金额和合同类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合同金额并没有显著减少，但是在三类合同中，服务合同中的成本加成合同份额显著减少。
-表2- 不同类别的合同对合同类型的选择
本文还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1）考虑另一种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的方法，使用 Hassan 等人(2019)提出的一年中公司层面的政治风险指标PRISK 的平均值（基于参与者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电话会议中以与政治话题相关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为中心的对话份额）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指标。结果发现 PRISK的系数显著为负，与EPU 指数类似，对游说发起的可能性也有负面影响。（2）为了解决非游说公司在证券交易所新上市或退市而进入或退出样本而产生的偏差，使用平衡面板重新进行分析，与表2结果类似。（3）还使用游说公司的虚拟变量 LOBBY，并使用包含游说公司和非游说公司的样本替换INITIATION，允许公司重新进入或退出游说过程，得到的结果一致。
（2）合同替代VS.服务替代
对于被指控的公司，政府有两种选择。合同替代，即继续从被指控的公司购买相同的服务，但价格条件不同；服务替代，即购买其他更适合固定价格合同的服务。为此，文章研究了指控发生前后，政府从被指控公司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变化，以及购买同一服务前后，合同的设计是否发生变化。
在确定对应的窗口期以及合适的对照组后，回归结果发现：对于被指控的公司样本，被指控后一年购买相同服务的金额占比65.2%，与被指控前一年68.2%相当。另外，对于同一公司同一服务，被指控前一年有4.2%成本加成合同转变为固定价格合同，而指控后一年显著上升至8.2%，第二年到9.3%，但这些变化并不显著。
在处理组与对照组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后，文章报告了不同时间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在指控发生后一年，处理组以固定价格合同取代成本加成合同的比率比对照组增加3.3%，而被指控后的第一和第二年，处理组在成本加成合同定价方式下选择购买新服务的比例比对照组下降6.6%和14.7%，但这些结果在统计意义上效果较弱。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窗口期内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
4.效应持续性
在这一节文章探究了被指控的公司和联邦政府间的关系在四年的窗口期内如何变化。回归结果表现出在指控提出后的六个季度中，成本加成合同的金额占比有所下降，而在提起诉讼之前，成本加成合同的金额占比没有变化。但是，回归结果并不都显著。
进一步分析
文章在这一节将通过进一步测试来排除可能存在的替代解释，并为文章结论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1.基于案件严重程度的回应
政府可能将指控欺诈的案件分为严重和非严重两种类型。为了验证这一可能性，文章以三种事后措施将案件严重程度进行划分：司法部是否干预、是否为司法部调查时间长度的前四分位、是否和解。在加入Treatment*Severe_Case交乘项后，回归结果表明在指控案件的严重程度还未定义前，更换承包商的成本较高，而一旦发现案件后果较严重，保持原有承包商的成本太高，合同金额也会下降。
2.基于政治关联的回应
公司的政治关联可能会影响政府对欺诈指控的反应。为此，文章将公司分为有政治关联和无政治关联的公司。区分的指标包括：是否有游说支出或对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贡献、游说支出和PAC贡献的自然对数、是否是前100家最大的政府承包商、董事会中是否有前任或现任政客。回归的结果显示，并没有因为具有更强的政治关联而使公司合同金额减少数量更低或更不会发生合同变更。
研究结论
文章研究发现，在被指控后，政府并没有减少与被指控公司的总合同金额，而是用风险更小的固定价格合同来替代成本加成合同。另外，成本加成合同比例的下降主要集中在服务采购方面，这种效应主要是由合同替代和服务替代共同驱动的。一旦政府结束对被指控公司的嫌疑调查，对于和解案件相关的合同金额会随之减少。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fraud allegations affect firms' contrac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Using a data set of whistleblower allegations brought under the False Claims Act against firms accused of defrauding the government, we find that federal agencies do not reduce the total dollar volume of contracts with accused firms; however, they substitute approximately 14% of the harder-to-monitor cost-plus contracts for fixed-price contracts. This effect is concentrated in the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and explained by contract and service substitution. Finally, we find that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government reduces the contract dollar volume by approximately 15% for cases that resulted in a settlement.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ntract-design changes are used to mitigate uncertainty in suppliers' reputation.
